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70岁的人功成名就，说自己前30年活得没有意义，我们会怀疑他有老年痴呆症。计划经济完成的是资本积累的任务，单个企业的成本收益和经济效益不能反映计划经济的贡献，造原子弹的国家安全收益，造大飞机的产业拉动效益，都不计入企业收益。而油矿勘探、科技发明的沉没成本是由国家承担的，也无法计入企业成本。
按照国际通行的指标比如GDP，必然低估计划经济而高估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的特殊增长因素是体制转轨，转轨是把在计划经济下积累的财富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转换成现实的GDP，因此转轨或者说改革是综合体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面贡献，绝非市场经济一方。把肯定计划经济积累的贡献说成是反对改革，是无知和偏见，或者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必须予以纠正。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许多在计划经济下不计算价格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计价了，如土地、资源和家务劳动；许多财政补贴取消了，相应地必须提高企业成本；物价提高要求工资增加。绝大部分统计只要不是实物指标而是价值指标，都是以价格为基础的，价格提高了，货币也会超额发行。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则是把未来收益通过贴现的方法变成现实货币财富，于是有股票和房地产的增殖。近年以来房地产业的大发展及其暴利，主要是由于国家让渡了地租。马克思指出的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在计划经济下基本为零，而在转轨过程中逐步具有了价格，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和购买者都有利益，其来源是计划经济积累的地租的让渡，是政府帮助拆迁造成的低成本。
改革初期大量实物经济和生产力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把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业发展全归功于分地是不公平的，计划经济时期培植的良种也起到关键作用；80年代初期的消费热潮是军转民的产物；大量国有企业的人才下海、兼职和技术外溢，给乡镇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本；在所有人都没有财产做抵押品的时候，是各级政府和国营单位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无偿的担保，成为他们“第一桶金”的来源，现在都是应该算产权的。
如此说法，并不排除改革与市场的作用。没有改革，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就不能在市场经济中转变成为现实的财富。我们肯定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也不是反对改革开放，肯定计划经济，是要反思改革，保障下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历史是螺旋形发展的，具有“隔代”特征。第三阶段要否定第二阶段一些东西，并恢复第一阶段的某些特点，这是更高水平的整合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倒退。计划经济只能成为历史，但是我们希望留给我们后代的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一段全体人民付出巨大牺牲但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我们需要继承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而不是计划经济的做法，这是一种精神的继承。
中国的巨大成本：国富民穷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中国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但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非常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进行持续不断的剥夺；对中国人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在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内发生着越来越广泛和细腻、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而在不规则行为中则隐藏着范围更广的腐败；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
“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非常热烈。与那些国际性的讨论相比，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两点上有巨大差异。第一，国内讨论中国模式时意识形态化太强，而在国际上讨论时主要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尽可能地客观理性。我本人就非常反对将中国模式过分意识形态化，这是中国和国外讨论中国模式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个重要区别是，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有支持有反对，但基本上是将它看作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而不是一个就要取代其他发展模式的模式。国内讨论时，好像只要肯定了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下一步就是这个模式要打遍天下无敌手。我极力将在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比较理性的、着重于事实的而且具有开放性而非排他性的思考介绍给大家。
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有重要发展，但最根本的目标和框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定型的。在这之前，虽然改革开放也有十几年，但那时并没有很清楚的中国模式。
关于这一点，我在北京跟几位资深学者有争论，他们说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有模式推出来了，我说不是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一线的领导人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他们对未来中国走向什么样的目标，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清楚，但是大体有一个共识，就是经济要走向市场制度，政治要走向民主制度，至于怎么走，观点不太一样，但基本的两大目标是有共识的。然而这两个基本的认识，在他们同一代的领导人之间也存在很大分歧，因此那时中国呈现出非常不稳定的摇摆状态，具体体现在1979-1989年，一些重要政策出台几个月之后突然又变了，第一个政策和第二个政策之间往往互相矛盾。但这种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大大下降，不但目标比较明确，而且对该怎么走的争议也比较少。
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
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历史中，中国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这不能否定。那么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成本才取得了这些成就？有一句名言，很适合描述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非常大。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取得的成就巨大一样，我们也不能否认为取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巨大成本。这些成本，我把它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很容易看得见、可以马上举出一大堆实际的数据。中国模式在过去二十余年里所取得的那些非常引人注目的成绩，其最主要的代价体现在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进行持续不断的剥夺。
第二类成本，我把它称为对中国人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的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
第三类成本，是指非物质性的、体制性质的。在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内发生着越来越广泛和细腻、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而在不规则行为中则隐藏着范围更广的腐败。
第四类成本，是指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在整个中国模式推出和不断贯彻执行的时间内，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
这个代价从表面来看好像并不严重。与腐败及环境问题相比，好像在公共政策领域不能进行公开的、透明的、持续的、前瞻性的讨论并不太重要，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像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每人每时都会遇到那么多的问题，如果有公开、理性的持续公共空间讨论、探索这些问题，对已经浮现出来的问题进行更系统的梳理，过程中就会激发出新的政策思路，就会有开创性的具体措施被提出来，对那些显性的和隐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以创新的思路来进行重要的社会层面上的实验。但是很遗憾，在过去二十余年里，这方面的空间在大部分时候受到了限制。这样就导致原来并不太大的问题在产生的初期就被掩盖起来了，而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就会被发酵、被膨胀和恶化。具体的事例太多了，每年都有。
中国模式继续运转的压力
刚才讲了中国模式二十余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成本，下面我想强调一下中国模式如果要继续这么运转下去，会遇到怎样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日益严峻的环境。
我把在这些挑战和压力中最被中国政府、中国社会特别关注的部分称为“三个轮子”，也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一种观点正被越来越突出地指出，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逐渐萎缩了。我本人也一直强调中国GDP增长的三个轮子始终不协调、不配套。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有两个轮子越来越大，转动得越来越快，有一个轮子被压制得越来越小，转动得越来越慢。这种严重的不协调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越来越黯淡。
三个轮子中，一个轮子是靠出口带动，一个轮子是靠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大的基建项目，另外一个轮子变得越来越弱小，这就是国内居民的家庭和私人的消费。2008年之前，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从2008年9月份至今，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冲击之下，这三个轮子之间的不协调造成的结构性偏差变得越来越突出。
依靠出口贸易来提升GDP的增长速度，并不是中国的创新，中国是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出口带动的道路来脱贫致富的第四代。根据美国南方中心的一项研究，中国GDP的增长率在全球金融风暴影响之下的2009年，要比在外贸出口很强劲的2002-2007年期间至少下降了2.5％。这个报告说道，尽管中国各级政府挥动了刺激经济的大手笔，但是在未来的几年内，除非中国改变严重依赖出口推动GDP增长的发展战略，否则中国很难维持高于7％的GDP增长率。这跟中国国内的统计数据非常不一样。情况非常清楚，拉动中国增长的第一个轮子在过去十几年里越转越大、越转越快，靠的是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景气、需求旺盛，而现在很明显的是，发达国家的景气和旺盛状况大大萎缩，中国出口最多的这些市场，从现在到2015年期间景气是下降的，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大趋势。所以第一个轮子要像以前那么转下去就变得越来越难了，它只会越转越缓慢。
第二个轮子就是中国国内的基础建设投资。在中国，这样一种严重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GDP增长的政策和思路有着比出口拉动更深远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前，在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投资饥渴症”。这个术语总结了所有指令经济计划体制之下持续不败的一个现象，就是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对扩大投资近乎疯狂的追求。从纯粹的经济学来解释，这是很难的，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产能已经过剩了，为什么还要投资、扩大产能？只有将这些决策者官位的升迁、个人权力的膨胀这些非经济的参数引进去，才能理解他们投资饥渴的真正动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发展史上，现在是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第二个高峰期。如果我们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系统建立以来的历年投资率做一个回顾，就可以看出来，投资总额占GDP比例有两个时期最高，一个是“大跃进”的三年，1958年25％，1959年29％，1960年33％。第二个高峰期是1993年以后，1993年是32％，然后一路飙升到2009年的47％。如果不将从1949年到现在长期发展的投资饥渴症这个最基本的政策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你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值得我们焦虑。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个轮子，是国内居民的私人消费。这是最被忽视、最弱小的，呼吁了这么多年，这第三个轮子始终大不起来、快不起来，也强不起来。我收集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国内家庭和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由49％下降到37％，下降幅度几乎达到了l/4。2003-2004年是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GDP里被固定资产投资所拿走的这一块从那一年开始超过了国内居民消费的总量，此涨彼消，二者之间的剪刀差拉得越来越大。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以上趋势并不是很难理解，正如国内外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政治对老百姓的生活虽然有了更多的关怀，但从决策层来看，国内普通居民在决策过程中始终是一个边缘群体，与此对应，行政系统始终是强势集团，他们在分配公共资源时做出的决定是强制性的，可以在很多年里抑制居民、私人对福利增长的要求，能够将家庭私人消费水平从总量上压缩到相对的低水平。
居民的私人和家庭消费的比例指标，中国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的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即便是那些人均GDP比我们低得多的经济体，在国民生产总值怎么分配这个问题上做得都比我们好，因为他们具有比较稳健的或者至少是在显著发展中的民意的制度化渠道，而中国明显缺乏普通居民的利益诉求输入到政府宏观经济决策过程中的机制，这导致中国GDP增长之后财富分配具有偏差性的现象。
中国的这种问题属不属于指令性经济计划经济的通病呢？我将所有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过去的50年内，从国内生产总值大饼里取走的那一块，不但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大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说明我们的国富格局不单在社会主义国家格局里是最强的，在全世界也是强势的。至于原因，我初步的观点是，在所有曾经存在和现在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实行了最严格和最长期的城乡居民户口分隔制。
预算公开破除国富民穷
我认为一定要扭转中国国内家庭私人消费总量相对于GDP的比例一年比一年下降的局面。从纯粹经济发展的理论来看这当然是要改变的，如果说内需让民需而不是官需持续提升，就要出台一系列配套的社会福利工程，要修正一系列公共财政法律规章，比如说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通过同级的人大和政协的公开辩论。这个信息一定要上网公开。而且要改革、改良一系列的产业政策。
这两年国内一直在讨论“国进民退”。咱们中国人民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为止，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现在的中国模式，将别的国家的人所享受的、看电影的、跳舞的、上教堂的所有时间用来辛辛苦苦地干活，将经济干得不错了，这时政府官员出来了，说不能让民间有太大的自主权。对于此，要将眼光看得远一些，要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国进民退已经来来回回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