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选举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它的一般价值是不应该否认的，我也不认为要永远排斥这种形式。但这是抽象地说，如果具体讲，从世界历史以及现实情况分析，确实可以看到，这种竞争性选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在社会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在一个矛盾比较多、分歧比较多的社会里，就是对立、竞争、割裂。因为政治上有一个法则，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人支持。竞选是一种政治制度，竞选中首先要确认社会的分歧点，来确定我的立场，我的代表性问题。我代表这一部分人，你代表另一部分人，你我是对手，相应地被我们代表的两群人似乎也就对立起来了。然后就是竞争。还有一种现象，在西方历史上，比如法国，一共有五个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变成了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变成了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差点变成第三帝国，第四共和国是历史上非常混乱的一个时期，平均半年就换一个政府，只有到了第五共和国，法国的民主政治才逐步稳定下来。这也说明，民主有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到现实的条件。过去我们说，中国不能采取竞争性选举是由于民众的素质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西方这样富裕的、相对比较稳定而且共识比较多的社会里，竞争性选举的负面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在一个转型期社会，在社会矛盾比较多的时期，如果选择这样一种政治形式，情况就会很不一样！对于竞争性选举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对历史、对国家多加一番小心，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份责任心和良知。
中国以后是怎么样的，是什么制度，大家都在观察。我的观察，中国今天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观念在推动，而是来自现实、来自实践的压力在推动。比如在基层，一些地方政府主张对干部的任用制度采用三种方式，考选、推选、民选。这是一种改变。选举的因素在增加。根据近一时期所做的调查，我发现有三个因素在实际推动着选举：不准、不公、跑官要官。所谓不准，就是上级特别是“一把手”，认为现有的方式经常选不准干部，选了半天，看这个人挺好，结果上来是大贪官一个，抓起来了，很震动。第二是不公。现在我国公务员、领导干部的个人价值基本上是以官阶大小为衡量的。可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一条道，只要没选上自己，选别人了，总会觉得不公平，不服气。这也成为干部要求改革选拔任用制度的一种动力，如果重新洗牌，至少自己在理论上就获得了机会。第三是跑官要官，现在这弄出很多事来。改为群众推选和考选，突然告诉你，有200人投票决定谁上谁下，你还跑得过来吗？！这个现实的压力也在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哪里？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当今社会利益多元化了，掌权者需要相应多元的支持和依附者。中国知识分子在数千年农业社会里一直坚持的“良知”精神，在现在商业革命的冲击下很快就解体了。失去了这个“忠诚”的群体，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里面只剩下“依附型”知识分子了，要不依附权力，要不依附利益。一旦人的思维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思维就有了边界，知识就没有了想象力。
中国没有这个以解释事物和世界为使命的知识群体，因此知识分子如果要得到权力，就会倾向于求助于权力。令人们非常惊讶的是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强大。即使从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了，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竟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仍然可以用分类传统知识分子的方法，对当代的知识分子作分类。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没有变，但名称和内容则有变化。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和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当代知识分子仍然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类。根据前面的顺序，我们先来看体制外的那些对权力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传统上，这个群体是道家。当代中国也存在着“道家”，他们对知识感兴趣，自愿边缘化。和传统“道家”不一样，除了在宗教意义上的当代道家外，这个群体的很多人不得不关注社会现实。不过，这个群体不大。下面会强调，商业化已经完全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传统道家所拥有的生存环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这个群体传统上是儒家，但现在则比较复杂。这里有几个变化。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传统儒家里面的“规范”“忠诚”派已经接近消失。传统儒家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尽管人们可以批评说“忠君”和“爱国”应当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君”并不是“国”呀！但这个思想太过于现代，因为无论中外，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人们把两者是等同的，即“君”就是“国”，至少“君”代表“国”。实际上，在一些忠诚的儒家那里，这两者也是有区分的。有时，儒家对“国家”的忠诚连“君”也接受不了。说真话是有很多代价的，一些儒家为了“国家”而批评“君”导致生命的丧失。这里，不管是为了“君”还是“国”，很多儒家的忠诚是绝对的。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长达数千年，儒家的这种忠诚精神从未消失。这也就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良知”。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非常重要。传统中国的王权所受的制约不多，由知识分子的这种“良知”所产生的道德对帝王的影响算是相当重要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忠诚者（“忠丞”）一直为后人所尊敬和仰望。
当代知识分子面对更多诱惑
但是，这种知识的“良知”在很快消失。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外在世界的无穷的压力和诱惑。传统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压力和诱惑只来自权力。物质和经济利益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即使有，也不具实质性。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里，知识分子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人们称知识分子为“清高”，也就是说，他们和经济利益不是一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知识分子的信念。现在呢？现在的知识分子面临权力和物质利益双重的压力和诱惑。中国知识分子在数千年农业社会里一直坚持的“良知”精神，在现在商业革命的冲击下很快就解体了。失去了这个“忠诚”的群体，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里面只剩下“依附型”知识分子了，要不依附权力，要不依附利益。
体制内依附型知识分子现在也很复杂。传统上只有儒家这个群体，但现在有很多群体。依附类型的多元化至少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当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了，掌权者需要相应多元的支持和依附者。其次，这也说明了权力这方面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个事实。儒学是传统王权的意识形态，数千年不变。但是今天的政权已经没有像儒学那么强大的意识形态了。在此情况下，掌权者就会到处寻找多元知识的支持，什么有用就借用什么。所以，即使是“依附型”知识群体中，不同的次群体之间是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冲突的。
各个次群体拿什么来依附和支持权力的呢？简单地说，有二。一是从西方输入的知识，二是从中国传统承继的知识。输入的知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版本的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承继的传统知识主要还是儒家学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儒家学说有了很快的复兴，主要体现在所谓的“国学”运动中。无论是西方输入的还是传统承继的，都是为现存政权辩护的。当然，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不管怎样，这两者都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权力，并且成为权力者的意识形态。辩护者对他们所持学说的信仰，并不亚于欧洲中世纪教会对宗教神学的信仰。
体制外知识分子也要权力
体制外的权力反对者又如何呢？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反对权力者也是为了权力。问题是这个群体拿什么来反对权力呢？实际上，和“依附型”群体一样，这里面也有两个次群体，一是输入的西方知识来反对权力，二是拿中国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来反对现存权力。
其中，第一个次群体是主流。清末以来，中国传统类型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方类型国家所击败。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从西方寻找“真理”。“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所谓“百家争鸣”。但所有这些百家都是从外国输入，没有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当然，当时也有知识分子坚持中国传统，但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各种外国的主义在中国互相竞争，非常激烈。早期，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很显然西方强大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五四运动”把西方的成功概括成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不难理解。但是，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自由主义在竞争中退出，胜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外在的条件和一个内部条件。外部条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革命的成功。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而苏俄革命的成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功。因此，知识分子很快就转向后者。内部条件就是在像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要实现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并没有什么现实可能性。很显然，西方制度是西方社会经济数百年发展的产物，很难移植到其它文化。
自由主义并没有演变成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价值则生存下来。除了蒋介石时代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掌权者试图恢复中国传统（也就是新生活运动）之外，在中国的土地上，历来是各种外国观念的竞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掌权者的意识形态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就成为其竞争者和反对者。不过，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观的人，和传统儒家的思维有惊人的一致性。上面已经提到，依附型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说，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中国也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中国所有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在批判者当中，也有人试图把西方和中国传统两者混合在一起，例如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
对解释世界并不感兴趣
很显然，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就是上面所强调过的，两者都是为了权力，非常类似于执政党和反对党一样。反对权力的目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自己拥有权力。第二，反对者也同样不是解释事物的知识体系。他们对解释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在改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知识产生者和拥有者，而是知识的使用者和应用者。第三，公平地说，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目标也是建设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国家。不过，他们的知识想象并不是基于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和理解，而是借用业已存在的知识想象。不同的主义就是他们从各种借用来的知识体系中所作的想象。第四，也和“依附型”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者同样是各种说教。他们用各种西方的价值或者道德来评判人、制度、文化。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动机来批判现实。
在西方，尽管也有为权力辩护或者反权力的知识分子，但其主体是那些解释事物和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国没有这个以解释事物和世界为使命的知识群体，因此知识分子如果要得到权力，就会倾向求助于权力。依附权力和反权力者因此具有同样的思维和行为逻辑。
对知识分子的几点启示
我们已经从“知识就是权力”的概念出发，讨论了西方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现实。从这个简要的讨论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也就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如下几点是很显然的。
第一，现实地说，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国的传统还会继续。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根深蒂固，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而且也是因为“依附型”知识体系背后是其庞大的利益，这块利益不会放弃。而“依附型”知识体的存在，也表明反对者的存在。他们之间是有机的对立，缺一不可。
第二，知识分子要对文明的进步负有责任。对中国文明最大的考验是商业革命。中国这个文明数千年是农业文明，没有经历过商业文明的洗礼。现在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文明如何发展，这是人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作为文明内在部分的知识分子，也面临商业文明的考验。
第三，知识本来就是力量和权力。谁生产出新的知识，谁就会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谁说思想不能产生物质呢？中国的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思想产生物质的另一种说法。在任何社会，知识分子都是想改造社会的。但如何改造社会呢？首要的任务是生产能够解释社会的知识体系。没有这样的知识体系，就不会有改造社会。
第四，中国的变革和社会进步，需要一大批独立但同时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能够投身于解释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权力或者其他利益，而是为了理解和解释事物（也包括任何社会现象）。尽管解释世界也可以产生力量或者权力，但这里力量和权力只是副产品。但不管怎样，只有在把世界解释好之后，才能把世界改造得更好。
第五，对任何一位知识分子来说，应当认识到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没有边界的，就是说，谁都具有潜力来构造知识体系。不过，一旦人的思维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思维就有了边界，知识就没有了想象力。中国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超越权力和利益之外，这是中国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最低条件。
穷国、富国与中国：新“三个世界”格局
李稻葵（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出一个崭新的三个世界格局。经济波动、金融动乱，仍然威胁着穷国未来发展。富国总体上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也是这一轮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受害者。中国不能够简单地归为穷国的一部分，更不能划为富国的一分子。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上，中国的利益诉求与穷国不同，与发达国家也不一样。中国自身的相对较快、较平稳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将发挥世界经济政治稳定器的作用。
金融危机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