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人们称为他人写的生平简介为"行状"，而将附之画像的言词叫做"像赞"。行状比之传记要简短，或可称之为小传，而像赞则是比行状更简短的文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图片说明。写传记难，写行状更难，写像赞则难上加难，缘因字数太少，难以展开，故而说不清楚。友人收藏的一份民国年间的像赞实在是一篇奇文，值得好好欣赏，全文曰：文字，语言之形也；丹青，形象之形也。绘之以丹青，复加以文字，此赞之所由生。然近世之赞非褒之于不当，则扬之于过实，且好以古奥之词见长，甚有略去言行专颂其状其貌者。或曰：赞者，扬其言行耳。既绘之与丹青，又奚用状其形其貌哉！此言实是。吾兄馨题公束性率直，心地宽厚而好义。少年豪迈风流，侪辈无出其右，且挥金如土，略不顾惜。尝曰："得之不必喜，去之不必惜，人生百年能得如此乐趣而行乐，则贵及时耳！"故不以世俗诽谤为嫌而独行其素者。二十年中岁得嫂氏规谏，姑稍问家务，而闲时缀，喜酹酒对月，醉后每作豪趣之语惊人，使满座倾倒。且性喜狩猎，戴大毡帽，执猎枪出没于山林危壑之间，对松风长啸，其意非在狩猎也，慕英雄侠士之遗风耳。后以病止而疴，遂不瘳。公逝时，年仅四十又二年，生未成一业，未作一事。呜呼！使公生于稼穑之家，则必为乐天之民；出乎诗书之门，则必为高人逸士；育于将弁之第，必为英杰良材，而缀冼闲淡以终，人欤？天欤？吾嫂郑氏瑞珍，孺人心慈人厚，读诗书，知大义，略富词令，侍亲长以敬，对人则让礼以和。虽生长贵家闺闼，然无娇贵繁华气，自奉甚俭，治家井井有条，具坚毅之意志。尝曰："男儿无毅力则不足任大事，妇女无毅力则不足治衰败之家，故少年能处逆境而不倾，中年苦谏脱大夫于纨绔之习，晚岁更力挽中落之家道，使免趋败毁。"尚苦抚孤离，朝训夕诲，促其成立，呜呼！若孺人者，使无愧于妇德矣。而今双鬓已斑，操作愈勤，中馈之余，与下辈论处世为人之道，不倦不休。今春，予游学归，孺子谓之曰："若兄之容轴已成，吾亦先自列于其旁，盍在吾未死前为作一赞。"予颔之。赞成，念嫂为吾家理衰挽败之劳，予终当书。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孟秋月吉日。胞弟明达谨撰并书。
作者明达对其胞兄的情感化为极简洁的文字跃然纸上，使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其兄馨题公那侠客一般的性情："喜酹酒对月，醉后每作豪趣之语惊人，使满座倾倒。且性喜狩猎，戴大毡帽，执猎枪出没于山林危壑之间，对松风长啸，其意非在狩猎也，慕英雄侠士之遗风耳。"其兄42岁早殇，一生并未成就任何事业。然明达对其兄的赞扬是在其兄的品性和人格，惜其生不逢门第。所有这些优长又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嫂嫂的规谏和帮助。一篇像赞，极少文字，能将其兄嫂之长皆予凸显，给人深刻印象，实在是很不简单。可惜今天看到的图片说明已很少有如此生动的文字了。润笔
古人以书画售于索求者，所收酬金谓之"润笔"，意以金钱滋润笔墨也。清代苏浙一带润笔之风甚盛。作书画者以此为生，常常自己定出润格，张贴于书堂。所谓润格也就是酬金标准，类似今日之价目表，以使来者明晰，不欲多费口舌。也有人借老师之笔定出润格，谓之师定，更是弟子尊从师命，难能更易。笔者曾见过的一张润格便属后一类，其略云：吾弟昆生以绘事从游十余年矣。天性敏绝，出笔即能独得天趣。故其花鸟尤属擅长，一时识者已有出蓝之目。近阅所作，更觉归于简淡，直逼荆关，盖其天趣然也。李青莲云："俱怀逸与壮思飞，欲上青天揽白日。窃愿与君共勉之。"堂幅丈二，廿四元；丈匹，十六元；八尺，十元；六尺，六元；五尺，四元；四尺，三元。横幅同，条幅照上减半。帐额、立轴每件两元。纨扇、折扇、册页每张五角。
琴条、女扇、油扇，每张一元。手卷、寿屏、泥金、磁青另议。点品立索加倍。先润后绘无误。庚辰三月友生任阜长定凤生姚孟起书。
润笔无论横幅、中堂，还是条幅、团扇，皆有明晰的价格，所索不菲。且要先付酬金，再绘画，以免节外生枝。颇有些"先小人，后君子"之意。更有意思的是，在列出润格之前，姚孟起还为自己的学生写了一段赏识和吹捧的文字。也许我们将其目之为早期的广告，亦未尝不可。
书此润格者姚孟起，乃晚清苏州书法家，字凤生，号闷溪，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贡生。其书法宗欧阳询，隶书仿陈鸿寿。亦兼治印，得蒋仁秀劲之气。偶尔作画，古拙似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海上墨林》《吴门画史》《广印人传》等皆有著录。作为姚孟起弟子名昆生者系何人，今已无从查考。借老师之笔为自家开润笔，可谓是巧妙的办法，反映出绘画者对钱财欲求还羞、"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态。可见世风如此，流为时尚，学艺者想不坠其中，难矣。
邓之诚《骨董琐记》谈润笔云："器物相贻，古道不废，即云货财，亦异掠取。未若今人稍知执笔，略事涂抹，即声气交通，身价自重，累百盈千，取之不厌，全出市道。其人既没，遂无过问者，品格日卑，艺事斯下。正如竹懒所云书绘二事，吴中极衰，缘业此者以代力穑，居此者视如藏贾。苏、黄、米、蔡、董、巨、荆、关，皮毛徒遗，命脉久断矣。"艺术本是高雅之物，经市道一浸，艺术之生命便枯竭了，取而代之的是匠气。加之"业此者以代力穑"，书画更成了谋生之手段。艺术的追求被谋生所取代，这是自清以降，书画艺术生命力日渐枯萎的重要原因之一。
证书
证书是指专门用来证明身份或其他用途的专用证件。套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这玩意儿在中国早已有之。由于证书有着专门指证的作用，对于拥有者来说，它是一个标志或符号，通常都会很好地保护。但是，证书不可能有永久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的流徙，证书所指证的内容也会渐渐失去意义。失去作用的证书无疑是一张废纸，一般来说谁都不会刻意去保留这样毫无意义的废纸。所以，证书是历史上使用较多，而又是保留至今最少的物品之一。
我却有幸在一个朋友处看到了一些较早时期的证书，颇感兴趣。其中有一张极其简短的纸片，是一百多年前清政府颁发的老民荣身证，其上记有：经工部会同具奏，核实相应，准以恩诏，钦赐老民程烈，年七十二，品顶戴荣身，咨部注册。光绪十九年正月吉日发。系安徽婺源县人。
证书在清代，尊老、优老是一种风尚。中国有句俗语，说"人过七十古来稀"，由于稀少的缘故，老人也就成了宝。《清朝通典》卷五十七就专门列有"优老"一节，记载："顺治元年十月恩诏，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差徭；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疋，绵一，米一石，肉十；九十以上者倍之。有德行着闻为乡里所敬服者，给冠带荣身。""乾隆元年二月恩诏，凡民人年七十以上者免一丁侍养年；八十以上者顶带荣身。又特谕直省凡属生监年七十以上者优免一丁，年八十以上者给与八品顶带。"清朝皇帝还会经常举行"千叟宴"，在宫中宴请各地的70岁以上的老人。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与宴者3000人。嘉庆元年正月再举"千叟宴"于宁寿宫皇极殿，与宴者3056人。虽不无作秀之嫌，但至少有这份心意。后人称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这张光绪年间发给老民程烈的证书就是这种尊老、优老盛举的余绪和见证。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为适应扫荡的需要，在日占区内推行了一种良民证制度，以剥离民众与抗日力量的联系。所有民众必须持有日伪政权颁发的良民证，才能出行，以证明身份。否则就被视为共产党或其他抗日力量而遭到逮捕，甚至丧命。由于这种良民证是以抗日不抗日来划分良民非良民的界线，所以它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极大地伤害民族自尊心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带有国耻性质的证书，在抗战结束后，便被国民自发销毁了。以至今天的人们要想再看到当时的良民证，已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朋友收藏的这张良民证，可以使我们看到当时良民证的具体样式，同时也警示我们勿忘国耻。良民证上所书内容为：良民证：安化县濂溪乡第三保第一甲第户，王龙化，性别：男；年龄27；职业：农；出生年月：民国元年八月十二日；身材：四（尺）九；面貌：长；左箕：三；右斗：二；民国二十八年月份用。
由于那时摄影还是一种时髦的玩意，日伪不可能给每一个中国国民都照一张照片以验证身份，那么怎样使证上所书与本人相对呢？日本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用了中国传统的方法，以指纹来验证身份。人的指纹排列各不相同，有千千万万，但可大致分为二类：其团团转者谓之斗；转而出者谓之箕。用箕斗来区分人，使证书上的内容与本人能够相印证。这是良民证上所使用的方法。左手记箕，右手记斗。再加上其本人的身材和面貌特征，综合起来分析，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异。
抗战结束后，接着就是国共内战。在战争中，国共两党占据的区域经常呈犬牙交错状态，为了证实身份，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通行证。我看到的那张通行证应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使用的，通行证上的内容为：歙县薛阳镇里仁保公所通行证：兹有本保第十五甲第九户居民方悦法，现年三十三岁，因经商事前往上海，肩挑货物一担，自十一月二十六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为有效期间，过期作废。
保长方乃炽。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这张通行证是当地保长签发的，有着确定的有效期，在内容的写法上，已是较为现代化了。其实严格说来，这张所谓的"通行证"更像是我们今天使用的"介绍信"。
另有一份"在职证明书"，则是名副其实的证明材料。这份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职证明书上记载：华证乙（38）字第022号本公司华中水泥厂专员兼代会计课长李振亚君，兹因该厂停工遣散，计在职一年八个月，特予证明。总经理：王涛。中华民国38年4月4日。
我们看在这张证明书上已经使用了现代极为普遍的文件编号的方法，但这份证书在当时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已经无法追寻了。
这些历史的真实见证本身，其实是很微不足道的，一张普普通通的小纸片，印着歪歪扭扭不甚整齐的字，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了，但是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却是如此的大，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那些拥有证书的人更为重要。在那个时代，没有了这些证书，人是无法证明自己的。
执照
执照，按《辞海》解释："由有关行政机关发给的准许作某种行业的凭证，如施工执照、驾驶执照等。"其实执照在中国历史上亦早已有之，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历史执照已十分有限了。笔者在友人处见到了一些晚清、民国时期的各种执照，很值得仔细观察品味。现抄录如下：查验盐票执照：财政部为发给盐票凭证事照得，查验淮南、湘鄂西皖四岸盐票征收验费一案。前经本部提呈行政院议决，转呈国民政府指令照准在案：兹查四岸共缴验实银肆百万元。内皖南岸派缴验费银肆拾壹万陆千叁百贰拾捌元，计每引惠缴银陆元玖角七分。现据该岸盐商呈验花名，永怀堂盐票计票面载明引额壹百贰拾引，共应缴验费银捌百叁拾陆元，已如数收讫。除饬两淮盐运使盖印登记外，合行颁发凭证，准其照例循环转运。此照。右验皖南岸票商的名卢少峰收执。中华民国拾捌年拾贰月。
这是民国18年（1929）的盐商交税凭照，从中我们知道，尽管其时清朝已经灭亡十八年了，但管理盐业事务的官员仍沿用前清时的官衔--两淮盐运使。可见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快，似乎民国一建，前清旧事一律扫光。
当帖执照：奉天财政厅为发给当照事案，据梨树县呈据，商人费庚霖（改李曰群）呈请在县城榆树台镇大街开设当铺一座，按年照章纳税，准其领此执照开设，按月取息叁分，以拾贰个月为满，不得隐瞒私收，以及藉端顶冒生事，倘有前项情弊，定即从重究办，决不姑宽。须至执照者，计开坐落梨树县榆树台镇大街当铺执事人李曰群，年四十四岁，系梨树县籍。当税每年大银元壹百元，办公金大银元壹拾元，当照费大银元贰拾元。此照有效期间以五年为限，期满缴换新照，另纳照费。中华民国洪宪元年二月八日。右照发给商人李曰群收执。
"洪宪"是袁世凯复辟做皇帝的年号，洪宪元年是1916年。好在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就命归西天了，所以"洪宪"年号就成了只有元年的小年号，记不记得无关紧要。从这张执照上，我们可以想见袁世凯上台做皇帝的仓促之状。连要颁发的执照都来不及重印，只好在旧的执照上加添"洪宪"字样，于是就变成了"中华民国洪宪元年"，无意间把洪宪纳入了民国。也许在百姓的观念中，进入民国就是进入民国了，什么洪宪不洪宪，那还是民国。这是做皇帝梦的袁世凯怎么也想不到的。这张执照也在无意间告诉了我们这一段哭笑不得的历史。
验枪执照：歙县县政府为发给执照事案：奉省政府令，饬检验民间枪支，亟应切实清查，加烙火印，以资证明而杜流弊。兹查有本县卅区一段钱俭贤备有猎枪一枝，枪身号，子弹粒，系为保卫防匪防猎之用。每枪执照一纸，务须安慎保存，倘有转卖借用等情，均须立即呈报，以备查考。为此发给执照。此照。右照给收执。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日给。
对于武器的管理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民国时期以执照证实枪支使用者的身份和使用范围。有意思的是，这张执照在涉及枪支的使用范围时，竟然将猎枪的使用范围纳进了"防匪"，而在那时"匪"的概念是随意性很大的，有土匪、有"共匪"等，说明猎枪在那时是可以允许防身和对人使用的。这绝不是执照管理上的不完善，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环境所致。
在清代，还有一种乡约执照：特授安徽徽州府歙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劳，为给札承充以副宣讲，以广教化事。照得。治民之道，首以教化为先，恭承圣天子颁行《圣语广训》并摘所记律条通行州县，在于乡里民中择其素行醇谨，通晓文义之人，举为乡约，给予顶戴。每逢朔望，齐集士民，阐扬宣讲，使民共晓，咸敦孝悌，革薄从忠，久奉遵行在案。今据二十九都一图族长监生张永堂等举报，耆民张嘉烈为人年高有德，品行端方，通晓文义，堪充乡约前来，除准饬充外，合给执照。为此照给该约：遵照条例，每逢朔望招集士民，恭宣圣谕，周详开导，务事一乡民人入耳会心，兴仁兴让，以臻一道同风之盛，本县深有厚望焉。须至执照者。右照给乡约张嘉烈，准此。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九日礼科。县衙歙字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