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中，新的全球化体系与老的全球化体系还相当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主要原因是后发国家还依赖于老全球化体系提供的金融网络进行贸易往来。新全球化体系要获得进一步成长、新兴经济体要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与其经济总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须摆脱对旧的全球化体系的金融依赖。过去几年中，中国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开展的货币互换，在这方面已做出探索，应以新兴经济体论坛为平台，在新兴经济体和后发国家间发展出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金融合作。新兴经济体和后发国家一旦真正在经济全球化上摆脱西方，老的全球化体系对中国的压力也就会化解于无形，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也就永远免于被孤立的状态。
中国无论寻求外交突围、长远发展还是国家复兴，其对外战略安排，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推动建设以欧亚大陆为依托的新的全球化体系。其最终结果，是要形成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三环”国际体系。在中国周围的是第一环即东亚、中亚和中东，东亚连结世界财源，中国与此区域内的国家形成工业分工体系，中亚和中东连结世界资源。中国要背靠此区域内的国家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相当的安全屏障。第二环是亚非拉广大后发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原材料和工业品交换，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主要面向这些国家。第三环则扩展到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国家。中国与之进行工业品和技术交换。中国要以“三环”结构来安排外交的轻重缓急和前后左右，这意味着中国须大幅调整对外交往的方向和内容，而不能一味延续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套路。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问题是通过新兴经济体论坛抓住节点国家。这个节点国家有两种类型：一是从全球层面来说可以产生地区影响力的国家；二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说处于地区性或全球性交通枢纽地位的国家。在新的对外交往、地缘政治安排中，在全球各处活跃的“中等强国”，以及处在欧亚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即节点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等，才是中国需要优先考虑、重点打点的交往合作对象，而非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
公平分配仍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行政教研室主任）
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和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以公共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配置的改革，是从制度安排上确实实现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改革。只有人民群众成为改革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
中国发展史的现代解读纷繁庞杂，既有“崩溃论”的噪音，也有“奇迹论”的奢谈。因此，如何理性地认知和客观地分析中国的发展实际，以免被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奇迹论”、“威胁论”等论调模糊我们的视听，干扰我们改革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习惯上，我们把那些匪夷所思的事称为“奇迹”。而中国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我们正确的改革策略和人民群众积极性充分调动的结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我们的“政策设计”之中，没有什么“奇迹”可言。我们的改革与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过程，或者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过程，这一过程仍在继续。未来30年，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较之第一个30年要严重得多，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在成为关键的“改革议题”，成为能不能成就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制度安排。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人的“现代叙事”确实很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还是GDP的增速和总量。我们的GDP总量30年间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速近10％，目前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这在世界发展史上的确很少见。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人类文明史的绝大多数时段，中国的人口与GDP总量一直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即使是在1840年中国陷入屈辱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还占世界的19.6％，排名世界第一，远远高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人口占世界的30％以上，也是世界第一，当时世界的总人口也就是大约11个亿。较为典型的是大宋王朝，其GDP总量最高曾达到占世界总量的50％以上，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大宋王朝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最后轰然倒塌。
这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衡量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经济发展不是唯一的标准。经济发展只是为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能不能利用这个物质基础实现富民强国，良性的制度安排是关键。我们经常讲“发展陷阱”，根据国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我国未来五年正处于“发展陷阱”阶段，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面临着解决贫富差距和权力腐败两大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建设任务，能不能做好，取决于我们的民族智慧和政策选择，否则，我们也可能陷入“发展陷阱”。
未来30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高速发展，续写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除了从经济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一些生产要素方面的约束以外，关键的制度前提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使相对滞后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创造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GDP总量仅有2680多亿美元，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因此，改革的目标相对比较单一，制度设计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让人民尽快地富起来，甚至为了发展，我们还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对策，这在当时的发展环境下无疑是正确的。但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近6万亿美元，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贫困”问题变成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而社会公正这一概念历来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是一个社会合法性的基本价值指标。
这就是说，未来30年，中国改革将步入一个新阶段，上一个新台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任务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所决定的，我们讲要“改革顶层设计”，一个重要意蕴就是要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防止片面性的认识，错失改革良机或改革的“机会窗口”，为国家和民族酿成危机或灾难。否则，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人民是不会宽恕我们的。
诚然，现在我们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家实力确实增强了。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主角”之一。可以预料，在未来30年，特别是在中国发展关键“爬坡期”的未来10到20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奉承”我们的言论，还是“骂杀”我们的言论，都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目的的“正常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那些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或为新的资本主义危机寻找出路的人，会不断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和障碍。事实上，各种资料显示，利用军事资源、话语资源、地缘资源、经济资源等“围堵中国”的“大戏”已经开场。
更为严峻的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同时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变迁”任务。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人民的幸福与尊严得到普遍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改革任务刚刚起步，异常艰难，其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社会良心”。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和价值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我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基本维持，一个关键环节并不是发明了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制度，因为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利用这一制度为民族国家服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在利用这一制度形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一个关键环节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不断创新社会分配的新方式，比如社会福利制度等，从而有效地消解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实现了基本的社会公平。社会发展过程的中断，除了外来入侵之外，大多是由社会内部分配不公所引起的。中国的发展转型，说到底是社会结构性转型，是社会价值和资源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以公共精神对公共权力进行配置的改革，是从制度安排上确实实现了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改革。只有人民群众成为改革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一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目前，中国改革发展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以下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未来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燃点”问题，也是我们“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只有这五大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让人民满意、具有幸福感。没有价值内涵和制度保证的经济增长有可能造就一个失败的社会，这就犹如一个快速行驶在路基不实的轨道上的高速列车，出轨是迟早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GDP神话几乎弥漫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但事实上GDP只是权衡和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一个简单指标，只是家庭、企业和政府支出的总和加上净出口值。它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不能反映一个国家个体国民的富裕程度，更不能反映社会公民的幸福程度。GDP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在高速经济发展下的深刻的贫富分化，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国民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它也不能解释经济快速增长所掩盖的权力腐败。一句话，它不能解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而一个国家或社会能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是不是和谐幸福，关键还在于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在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在于公共政策的质量，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保障。离开了这些关键性领域的改革，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理想也不可能实现。
我始终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国家，在国民具有勤劳、智慧、和平、服从、亲和政府等诸多优良品质的国家，只要政府能够正确地、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按照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原则运用权力，清正廉洁，经济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就会安静祥和，人民就会幸福安康，国家就会兴旺发达，我们也就不会把中国的发展看成“奇迹”，而会把它看成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一句话，中国未来能不能快速发展，既取决于我们对核心价值的践行，也取决于公共政策的质量和制度建设的能力。
政府要逐步适应有矛盾、有冲突的社会
邓聿文（《学习时报》副编审）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中，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必须建立一个利益均衡机制，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来消除社会矛盾。一个好的制度和一个坏的制度，它们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矛盾、冲突，而在于这个制度、这个社会能否容纳矛盾和冲突，容纳的能力有多强，以及能否建立制度化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否则，当矛盾和冲突还处在萌芽的时候，政府就会惊慌无措、草木皆兵，这样的处理问题的态度显然不利于社会建设。
去年，中央在党校举行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在讲话中把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提高到事关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这无疑向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做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在当下的中国极其重要。从某个角度来看，的确如此，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要想实现所谓的“中国世纪”，必须补上社会建设这块“短板”。如果说经济建设解决的是人的温饱问题，那么社会建设解决的就是温饱之后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虽然与经济建设有着直接的甚至基础的关系，但在基本的生存解决后，能否更好地发展其实更多取决于社会建设。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的工作。而要做好社会建设，在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须在以下几个关键的问题上有所突破，否则，沿用现在的思路搞社会建设，势必事倍功半。
第一个问题：社会建设是赔本的买卖吗？
某种意义上，社会建设可说是掏钱的活，只有付出而没有进项，于是乎，对一些被以GDP为政绩导向浸淫多年的地方政府而言，大搞社会建设就是赔本的买卖，对地方的财政收入是个考验。
从现实来看，地方的财政收入普遍的不宽裕，而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很多地方政府对官员的要求依然是GDP挂帅，工作好不好依然看招商引资的绩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