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57年开始挨整，一直没有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大约在1976年我曾经说过，不想当官，不想入党，不想出国。因为这些权利已经跟我绝缘了。可是想不到1982年居然给了我一次出国的机会。那是英国的苏撒克斯大学邀请我参加一个中欧能源政策讨论会。由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领队，一共4个人。国内的遴选是能源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吕应中推荐。这次出国最大的感受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和文明。这跟国内的贫困和阶级斗争紧张关系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英文一直没有丢，还能够勉强对付，因而这次出国访问大大地方便。
1984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是大名鼎鼎的李慎之。他很看上我的学问。次年就让我去美国参加布鲁金斯学会和社科院的联合中美关系讨论会。带队的是浦山，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学者。他虽然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但他到底学没学懂经济学我抱很大的怀疑。他回国以后向李慎之告状，说我用边际分析讨论经济问题，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次出国遇到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德怀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他赏识我的发言，次年他招我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1986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给我进入世界学术舞台创造了条件。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受邀请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近百次。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做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络的顾问，一共七年，每年要去非洲三四次；再有是受聘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担任高级讲师。给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讲三门课，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环境经济学。澳大利亚的大学一般只念三年，读完三年就可以找工作。读到四年级都是准备考研究生的。这两项工作我都能够按照国际市场的标准得到报酬，大大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困境。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西方学过经济学，居然在西方大学里讲授西方经济学，是极少极少的。
为什么对外开放重要？这需要回顾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至今为止的160多年里，大家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特别是1949年解放以后，我国基本的倾向是拒绝学习西方。先是学苏联，回来是走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向西方学习虽然还有争论，但是事实上已经把“和国际接轨”作为国策。我到过不少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可说是非常西化的国家。技术层面不要说，几乎是全盘学西方。汽车、飞机、冰箱、音响、计算机等等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在制度层面也以西方为蓝本。宪法没有照抄，别的法律大部分是抄西方的现成法律。社会制度也都学西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学西方的，从秦始皇到西太后都不需要人民代表大会。银行、环境保护、大学的学制、证监会、银监会、法院、律师等等无一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当然不是照搬，但是基本的框架是西方的。现在大学里教的经济学、法学、美学等，基本上是西方的，更不用说自然科学，有的就拿西方的教科书在教。由于学了西方，大大地节约了我们的学习成本，缩短了摸索所花的时间。这就是后发优势。可是在“文革”以前，虽然后发，却没有优势，因为我们不承认要学西方。当然也应该承认，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坏东西。但是得失相比较还是得大于失。
改革以前中国人没有自由。最重要的自由是人身的自由，不被无理拘捕，住家不被侵犯，受到欺凌有地方申诉。可是在“文革”时，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可以随便抄家、抓人、关人、打人，甚至于杀人。应该说，一般群众这种危险比较小，迫害主要是针对社会精英而来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企业领导，上至国家主席，下到生产队长，都有被斗被关的危险。这种迫害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迫害的对象宣称是极少数，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大家都把自己归类于百分之九十几的“好人”之中。等到“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斗、日日斗、时时斗，大部分人都挨了斗，群众才觉醒过来。当然，至今也还有糊涂着的。
“文革”时中国人没有自由。没有找工作的自由、没有自己创业的自由、没有旅行的自由、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没有上学的自由、没有结婚的自由、没有选择穿戴的自由、没有说的自由听的自由想的自由。只有劳动的份，做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说穿了，中国人是奴隶，和现在在山西发现的黑窑里的奴隶工差不多。不同的是黑窑里的人能够逃出来就自由了，“文革”时你逃到哪里去！
现在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由，这些自由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现在中国人可以自由创业，从马路边上摆小摊到开公司，从个体户到股份公司，随便做。30年前这些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统统都要割掉。我从1993年退休开始办了两件事，都是独立于政府，个人创业的事。一是和其他四位经济学家（盛洪、张曙光、樊纲、唐寿宁）一起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二是和汤敏一起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办了农村的小额贷款。这两件事都坚持了15年，至今还能够有所发展，并产生了社会影响。天则经济研究所是完全民办的独立学术机构，发表独立的科研成果，研究对象主要是制度经济学。15年前制度经济学还是很陌生的一个名词。我们研究的内容都跟当时的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有关。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开放民营企业到保护产权，从主张市场经济到抵制政府垄断，从自由交换到参加世贸组织，天则经济研究所都从民间的角度推动改革开放的进展。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当时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顶着“一贯正确”的老“左”派的大棒来做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由于它的独立声音，成为政府不喜欢的组织，屡屡遭到政府的为难，我们的活动场所被关闭，合作伙伴被警告。到2004年我们的合法地位被注销，只能用工商注册的公司的名义活动。实际上我们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从1993年起在山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做的小额贷款试验，已经坚持15年了。这是中国唯一由私人办的农村扶贫小额贷款组织，也是唯一一个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组织。私人组织吸收存款是犯法的，可以坐牢的。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慈善性的活动，不但没有把我抓去坐牢，还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亲戚朋友支持我，政府官员支持我。不少高官自己捐款帮助我，还得到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D.Wolfensohn）的亲笔信表示赞赏。这个小额贷款从500元人民币开始，逐渐增加到现在的140万元。其中大约100万元是朋友和当地群众的存款，其余的是大家的捐款。我个人的钱约有十万元。做了十几年规模还做不大。我终于懂得，做慈善终归是做不大的，只有做成商业，能够盈利赚钱，才能够做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性和慈善性一样能够为穷人服务。这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一个结论。2003年以后沈东曙找到我要求加盟，后来这个小额贷款组织就交给他管理，也幸亏他的加入，使这个小额贷款起死回生。因为我远在北京，只能遥控，具体的问题缺乏监督，慢慢地就走了样。虽然没有发生贪污，但是违规放贷的情况相当严重。经过沈东曙大约三年的整顿，现在已经走上轨道。如果没有他，这个小额贷款组织很可能和其他许多小额贷款组织一样，会走向死亡。
应该说，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是中国三千年来所未有，人民初步摆脱了贫困，不但吃饱了肚子，而且不少人开始买车买房。中国在经济上有点扬眉吐气了。人们讲日本的发展，必言明治维新；将来讲中国的发展，一定会提到邓小平改革。可是总体来看我们的问题还非常多，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严重，许多地方发生骚乱，中国经济的成功能不能保证长治久安，成为一条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大可怀疑的。这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政治上。中国还没有转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这条路恐怕是很崎岖不平的，弄得不好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在2008年初，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召开30年改革回顾大会，有3000人参加。我被邀请发言。上午4位发言人，有成思危、吴敬琏、我和厉以宁。全程录像，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是播出时把我的形象完全抹掉了，好像我就没参加。这是最近的事，过去的几年里我的出版物不断受干扰，一言难尽。不过应该承认，现在的状况比以前的时代大有改善。至少我不大有恐惧感，譬如天天害怕被斗被抓，被送去劳改。1959年我曾经被通知要去北大荒劳动。但结果没去，我猜想是有好人保了我。否则很可能饿死在那儿。那时候一个人的命是非常脆弱的。
一次，我去芝加哥大学参加中国改革30年回顾讨论会。参会的有四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在大学的餐厅外，挂了芝加哥大学得诺贝尔奖的70名学者的照片。中国有13亿人口，可有几个呢？这样的对比太震撼人了。
中国离一个世界大国还差得远。
中国发展的势头能不能保持？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走过的近30年，总的来说走得挺好。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五大限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还能不能保持？最起码的社会公平的框架能不能保持？生态、能源能否提供一个支撑的环境？国际社会能否支持中国的高增长？精英阶层、统治阶层处理问题的能力能否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走得一直挺好
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整体评价，国内社会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会由于专业角度和知识分子立场，多数是从问题着手，带着批判的态度来评价的。包括笔者自己，在前一段时期国内召开的一系列社会学会议上，也说过批评的话，表示对中国的未来不能太乐观。由于笔者一直是从问题着手，因此对下一步中国的发展是比较悲观的。
在悲观的同时，笔者多次在多个场合表示了乐观：“超过10亿人口的规模，连续接近30年保持9％以上的GDP增长，差不多有3亿多人摆脱了贫困，2亿多人实现了非农化，有l亿多人进入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且在3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动乱、起义、暴动、革命和战争，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扩张和侵略，把这几大因素加在一块儿，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能做到。”总之，笔者的确觉得：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改革开放走过的近30年，总的来说还是走得挺好的。当然，我们要好好总结这30年的过程，因为这对今后30年或10年的路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善治
在2005年10月底的一次中欧学术会议上，瑞典大使问到笔者：中国到2020年会是个什么样子？他的提问所指，自然并不仅限于笔者的专业--社会学角度，还包括政策。笔者坦诚：2020年不好说，如果指未来5-10年，可以试着展望一下会是个什么样子。
作这类展望时，笔者想到换一个说法，或一种视角：即不是说未来5-10年会是什么样子，而是说未来5-10年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会只是狭义上的社会学的问题，主要应是我们全社会面临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就有一个，中国学界一般把它叫作“治理和善治”。这让笔者回想起1989年风波时遭遇的一件事。当时笔者正在英国，包括一些相当资深的外国人士问笔者对该事件的看法。记得笔者的回答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治理。”当2005年10月底中欧学术会议上，笔者一说到“善治”，这些外国朋友马上就反应了过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是民主，而是治理？”
笔者所讲的善治或治理，指的不是简单的西方议会式的民主，而是指在一种普遍共识基础上的决策。这种决策，是在共同交流、认识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致。这样的决策，不仅是政府的事，而且是整个社会的任务：包括沟通、参与、透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制社会结构，可能比直接进入十几亿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议会选举式的民主更有效。
对未来中国发展的五大限制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道路怎么走，至少笔者现在讲不清。不过，笔者觉得有五个限制，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努力克服的。
第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还能不能保持？这是所有问题中的最大的问题。虽然中国已经走过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道路，但直到今天，我们的基础仍然很薄弱，还得再保持30年的经济高增长，才能使整个社会进入小康。那么，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分析，中国到底能不能保持这样的势头？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看，最起码的社会公平的框架能不能保持？
第三，社会生态、环境、能源等等，能否提供一个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环境，从而使得无论是经济增长也好、社会公正也好都能有一个可测量的前提？
第四，外部环境能否支持中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整个外部环境，包括全球环境，能否为中国这样的一种发展（按我们自个儿的说法是“和谐发展”）继续提供发展的空间？对于这个问题，作为社会学家的我们，更多的是看国内问题，讨论的东西也很实在：贫困、就业、流动人口、住房、养老等。但实际上，外部环境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在这方面我们处理得不好，遇到一个不亚于冷战的环境，也并非不可能。总说冷战是两个阵营，我们在苏联这个阵营中，但至少在那个时期中国并没有与其他的国家发生全局性的重大冲突。但未来如果一旦全世界形成了没有道理的“中国威胁论”，且不说日本、美国，甚至就连尼泊尔、越南也可能会认为你掠夺了他的资源、剥夺了他的发展机会。如果不知不觉中外部世界都敌视中国，那么我们的内部环境又如何改变？
第五，精英阶层、统治阶层处理问题的能力能否应对全球化背景的挑战？从今天的发展状况整个地考虑中国未来5-10年的发展，这已经不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的大的发展战略问题。中国解决国内偏远地区的生计问题，比如云南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点。就像最近在云南采取的限制砍伐烟草举措，以及云南地区最大的收入来源松茸出口受阻--他们的松茸居然被卡在日本的海关，这就不只是海关一天罚多少万元的事了，而是云南农民的收入一下子降低、影响生存的大事。所以，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一员的背景下考虑中国问题，将考验我们整个的精英阶层（包括媒体精英、经济精英、学术精英等）和统治阶层处理问题的能力。如果没有社会上对整体利益的共识，没有危机意识的提升，今后中国面临的挑战将会很严峻。
虽然存在这上面列举的五个制约，但总的来说，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比较大，内部自我平衡、自我互补的能力比较强，有回旋的余地。不像一些小的国家，一旦遇到一个大的问题，一下子就会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