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与财富，这现在对谁都不是秘密。它更大的危害还不仅在于官员交换到的这部分不义之财，而是这每一笔权钱交换，都造成了行贿者在社会财富的竞争中不公平地得到了一块更大得多的资源，从而推动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所引起的普遍愤恨，已呈野火丛生、越演越烈之势。
遏制权贵为何走不出怪圈？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现在有一种看法，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权力寻租的租金总额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悬殊的程度。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
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现在中国还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中产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产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产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现在有许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中国可能要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王小鲁（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腐败、现行的政府利益驱动下的土地出让制度、财税体制、政府“三公”支出等，如果不能实实在在地推进相关制度改革，消除这些隐患，这些问题就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中国可能越来越深地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在未来两三年中，能否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可能成为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轨道，人均GDP从200美元增长到约4000美元，经济规模连续超越了六七个发达国家，已列居世界第二位，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单纯就增长潜力而言，中国经济仍然有能力在未来二三十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但与高速增长相伴而来，在政府管理体制、财税和收入分配体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因改革滞后而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加。在未来两三年中，能否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可能成为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首先，腐败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并已经从权力周边扩散到一切具有垄断性和有寻租空间的领域，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以及医疗、教育等部门。这些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无可估量的深远危害。实践证明，靠官员等当事者自律和政府的自身监督，难以遏制腐败趋势。权力与资本结合，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侵害社会利益，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顽症。不切实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就无法抑制腐败。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第一步是实现各级政府预算内外各项收支细目的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此外，凡涉及政府立项、审批、许可，都应有监督和问责制度。涉及土地转让的公开招标和资本市场大宗交易如公司上市，细节应向社会公开披露，防止内幕交易。
第二，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亟待改变。据报道，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已达到2.7万亿元之巨，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至少应在万亿元以上，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巨额收入来源。土地收入不仅弥补了地方政府常规财政的不足，也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大建楼堂馆所、大搞“政绩工程”的主要来源，以及扩大政府消费乃至挥霍公共资源的主要来源。在这种制度激励之下，高地价一高房价-高开发冲动的恶性循环难以改变，过度储蓄、过度投资和居民消费不足的结构失衡顽症难以纠正，政府廉政建设更是举步维艰。它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不断违规占地批地，突破耕地保护红线，乃至不少地方违反农民意愿推进合村并镇、强制拆迁。为什么该禁止的屡禁不止，该调整的调不过来？为什么“科学发展”的政策难以落实？难就难在诸如“土地财政”这样的现行体制，造成了一种与我们发展目标相冲突的强大的利益驱动力。
“土地财政”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这种靠不断卖地维持的高度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在于它通过土地出让金的收取，提前预支了未来70年使用土地创造的收益，用于当期的政府投资和消费，实际上透支了未来的繁荣。在各级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从事投机炒房的富裕阶层滚滚而来的房地产收入背后，付出高额代价的是背负沉重房债的中间白领阶层，和面对高房价根本无力买房的中低收入阶层。改变这一现状，只有全面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用税收（房产税、房产交易税等）取代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
第三，财税体制亟待改革。如果地方政府不再依赖卖地，可能就会有相当部分地方政府收不抵支，无法完成必要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是因为现行财政资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够合理，苦乐不均。因此，要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就需要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能，在事权明确的前提下确定相应的财权。这实际上还涉及范围更加广泛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同时，目前各级政府用于自身消费的所谓“三公”支出过于庞大，远远超过了一个廉洁政府应有的自身消费水平。如果不建立必要的制度，对政府自身消费进行严格约束，这种趋势还会不断膨胀。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是改革和完善规章制度，以保证政府财政资源用于必要的公共支出，并建立相应的、严格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些制度要落到实处，政府收支还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形成社会监督机制。
第四，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的问题。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我国的3亿城市就业大军中，农民工已经占到半数，很多人已经在城市就业多年。但长期以来他们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尽管同样工作、同样纳税，却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原有城市居民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成为居无定所、前途不明、未来缺乏保障、家庭难以团聚的二等城市公民。近年来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在1.5亿农民工中，到2009年末为止，只有4335万人参加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26417万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1643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5587万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保比例最高也只有三分之一。根本原因，是各地城市政府没有把这些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者看作自己的市民，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
这种半截城市化现象，已经成为阻碍进一步城市化发展的障碍，也是导致社会不和谐、分配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存在的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现象，也都与此有关。能否从全局角度和未来发展大局出发，改革相关的财税、户籍、社会保障、住房等制度，以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进城农民工安家落户问题，是对政府的考验。这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迈出了一步。未来此项改革能否在全局展开，至为关键。
廉价劳动力已成中国最大劣势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占社会人群绝大部分的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建立消费社会就非常困难。在中国的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持续了几十年，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促进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我觉得当这种优势已发挥到极致，到今天，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严重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都有超高的利润；但是占社会人群绝大部分的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甚至严重不足，在大多数人没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就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依赖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投资方过多地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劳动工资赚取巨额的利润。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不会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尤其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格上去了，只有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珠江三角洲从早期就开始使用农民工，现在还是使用农民工，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么多年没有技术上的进步。而“亚洲四小龙”一般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从技术升级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在很多地区，农民工能打败大学生，甚至比大学生更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国家经济畸形的产物。
廉价劳动力也导致经济面临很大的压力。在中国的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如欧洲、美国都有责任，中国也负有一部分责任。尽管大家可以推卸责任，但是谁都必须面对。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对的问题比逆差国更严重，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变成转移财富的机制，财富由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中国转到贸易逆差国美国，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把危机转到中国等国家，而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自己的危机转给社会，这使得社会更加不公平，国际经济更加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