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将经济管制得太严、官员对中国经济资源掌控得太全面，将中国经济搞得气息奄奄了，然后就放开，因为他管不下去了，这时就是“国退民进”。这时老百姓又开始勤劳，辛辛苦苦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好了，但中国官员又回来了，又鼓吹“国进民退”了。政府行政系统的财政预算，如果说没有同级的人大、政协公开辩论、审核，该减的减，该算的算，没有本地区居民对财政透明度的了解，就没有办法改变国富民穷这个相对格局。
最后还要讲一下，对中国模式过去20年来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低估，但是对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不能低估，因为前进的政策创新来源是对问题和代价的反思。我们在比较一个政策、一个体制好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反对绝对主义、极端主义的提法。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理性的、尽可能不要太意识形态化的面上讨论中国发展政策、中国模式该怎么样修正。
在国内一提到中国模式的时候，很多人就讲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模式，你要讲中国模式有毛病，你想怎么样？实际上他就是堵塞了对中国模式中成本代价系统实事求是的全面检讨和反思，然后就堵塞了对中国模式进行重要的调整和修正的创新来源。
我们非常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延续的时间太长。
没有知识体系的中国怎能强大？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法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
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要了解外在世界，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将会继续提高。
没有自主知识体系丧失话语权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
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了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这个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思想的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常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和贩卖。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贩卖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他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靠经验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任，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难有原始创造力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的。正因为如此，这种知识体系才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他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他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增长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在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很远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自1949年解放以后，基本的倾向是拒绝学习西方。先是学苏联，回来是走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向西方学习虽然还有争论，但是事实上已经把“和国际接轨”作为国策。中国经济的成功能不能保证长治久安，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政治上。中国还没有转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这条路恐怕是很崎岖不平的，弄得不好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差得远。
我已经80岁了。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160多年中，我亲身经历了其中的后一半，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如何追求现代化的大致过程。我也有机会来比较改革开放的30年和过去的50年甚至更远的年代，能够较深刻地理解这30年的来之不易。这对看清当前改革的争论是有意义的。我想结合自身的经验来归纳这30年的变化。
我的父亲是美国留学生，两个伯父也都是留学生，所以我们家有点西化。不是别的西化，而是比较开放，封建的一套在我们家很少看得到。我们不祭祖，不拜佛，家里人和人的关系很平等，讲究个人自由。也因为如此，改革前的海外关系就成为一条罪状。中央文件有明确规定，有海外关系者不得在要害部门工作。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任何部门都算是要害部门。这项规定实际上就是断送了一个人一辈子的前途。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能考大学，更谈不上提干或出国。当时的老百姓见了海外关系如同见了瘟疫，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关系变成了可以自豪的东西。侨联成为时髦的组织，大家都想有个亲戚在国外，成为侨联的成员有许多优待，子女考大学都能加分。从前谁也不知道某人有亲戚在台湾，改革开放之后才知道在台湾有亲戚的人很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