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难堪的事情之时，不能只是惊惶失措，更不能胡乱掩盖，那样则会欲盖弥彰。这时应冷静地想办法，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此使人们忽略和忘记刚才的尴尬与难堪。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二国首脑聚集在柏林附近，举行波茨坦会议。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已去世，由杜鲁门继任。
就在会议前夕，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听了美国军方关于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汇报以后，杜鲁门总统趾高气扬地走进了会场。与会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悄悄对人说：“杜鲁门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强硬坚定的姿态，坚持了反对俄国人的立场。”
人们不解，杜鲁门仍然是昨天的那个杜鲁门，可是为什么却在一夜之间竟变成了另一个杜鲁门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以为既然美国有了新的核武器，他作为美国的总统也可以目空一切，横行无阻了。
可是，事情并不像杜鲁门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杜鲁门想在波茨坦会议上使用这张王牌，试探一下斯大林的神情反应，试一试美国核讹诈政策的“威力”。结果如何呢？据杜鲁门自己的回忆，1945年7月24日那天，当他在会场上故意向斯大林提到“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的时候，他和丘吉尔两人密切注视了斯大林当时的表现如何，结果是大失所望：“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斯大林当时在这一点上处理得十分聪明。他的淡然处之的态度，使他在这场小小的斗争中略胜一筹。
事实上，斯大林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从会场返回住所之后，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指示国内要加快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工作。4年之后，前苏联也有了这种“新武器”。
试想，如果当时斯大林在会场上表现得特别惊异，那无疑会助长了杜鲁门总统的气焰。
酒壮人胆
遇到危险时，不要惊慌，要镇定沉着，这是化险为夷的良策；倘若惊慌失色，处置不当，就会坏了大事。俗话说：“酒壮人胆”，即使害怕，也不要显露，而要把“镇定”作为壮胆酒，来壮你的胆，要不了多久，你可能真的不害怕了。
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人，他的化名是“莫尔朗”。他常奇迹般地越过陷阱，在敌人鼻子底下一次次地完成了预定的计划。
1942年冬天，密特朗打算越过分界线去办件事，按照习惯，一路上他用假身份证，闯过了不少关卡。但到了穆兰的马德伦车站时，却遇上了大搜查，站在车站检查处的警察仔细地查看他的身份证，并不断地翻阅名册。名册上登记的都是从占领区想冒险越境的危险分子名单，如果对上了号，就当场逮捕。密特朗身临险境，神色泰然，警惕地注视着警察一页又一页地翻阅。突然，密特朗在名册上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镇定自若地观察对方的神态，发现对方并未识破，于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等待。最后，警察对他说：“你可以过去了。”
几个月之后，密特朗从昂热乘上火车，到了蒙帕斯车站后，刚下火车就被扣留了。经济监督官对他说，要进行经济检查，领他到检查处，命令他打开旅行包。在密特朗不慌不忙地打开之后，经济监督就动手翻起来。他见包里装着一件雨衣，再往下翻，一支左轮手枪露了出来，再下面还有一小瓶酒精和装着一丸氰化物的小匣子。一切都暴露了，怎么办？必须当机立断。密特朗很镇静、沉着，决定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再动武。果然不出密特朗所料，监督官查看后，并无意逮捕他，反而轻声地对他说：“你走吧！可以出去了，我只管查走私犯。”这样，密特朗又闯过了一道险关。
正是密特朗有勇有谋才安全脱险。
西晋大司马桓温来朝见皇帝。孝武帝下令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垣之到新亭去接见他。当时首都流言纷纷，谣传桓温这一来，就会杀王垣之和谢安。王垣之十分害怕，可是谢安却神色安详，镇定自若。桓温到了之后，排列好卫兵后，接见文武百官。王垣之吓得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上朝的笏板也拿倒了。谢安则态度从容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对桓温说：“我听说诸侯的职责是把守边疆（言外之意是不知你为何要跑到首都来）。你何必在屏风后面布置下那么多的士兵呢？”桓温笑道：“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啊！”于是命令士兵撤下去了。并和谢安一直谈到太阳西落。
谢安以他的胆识，在大司马桓温面前神情自若，是平时修养的积累，真正地做到了临危不惧。为官者不免碰到类似的事情，遇到时千万不要惶恐，要平静下来，不能惧怕。
唐代副元帅郭子仪的儿子郭唏驻军在邠州之时，放任士卒作恶。邠州节度使白孝德为了这件事担忧不已，但又不敢直说出来。
段秀实自荐作都虞侯。一天，郭唏手下的士兵到街上去拿酒，刺伤了卖酒的老翁，还砸坏了酒坛子。段秀实带领手下人赶到，杀了17个郭晞手下的士兵，并且用枪尖把头戳起来，挂在门市上。郭晞的士兵听说以后，都纷纷穿上铠甲，蠢蠢欲动。
白孝德十分害怕。段秀实说：“无所谓，请您让我去解决这件事吧！”于是，挑选了一个跛脚的老兵牵马，来到了郭晞的营门口，全副武装的士兵全都跑了出来。段秀实边走边笑着说：“杀一个老兵，又何须全副武装呢？我把自己的头送来了。”郭晞出来，段秀实便责备他说：“你的父亲功高天地，你应该始终保持这份荣誉。可是你现在却放任手下的士兵作恶而不管，一旦出了乱子，那时罪过就会涉及到你父亲了。到那时，郭家的功名还会有多少呢？”话还没说完，郭唏就一再拜谢，说：“有幸得到您的指教，我怎敢违抗您的话？”于是，呵斥士兵解除武装，并说谁敢闹事就杀头。段秀实还主动请求在军中留宿。第二天，两人一起到白孝德的官邸，郭晞请求谢罪改过。
段秀实的志气不因威吓而动摇，不仅化险为夷，还让郭晞给白孝德赔礼道歉。在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依然振振有词，毫不惧怕。
唐斐度，字中立。敬宗时官至司空平章事执政。有一天，手下人突然告诉斐度，说官印丢失了。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无不大惊失色。唯有斐度安稳地坐着，照样喝他的酒。不久，手下的又报告说：印又回来了。
斐度也没有做声。有些人不解，便问斐度为什么要这样做，斐度说：“印一定是被手下人盗走了。如果追查得紧，他就会把印毁了；但如果追查得不紧，他就会自动还回来。”人们无不赞叹斐度的智慧与镇定。
丢了官印，实在是犯了杀头之罪，可是斐度却没有惊慌害怕，而是冷静地思考后决定不严查所盗之人，从而保住了自己的官职性命。要知道，只害怕是没用的。
宋朝人张泳，宋真宗时任工部尚书，驻守今四川。当时正值动乱之后，人人都心怀二意。一天，张泳聚兵检阅，刚刚出来，士兵们就三次大声呼喊。张泳下马，也向着东方连呼三声，再骑马阅兵。士兵见到他这种态度，便不敢再闹了。
张泳面对士兵的哄闹，如果被吓得胆怯不语，士兵则有可能造反；而他却临危不惧，以自己的勇敢镇住了士兵。官场中不免有人与你异心，但只要临危不惧，反对你的人也会让你三分。
西汉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他来到京城长安，当时大司马王音看重他的才能，推荐他为待诏。后来历经成帝、高帝、平帝三世没有再升过官。到王莽篡位时，转为大夫。杨雄认为经典没有比《易经》更好的，所以模拟《易经》作《太玄》。当时有介刘某，跟杨雄学习。刘某后来犯法，牵连到杨雄。当时，杨雄在天禄阁上教书，使者来了，想逮捕他。杨雄担心不能幸免，于是就从阁楼上跳下去，差点被摔死。
其实，只要问心无愧，又何必如此呢？后来王莽下诏不要再追究他，他又做了大夫。那些明白道理的人，面色不会因为打雷而改变，志向也不会因为船摇动而变移。在这种危急的时候，就显出了各人的修养、性情、思想、气量的不同。心中无愧事，何惧之有？
东晋时期，北方后赵王石虎对内横征暴敛，修长安、洛阳的王宫，广征美女；对外则连年用兵，东征西讨，民力空竭，怨声载道。东晋永和三年，石虎命凉州刺史麻秋率军8万，向西进攻前凉国。消息传到前凉国都姑臧，举国惊慌。前凉是小国，实力远远赶不上后赵，国君张重华忙召集大臣，共商对策。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谢艾却站出来说：“臣愿率军拒敌。”
张重华素来知道谢艾年纪虽轻，但智勇双全，便任命他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兵出战。问谢艾要带多少人马，谢艾说，兵在精不在多，胜败在将军能否临战镇定，指挥有序。只带了3万步骑，向东迎战。自己乘坐一辆轻便战车，穿戴着宽松的衣服，敲着战鼓，带着部队缓缓接近后赵军营。
麻秋见谢艾毫不在意的模样，勃然大怒，说：“一介少年，竟敢轻我。”便派出3000士兵，直扑谢艾的军队。谢艾的随从很为将军担忧，劝谢艾下车换马。
谢艾微笑着，从容地下了车，但并没有换马，而是命随从取来一把椅子，放在一棵大树下。他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命令部队偃旗息鼓，按他的指挥行事。后赵军队见他如此镇定，反而不敢前进，担心有埋伏。麻秋闻报，也大感奇怪，随从们对他说：“这是空城计，敌少我多，冲过去，定能活捉谢艾。”麻秋仍不敢轻举妄动。谢艾见麻秋军队按兵不动，命人取来酒肴，在阵前举杯痛饮，谈笑风生。这时，谢艾的副将张瑁已从小路绕到后赵军背后，突然袭击，而且故意虚张声势。本来举棋不定的麻秋慌忙下令撤军，数万兵马突然听说撤军命令，顿时军心涣散，乱了阵脚。谢艾乘机进军，后赵军队溃散。
从这个故事中可见，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恐惧都无济于事，只有克制住恐惧心理，才能找机会克敌制胜。
睡觉都得睁只眼
人生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一场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为了求生存，必须要有慎重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这样才不至于上某些人的当，吃大亏。当然，为人并不需要自己去欺骗别人，但是，社会上鱼龙混杂，到处都是陷阱、圈套，必须小心提防。诚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必须“睡觉都得睁只眼”。
荀子在论人性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人的性质如果看来是善的，那是他努力装扮成这样的，人性本来就是恶的。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官场中，的确要在与人打交道时谨慎小心，对别人不妨把他看得不好，而考虑一些防患对策，预防万一。否则，待事情发展到糟糕的程度时就为时晚矣。
宋朝的秦桧再次出任宰相以后，对保荐他的另一位宰相赵鼎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尊重了。尤其是赵鼎不赞同他的屈膝媚金的主张，这使他更感觉有必要排挤赵鼎出朝。
当时，朝廷正议论给皇子封爵之事。原来宋高宗在南渡战乱时受了惊吓，丧失了生育能力，只好选了太祖七世孙赵伯琮，收养在宫中，但并没有宣布为太子。赵鼎以前曾经建议修建一座资善堂，专门作为皇太子读书的地方，这就犯了朝廷大忌，不少官员就拿“资善堂”事件攻击他。
有一天，宋高宗下了一道御旨，要封赵伯琮的弟弟赵伯玫为吴国公，当时的执政大臣都认为不妥，因为未来的太子伯琮只封为建国公，弟弟所封的地盘怎么能够比有身份的哥哥还大呢？这不合礼制。赵鼎与秦桧商量，请求高宗取消这一决定。赵鼎说：“我过去因为建资善堂遭到不少人的批评，现今得避嫌，由你出面进奏好不好？”秦桧说：“您是首相，我怎么能独自进奏，还是一起见皇上吧。”于是，赵鼎约秦桧和参政事刘大中一同建议此事。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鼎先奏道：“建同公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为太子，可是天下的人们都知道陛下已有了太子，所以今天办事，礼数不能不讲究。”说罢就看着秦桧，可秦桧却一言不发，毫无表情，好像不知此事似的，只有刘大中附议了几句话。
退朝之后，有的大臣责怪秦桧没有信义。秦桧说：“明天，我单独晋见皇上说这件事。”
第二天，秦桧见了宋高宗，却说：“赵鼎欲立太子，是认为皇上不再能有儿子，所以非要让亲王做太子。”宋高宗不能养育之事，这是连他自己想起来都羞恨不已的心病，岂容臣下公然议论此事呢。秦桧的话激怒了高宗。
这之后不久，赵鼎和刘大中均被降官出朝。秦桧阴谋得逞。赵鼎得到被罢相的消息，方知又轻信了秦桧，上了大当。
秦桧阳奉阴违，出尔反尔，驱走了赵鼎，独揽相权。从此之后，便开始了全面推行投降议和的卖国路线。赵鼎的上当，在于他没能接受教训，仍把秦桧看成了虔诚君子，凡事与之商量，终于遭到暗算。后来，这个经他保举的奸臣得势，便露出了凶相，将赵鼎流放到边远地方，并骗高宗颁下了“永不起用”的诏旨。
明神宗即位时，年仅10岁。司礼临冯保兼督东厂，权势日益嚣张。由于当初选定司礼监时，高拱荐举陈洪等人，冯保险些落选，于是对高拱耿耿于怀，而与张居正相结，交情越来越深。
明穆宗病重之时，张居正处理政事，都要用密函示冯保。高拱闻讯后赶来当面责问张居正：“密函中有什么大事？国家要政，应该由我等做主，为什么付与宦官呢？”张居正无法回答，十分尴尬，由此，心中也很怨恨高拱。
待到明穆宗死后，冯保谎传遗诏，自称与阁臣等同受顾命。神宗登基大典之日，百官朝贺，冯保站在御座旁边，昂然自若，举朝惊愕。身居首辅的高拱对此十分愤怒，于是以主上年幼，应惩宦官专政，毅然上书，请求减轻太监的权柄，还之于内阁，又命令言官上疏弹劾冯保，自己拟旨逐之。
这个计划筹划好之后，高拱派人把策划告诉张居正，并请他从中协助。张居正当即表示赞成，满口答应下来，暗中却派人把高拱的计划通知冯保，让他设法自保。冯保得知高拱的策划，心中大惧，连忙赶入宫中求见皇太后，诉说高拱擅权，目无幼君，私自拟旨、逐斥他人。太后听完冯保的投诉，也十分不满意高拱擅自拟旨、逐斥冯保的做法。
第二天，召群臣入宫，传宣两宫特旨。高拱闻讯欣然直入，满以为诏中必逐冯保，谁知诏旨颁下，并不是斥逐冯保，而是历数高拱自己的罪状而逐放之。高拱听了，心中愤懑不平，险些晕倒在地。宣诏已经完了，众臣陆续起身，高拱却仍伏地不能起，这时，张居正走上前来，扶掖出宫门。高拱回到家中，立即匆匆忙忙地收拾起行李，驰驿归回原籍。不久，张居正选升为首辅。
明穆宗死后，首辅大臣高拱与权宦冯保矛盾很深，身为次辅的张居正，处于两股势力中间，为了谋取首辅地位，暗中勾结冯保，对高拱却阳奉阴违，致使高拱败在冯保的手下，丢官被逐放，而张居正却从中得利，并为首辅。正是高拱没有对张居正存防人之心，才遭此结果。官场险恶，为官者虽然害人心不可有，但一定要有防范小人之心。
清道光初年，蒋攸之以直隶总督的身份被召入京城，在军机处任职。曹振镛时任军机大臣，很讨厌蒋攸之。
琦善被革去两江总督，降职调任，皇帝说：“两江总督是重任，应当派一资深望重久历封疆的人担任。”
曹振镛说：“那彦成资历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