西方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出现，更没有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思想领袖和学说，西方的精英阶层陷入迷茫，由此带来了自信心的下降。一个不自信的西方加深了其对中国的猜疑。努力化解西方的猜疑无疑是中国崛起的必修课。
中国改革要防止“碎片化”倾向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行政教研室主任）
未来三十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从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防止“碎片化”倾向，中国改革路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转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
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到了“战略转型”的高度，即从目的性、整体性、长期性、全局性和重要性思考改革大局的时候了。对“改革文本”的解读不能简单地以“问题”为导向，使改革呈现“碎片化”现象，“按下葫芦起了瓢”，给人一种改革处于无序、无果的循环状态的印象。本着对历史和国家民族负责的精神，我们必须用战略思维思考中国改革大势和未来走向。
战略思维首先既是一种关于发展目的和价值的思考，是基于国家体制和宪法原则的思考；也是一种基于现实要求的思考。这就是说，要做好中国改革与发展这篇大文章，既要有历史意识，明确我们这一代人在社会主义和民族发展史上的历史定位；又要有现实意识，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确定我们在新阶段改革的关键任务，力求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分析，共和国在风雨中走过了发展特征分明的两个30年，发展的基本价值链和逻辑线索非常清楚。我把从1949到1978的第一个30年概括为“以政治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目的是要解决社会主义政权的建设、稳定和发展问题。在前三十年我们讲意识形态，注重政治价值，思路很清楚，我们的叙事框架和概念体系就是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讨论中国的发展走向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学习的是苏联模式。后来到“文革”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的变化，我们讲“三个世界”理论，用“三分法”代替对世界的“两分法”。“三个世界”理论就有点淡化意识形态，这是国际关系格局变化使然，但这为下一个30年改革开放清除了一些意识形态障碍。
1978年到2009年是第二个30年，是“以经济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可以说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搞市场经济，我们在理论上学习的“文本”是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中我们偏重于西方模式。于是我们很少提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少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分析框架来分析问题，我们换了个词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基本上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里面说话、写文章。但是新自由主义有一个特点，它有意识形态支撑，或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而中国经济学发展这三十年，一是基本照搬西方那一套对经济改革进行指导，二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形态或发展价值支撑，致使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社会问题丛生。所以，在这三十年，中国没有像样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基本概念、话语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或是新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价值支撑，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形态支撑。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实现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天下为公”的梦想，几乎没有纳入我们学术或政治经济精英的思考范围，这是很悲哀的。
从2009年开始我们步入第三个30年，我认为重点是“以社会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结构性改革”和实现“社会共同治理”是改革的核心议题，中国正式步入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后改革”时代。我们目前确实到了一个需要从战略和价值高度思考改革发展问题的时候了，而不是纠缠于技术的、细枝末节的经济手段改革进行论争，也不是为了回应社会热点问题进行零敲碎打式的“碎片化”改革，而是应该从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逻辑的角度推进改革进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向来追求三个正确，一是政治正确，二是事实正确，三是义理正确。统观社会发展全局，认真领会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仔细梳理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理性思考人类文明的走向，我们就会知道，要摆脱改革“碎片化”的倾向，使“以问题为中心的改革”让位于“以体制为中心的改革”，就要下决心进行“社会结构性改革”，就要关注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改革要遵循宪法原则，深入到价值和体制层面，这是改革进程的逻辑要求。因此，我们不论是在概念框架、叙事方式上，还是在话语形式和分析路径上，都要跳出两个框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一个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框，构建符合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逻辑和解释体系。
总的来说，通过对近些年社会现实问题、各种资料和数据的分析，我觉得有五个重大问题影响社会和谐，具有酿成“颠覆性危机”的因素，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我们必须面对。这五大问题是：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失业或就业的问题；社会信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零敲碎打、头疼医头式的改革来实现，而要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社会结构性改革是指社会资源和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体制性和价值性改革，是有效解决五大社会问题的基础性改革，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前行。
要扎实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改革的战略路线图或制度逻辑，就必须从体制机制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角度寻求突破口，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四个重大转变，赋予改革以目的和价值内容，摆脱“碎片化”倾向。
一、实现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转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经由“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转变。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显现，一个主要后果是造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
因此，未来三十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从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我认为，未来十年，GDP增长不是第一位的，尽管仍然很重要。而以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为推动力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政治和谐与政治民主是第一位的，建立安全有效的、具有凝聚力的公平社会是第一位的。
二、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十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制度性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共同治理”。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良好发育，是实现由“政府单独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但是我们现在对“共同治理”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是严重扭曲，致使“政府治理”战线过长，管理难度加大，社会问题丛生。
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个说法，人均GDP6000美金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2010年人均GDP4000美金左右，如果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能达到6000美金左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容纳量只能是6000美金，超过6000美金这个节点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了。人均6000美金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个考验，如果我们没有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共同治理，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腐败继续是社会的毒瘤，社会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
三、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现在我国的城市化是46％左右，如果说按每年l％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城市化率可以达到60％，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经验证明，消费型和休闲型社会的形成，城市化的拓展，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形成。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化或普遍化的特征。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公民对“幸福”和“尊严”的强烈追求，而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平稳完成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向公民社会的平稳过渡，在制度安排上真正实现人民的“五权”是关键。
四、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向公民协商性权力的转变，从政府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个转变能不能完成，标志着我们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不能建立，和谐社会能不能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稳固。目前，我国的某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管理层控制”现象很严重。在这些单位或部门，公共权力变成了领导者的私人权力，动不动以组织的名义胡乱决策化公为私、胡乱用人形成小圈子，单位内基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促使组织涣散，人心不稳，组织文化堕落，政府威信受损。
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一把手”专制，在公共组织形成一个管理层的小圈子，变公权为私权，而且这种状况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古人云：“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对政府的信心，民心向背是关键，而民心向背的基础是基层公共组织的活动状况。因此，我们不能漠视公共机构“管理层控制”的状况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就无法实现，我们的执政地位就会让这些败类给慢慢地葬送掉。
总之，从现实问题出发，改革要有新战略，实现社会稳定要有新路径，发展要有新模式。而要实现我们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价值，防止改革“碎片化”，实现“四个转变”是制度逻辑的必然要求。我一直以为，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新发展共识”，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建立一个“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这8个字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未来30年的改革，应该体现“新发展共识”的基本价值，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组织建设、公民社会发展这些基本路径，努力构建一个社会和谐、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
要成超级大国，能否达成共识是道坎
杨学军（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战略室主任）
未来中国，于国际，如何将经济强大带来的实力提升和影响力提高转化为吸引力乃至领导力，挑战巨大；于国内，如何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更公平地再分配，挑战巨大。面对内外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上下急需凝聚共识。一个没有共识的中国，上下内外不可能和谐，可能的前景是长时期的大而不强，超级大国不会来到。
一个占全人类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大国，要实现现代化，只能在超级大国的位置与能力上完成。
此前30年的中国，顺天道，释放自然能量，十亿人开门逐富，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对中国的未来，内外皆有不确定的声音。
由天然大国而“人造强国”，需要恰当的目标、体制模式、战略，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制度化，激励与惩罚分明。由制度化而来的透明，让人们可认知，可预期，从而最大化地降低、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中国的力量及在世界的位置
经济力量评估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居世界第二。回顾此前：2005年，中国GDP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赶超速度，震惊了世人，其实也出乎自己的意料。被誉为“中国奇迹”或许有争议，但称其为“中国经济奇迹”，名副其实。
展望未来，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包括西方在内的一些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认为，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毫无悬念的。只要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速度，美国保持年均2％的增长速度，到2033年中国将超过美国，这是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而在已经显露的人民币升值趋势下，以年均升值2％计，到2028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
如果再把中国通胀速度高于美国计算进来，则2025年以前就可以超过美国。迄今为止，最为乐观的预测是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跃升世界第一。
当然，这样的未来能否兑现，取决于诸多前提和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项：其一，没有战争，包括严重地区冲突；其二，经济全球化没有瞬间逆转（包括美国因金融危机长期不振）；其三，中国内部没有大乱（包括中断改革开放）。至少于目前，“没有”的可能远大于“有”，乐观胜于悲观。在这点上，中国领导层的判断值得关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总特征做出了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综合国力评估
国际社会在肯定中国经济力量迅速提升的同时，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评估分歧颇大。
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包括军事力量、科技能力、文化影响力、国际认可程度，等等。有学者认为，中国跟美国一样是“全能冠军型国家”--美国是现在的全能冠军、中国是潜在的全能冠军。所谓“全能”是指既有硬实力又有软实力，这是相对于日本、德国等“单项冠军型国家”而言的，日本曾被称为“经济动物”。
硬实力是看得见的，可以用统计数字表达，最有代表性或最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GDP，中国GDP的连年超越，是中国硬实力崛起的最明显体现。而软实力无法用数字表达，它最初由约瑟夫·奈提出，主要指三个东西：一是核心价值，以及和核心价值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安排；二是文化吸引力，包罗甚广，甚至涉及商品品牌；三是战略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