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陕甘宁边区的形势问题；二是统一战线问题；三是红军战略战术问题。斯诺问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形势怎么样，如果守不住，是否准备向苏联撤退？我告诉斯诺，我们没有向苏联边境撤退的准备。目前边区的军事形势很好，我们的主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是愿意抗日的军队我们都将和他们联合，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统一战线较之任何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都要大。我向斯诺谈的这些内容，主要宣传了党的瓦窑堡会议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关于战略战术问题，我对斯诺说，就反侵略战争来说，战争初期往往表现为阵地战。在这方面，红军比较弱，因为我们人少，武器差。要取得战争的胜利，目前最有效的战略战术是游击战。我援引了五次反“围剿”的战例……
斯诺在红二十九军驻地待了两天，就启程前往豫旺堡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驻地。或许因为红二十九军既非机关又非主力部队缘故，当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译名《西行漫记》）一书，没有专门记叙这次采访的篇目（后来出版的《红色中国杂记》有记载）。不过，斯诺对这次采访、对萧劲光的印象还是很深的。三年后的1939年，斯诺再次到延安时专门到萧劲光的窑洞里看望，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感召下，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率部联合扣留了到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员。同时通电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为“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为了策应张、杨所部，防止国民党亲日派趁火打劫，以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目的，红军主力部队均调到西安附近。萧劲光依然率红二十九军驻守根据地西线，保卫边区。
1937年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保安（今志丹县）迁至新收复的陕北重镇延安。2月27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任命萧劲光为军委参谋长。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长一职由赖传珠接任。（萧劲光兼职的红二十九军军长，此前已由谢嵩接任）
三、出席洛川会议
1937年3月初，萧劲光到延安履职，正式接手军委参谋长工作。
这时，西路军正在甘肃北部倪家营子陷于十倍于己的重围中。中央机关、军委各级机关都在为挽救这支陷入重围的部队苦思良策。萧劲光一到职，就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在这期间，他按照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为救援和接应西路军突围做了大量实际工作。3月5日，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出发西进。但终因多方条件限制，收效甚微。宁都起义参加红军、与其朝夕相处的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率领三千余人，就在那里的高台阵地上壮烈牺牲。为了接应、寻找被打散了的西路军官兵，中央专门派陈云、滕代远等前往迎接。总参谋部具体通知了西线各部队，派出小分队，分散行动，化妆侦察，接应归队。此事在萧劲光脑海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直到晚年，每谈起来，他总是嗟叹不已，说：“一些西路军的干部战士是沿路讨饭回来的，苦得很啊！西路军的战绩可歌可泣，西路军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同年7月7日，在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革命根据地延安迅疾发出强烈反应。翌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呼吁实行全民族抗战。红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蒋介石，请缨杀敌。这时，萧劲光正在主持庆祝“八一”建军节（在中央苏区，已正式确定每年8月1日为红军建军节）的筹备工作。原定计划是在8月1日举行庆祝运动会，各单位已据此做了准备。一天，萧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提出：原定运动大会是否如期举行？是不是借此机会进行一次抗战动员？毛泽东略一沉思，说：“很好，大会如期举行，就叫‘抗战动员运动大会’。”
8月1日，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在延安城南门外体育场隆重举行。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组成的各自的代表队、各界群众数千人参加。为了表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赴国难的决心，大会在升旗仪式上将青天白日旗镰刀斧头红旗一同升起。毛泽东、张闻天亲临大会并分别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战动员讲话。号召大家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随时准备奔赴抗日前线，陷阵杀敌。同志们都把激愤化为力量，参加大会组织的各项比赛活动。统一的口号是：练好身体，奔赴前线，消灭敌寇，保卫祖国！
8月13日，日军发起进攻上海的战斗。炮火震惊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终于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将红军改编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为研究确定军队与国民党军共同抗日的政治、军事等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反复斟酌，会议地点定在洛川。一天上午，毛泽东把萧劲光叫到他的窑洞里，吩咐说，党中央准备到洛川去开个会，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停了一下，又特别强调：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接受任务后，萧劲光当即与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等乘一辆大卡车出发了。那几天连日下雨，本来就绕梁顺坡很难走的道路越发难走。这天半路上又下起雨来。倾盆大雨中，对面几步就不见人。河川里黄水滚滚，山梁上不时有塌方，道路更加泥泞。他们乘坐的是一辆缴获的破旧的美式卡车，性能很差，一百多里路走了大半天，才在界子河附近停下来。接连看了几个村子，最后选定了距洛川县城十几里路的冯家村。
冯家村里的老百姓都很穷，没有几栋像样的房舍。好处是在这一带还算是个大村，又靠近大路，来往进出方便。开会首先要有个大点的房子做会场。实在找不到，他们便与村里一位私塾先生商量，请他让学生放几天假，借用一下。距私塾不远有一个庙稍好一些，收拾一下给毛泽东住。其余领导人再无法照顾，只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按与会人头把住处安排完毕，萧劲光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地方落脚。于是在一家农户放杂物的小房间住下来，一扇门板架在水缸上做了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那位开明的私塾先生及冯家村的百姓们，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因此一举，千百年来无人知晓的小村落从此闻名中外，且永远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会议于8月22日上午开幕。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军队及各方面负责人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聂荣臻等，共计二十余人。萧劲光以军委参谋长的身份出席会议。
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同时，为加强新形势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11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具体办事机构，依然由萧劲光主持的参谋部承担。会议整整开了三天，至24日结束。
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共产党领袖和军队将领们，这几天绝大多数议题，大家认识一致，但也有个别问题，分歧较大。特别是对毛泽东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中央机关仍驻延安，使陕甘宁边区成为领导全国抗日大本营的设想，有些同志不赞成。他们认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做抗日大本营。有的同志说：现在国民党军就步步进逼，主力部队一走，根据地能否守得住都是问题。党中央还是应该随着主力走。调到军委后，萧劲光直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有时晚饭后两人在一起散步，几乎天天打交道。毛泽东报告中的许多思想、观点，此前曾向萧劲光透露过，有的还听取了他的意见。关于把陕北做抗日大本营的问题，毛泽东和他谈过，萧劲光心悦诚服，会上他据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萧劲光说：陕北地瘠民贫是事实，但也有它的特点和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利于防守而不利于敌人的进攻。它距离华北抗日前线不远，指挥起来比较便利。从边区现状来说，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唯一根据地。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工作的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钳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并以此为基地领导全国各根据地的抗日战争，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对党中央驻延安、留部分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问题，在大会上专门作了说明。最后，会议一致同意从各主力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兵力与地方武装组成“后方留守处”，驻守延安，担负巩固根据地、保卫党中央的任务。留守处工作由萧劲光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