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原意为乡间民众相互之间共同商定的一些条约规定，使之共同遵循。不意此处的"乡约"却是一个朝廷封的官衔，并且发给顶戴。主要任务是宣讲皇帝圣训，以教化草民。前清旧制，多年失传，早已无人知晓。但如果说起"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宣队"、"军宣队"则是无人不知，其实二者的性质与"乡约"大体相差无几。由"乡约"到"工宣队"、"军宣队"，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教化民众的内容和形式。
还有一种民国时期纳税人完税后，政府发给的上限执照和下限执照。
这其实就是税票的收执，但是分为两联。其下限执照内容为：中华民国绩溪县行政厅，为征收熟田钱粮事，今拟十三都图甲花户婺光和，完纳中华民国元年分熟田丁漕等正银八分五厘，除填照根备查外，合给执照。中华民国元年月日给。行政厅第三百三号。
上限执照内容与下限执照同，但是完税银数变成了"八分六厘"。当时上下限之间的变数也只有一厘之差。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两联执照的左上方各盖有一枚"国民注意"的印章，其内容是：奉府令，赔款均照前清例，每正银壹两收钱叁百钱。此票准条银壹两收银元贰元肆角，多寡银数准此折算，此外不得浮收。
民国废除了前清的所有条款，但是赔偿洋人的赔款却没有废除，依旧加在百姓的头上，由地丁漕粮中扣除。
作为政府的一种许可，执照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透过岁月的沧桑，在这一纸纸旧执照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则是那个时代的深深印痕。
阿司匹林
谁都知道阿司匹林是一种西药，但是却不一定知道它传入我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曾经见到过一张光绪年间的钦差大臣颁发给洋商的执照，此照是发给香港、上海谦信洋行的，从中知道了这件事情。这张执照的全文如下：钦差出使德、义、和、奥、比国大臣许为给据事。今据德商法普唯而坑等禀，称商等制成阿尼鳞红绿兰各色染料，又经运往中国各海口销售，作为装点食物及染衣服、木器、丝麻之用。此项染料本厂格外讲求，谨慎选料，配合毫无毒气。经奥国维也纳地方官给予查验凭据，呈请察核加给凭照等语。据此，本大臣查该厂曾制安替匹鳞药料，治发烧之症。经李前大臣查验，有益无害，于光绪十年八月初六日，准给凭照有案。今复将制成阿尼鳞染料声明选料、配合，查与奥国所给凭据相符。目为货物畅销起见，应准给照为凭。
此照。给德商法普唯耳坑。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九日钦差大臣行。
阿司匹林光绪十一年是公元1885年，这年九月中国与法国刚刚打完了一场战争。许钦差所提到的"查该厂曾制安替匹鳞药料，治发烧之症"。文中的"安替匹鳞"就是我们所说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又称"乙酰水杨酸"、"醋柳酸"，是德文ASPIRIN的音译。它是一种解热镇痛药，呈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味微酸，微溶于水；用于治疗感冒、发热、头痛、牙痛、关节痛和风湿病，副作用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现阿司匹林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可以阻止血栓形成，预防心血管疾病，从而让它获得了新生，重新成为最常用的药物之一。据说现在每年全世界要消耗掉4万吨阿司匹林，相当于服下1200亿片阿司匹林药片。
从上述许大臣的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安替匹鳞"最早是由一个名字叫做"法普唯而坑"的德国商人传入中国的，而中国政府颁发给其经营执照的时间是光绪十年八月初六日，即公元1884年9月24日。这非常令人吃惊。因为我们知道阿司匹林正式上市是1899年的事，而我国在1884年就给其发了执照。我们不禁要问，在"安替匹鳞"的事情上，我国为什么会领风气之先呢？
由此不能不介绍一下两位人物，这就是上引文中提到的"钦差大臣许"和"李前大臣"。李前大臣是指中国驻英法等国大使李凤苞，而钦差大臣许则是李凤苞的继任许景澄。
李凤苞（１８３４～１８８７年），字丹崖，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究心历算，精通测绘，捐资为道员，历办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并翻译科学技术书籍。1875年，由丁日昌调充福州船政局总考工，次年，由李鸿章推荐，任船政留学生监督，率幼童出国留学。在这些出国的幼童当中，有翻译《天演论》的学者严复；有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和左翼总兵、林则徐的孙子林泰增；还有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等。
这是近代中国较早走出国门，走向西方的一批人。率领这样一批人出国深造，李凤苞自然应该有其地位。但是这位钦差大臣因思想比较保守，为那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所鄙视。1878年，李凤苞又由李鸿章推荐，出任驻德公使，专办采购船舰军火事宜。李鸿章评语：练达勤能，才大心细。清政府赏李凤苞二品顶戴。中国北洋舰队的两艘主要战舰"定远"和"镇远"，就是经他之手定购来华的。不久，李凤苞兼任驻奥、意、荷三国公使。1884年，暂署驻法公使。中法战争爆发后，奉命回国，任北洋营务处总办，兼管水师学堂。未几，因其在德国购舰过程中受贿60万两一事被揭露，遂被清政府革职。这是一个在那时的中国外交界名气很大的人，也是曾经为中国走向世界做了许多工作的人，但终因贪污受贿而名节不保。
许景澄（1845～1900年）原名癸身，字竹员。浙江嘉兴人。同治进士，1875年后，历任四川、顺乡等乡试考官。1880年为出使日本大臣，以父死未行。1884年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次年，又兼任驻比利时公使。1887年回国。1890年，又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1898年9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力主镇压，反对围攻使馆和排外宣战，忤慈禧太后等人，7月28日以"任意妄奏"
"语多离间"等罪名，与袁昶同时被杀于北京。后来，清政府平反此案，开复其罪过，赐"文肃"。有《许文肃公遗稿》等书传世。
"安替匹鳞"一事由两位常年任职为欧洲各国公使，游走于欧美，放眼看过世界的大臣办理，其能早于正式上市传入中国则也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
祭祖
春节，是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按传统的习俗，新年更始，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祭祖。
尊祖是宗法制的首要原则。明代休宁人程一枝说过："人之生也，本之为祖，统之为宗，散之为族。祖也者，吾身之所自出，尤木之根也。……有根之道，莫先于尊祖。"尊祖方能申述报本返始之心，尽子孙之孝情。
传说祭祖始于神农氏。孟子云："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在那种淳朴之世，民随水草迁徙，死去的人只能"委之于壑"。
那时人们祭祀的是天地而不是祖先。神农氏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开辟之人，在他的带领下，民由食肉而知播植五谷，由行走游牧而变为定居之国。种植五谷，非历经三季不足以知，相比畜牧之易观成效者不同，非民智大开，不能确信而耐久。中国以农业立国，从此安土重迁，由是人们的生活趋于稳定。祖宗的恩德是不能忘记的，祭祖遂相延而成习俗。
先民既然由游牧转为农耕，祭祀之物也彰示着这一转变，其祭品因时代而有所不同：早先祭祀之物品多为鸡、犬、狗、猪、牛、羊之类，称为"牺祭祖牲"。如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商祭肝，而到了西周以后则多用糈。所谓糈，乃是一种用稻米做成的食物。这些都是那个时代人们所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既是最好的东西，祭祀过后便不能将其舍弃；于是这些好东西在祭祀完祖先之后，就被祭祀之人分而食之，吃的理由便是分沾祖先的荫泽，而保一年的平安与丰稔。这种在祖宗灵位前的分食，表达了与祖先在精神上的相通，也是一种维系血缘关系使之不致松散，而增强彼此间亲切感的方法。这种做法叫做"分胙"。"分胙"是宗族中的大事，亦是族人的一种权利。而"停胙"、"革胙"则相应变成为对族人的一种惩处。宋代以后，许多大的宗族多设有族田，乃全族之公产。祭祀所用之物皆出自族田，不再由各家分摊。故而祭祖时能否享受"分胙"，不再仅仅是能否接受祖宗福荫的事情，还体现了能否享受全族福利的问题。
早先，祭祀乃极为庄重之事，是对祖宗行的大礼。故而祭祀所用之器具皆极为讲究，必合乎礼数，谓之"备礼"。有虞氏时用泰尊，夏后氏时用山，殷商时用鼎，西周以后又多用豆。除了这些陶和铜做的祭器以外，在祭祀之时，人们最多用的还有玉器，如圭、璋、琮、璧之类，以显隆盛之至意。
宗祠
祭祀之地原不设神祠，不置神像。民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林泽等皆率意行之，以天做主，望而祭之。民由游牧变为农耕，安居有宅，乃有祭祖，并为先祖营造居所，谓之宗庙、宗祠。依古制：远古之祖，亲友已绝者，祭祀之地谓之祧；部落首领之祖，祭祀之地谓之庙；民之祖，祭祀之地谓之祠。故有宗祧、宗庙、宗祠之称谓。商周之时，天子有七庙，诸侯享五庙，大夫可设三庙，士只可建一庙，庶民无庙，祭于寝。元代理学家吴澄说："近世人家非有旨不得立庙，祠于家者，止曰祠堂。"俗人之家，祭祖之地，只有祠堂。
在祠堂中主持祭祖的人是宗子和族长。宗子又称主奉、主祭，是以祖宗替身出现的全族最高首脑。安徽桐城璩氏宗谱开篇有言："欲明宗法，不可不立宗子。宗子既立，则合族之人有所统属。""宗子者，齐一家之政，千百人之所宗焉，凡冠婚丧祭，举家大事，咸属主理。"在传统上，宗子由血统而定，正所谓"立嫡不立庶"。宗子的副手又称族长。如果说宗子是嫡子继承的话，那么族长则是由全族公推选举产生，多出于"廉能公正，人望素孚"
者。一般说来，宗子只是宗族的名誉领袖，宗族的实权掌握在族长的手中。
每年的祭祖大事，一般都放在新春时节，多由族长亲自操办主持，这是一年中全族最大的活动，也正是族长显示其威风的时候。宗族中的大事，亦多在此时一并决断。
春节的祭祖，是一种最为热闹非凡而又极为隆重的事情。它表达的是族人对祖宗先民的感戴和尊敬之情，寄托的是对来年平安、吉祥、幸福的企求。人们用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维系着自己本宗本族的亲情及血缘关系，以使大家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心，和衷共济，赢得胜利。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使这一习俗伴随着宗法制度的延续，维持了近三千年的时间。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宗法制度处于解体之中，祭祖的习俗亦渐式微。
科学作为一种武器，不仅彻底摧毁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而且也改变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人们不再依靠群体的力量而提倡个人奋斗；不再看重宗族的作用而强调社会的管理。时代确实是前进了，从祭祖习俗的淡化亦可见一斑。但个人奋斗与社会管理本是一对矛盾，它不同于强调群体性与宗族作用那样协调一致，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大概是今天的"上帝"对人类的考验。但那些"上帝"所造的人，与中国先民神农氏的子孙，本不是同根生，能否相融则又是一个问题。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以来国人做出的最大选择，无论如何，我们在百多年的时段中已经迈出了这沉重的一步。神农氏的诸多子孙，都在同时演绎着邯郸学步的故事。他们都希翼着从祖宗的荫泽中挣扎出来，投入"上帝"的怀抱。
现在人们已不再祭祖，但记忆中新年祭祖时留下的快乐还是要的，于是"分胙"变成了过年的大嚼，祭祖的虔诚心态被发财的狂热乞盼所淹没。
人们在经济主宰一切的社会中与时俱进，文化与传统成为被踢开的绊脚石，这真正是一个数典忘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祭祖"的话题已显得十足的生疏、隔膜，它作为一种习俗，已渐由社会的大舞台转移到了个别学人的小书台上。我们今天来谈"祭祖"，除了能介绍一些历史的常识外，还能说出什么呢？尽管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老人，他们非常怀念过去的日子，顽固地将祭祖这一习俗坚持下来，宗族不办，就在家中祭。但祭祖毕竟已成为历史，成为一种正在消失的历史记忆，它是群山远谷中淡淡散开的晨雾，它是留存于学人心头浓浓不化的情愁。祭祖，难道我们还需要祭祖吗？……
宗祠实际上就是家庙，有别于宗庙，古时指同族子孙供奉并祭祀祖先的处所，而宗庙则是指古代帝王、诸侯或大夫祭祀祖宗的处所。故后世自大夫以下皆称家庙。元代理学家吴澄说："近世人家非有旨不得立庙，祠于家者，止曰祠堂。"所以自元代以后，家庙成为奉旨特建的祭祖处所，而俗人之家就只有祠堂这一种祭祖处所了。
宗族是血缘的产物，与地缘有不可分的关系，一个血缘家族，往往居住在同一个村庄，一个行政乡，一个县。如江西建昌府南丰县洽西杨氏，"聚族而居，近二千户"。安徽徽州地区聚族而居的情况亦十分普遍。当地的大家族都是按一家一族来建村立寨，形成了一村一族的制度。村内严禁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儿和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居住。清初歙县人赵吉士记载："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随着宗族的繁衍，人口多了，就会有一部分人迁到新的地区，分房外迁另建村寨，但仍然保持宗族派系不散的特点，新地区又变成这个宗族成员的聚居地。
一个宗族是一个始祖繁衍下来的若干家庭的结合体，不论聚居一村或是分居几寨，其谱系不乱。始祖虽只有一个，但一代代相传下来，人数的增加也带来了血缘关系的复杂，血缘的亲疏各不相同。于是在族人之间又以房分，即这群人是这一房的后裔，那群人是那一房的子孙。时间再延续，房分之下，又分出子房，衍生出宗族的支派。宗族设有宗子，房分设有房长，皆以祠堂作为祭祀的场所。所以，我们说：哪里有聚族而居，哪里就会有宗祠。
尊祖是宗法制的首要原则。明代休宁人程一枝说："人之生也，本之为祖，统之为宗，散之为族。祖也者，吾身之所自出，犹木之根也。……有根之道，莫先于尊祖。"兴建祠堂正是为了尊祖，申述报本返始之心，尽子孙的孝情。但聚族而居者建祠堂，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族人要有一定的数量，才会有建祠堂的愿望，并能付诸实施。人口的繁衍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一个家族建立自己的宗祠也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清代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钱大昕家族，先世从常熟迁嘉定，经历近三百年时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方建宗祠。最早的祠堂是与居室连在一起的。宋代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
就是说，在居室正厅的左边设置四龛，以供奉高、曾、祖、考四代神主。后来祠堂与居室分离开来，成为独立的宗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