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如果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其他国家很快会被席卷。一个国家的经济又是谁在引领呢？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们只有首先弄清楚这些问题，然后才能在生活中更好、更透彻地理解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才能更明白地知晓国际上的各种经济现象。
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财富是什么呢？你的财富都包含了哪些东西？对于不同的人，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就能说出一大堆财富：电脑、汽车、冰箱、洗衣机、房子……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他有价值的东西他才认为这些是财富。同样的，在经济学中，财富就是指人们认为有价值的所有东西。
所谓价值，就是消费者或者拥有者眼中的价值。比如说佛陀一无所求，在一般人看来一文不值的“四大皆空”，却正是佛陀们想要的，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财富。
当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而持有不同的价值观的人，对财富的判定也是不同的。就像额外的水对一个浇地的农民来说是额外的财富，但是对一个遭受长江水灾的农民来说就不是财富，而对于非洲干旱地区的居民来说，那是比金子还要珍贵的财富。积雪两尺多深，对于一个滑雪胜地的老板来说是额外的财富，但是对一个道路清洁工来说大概只是一个会把腰累断的负担。
也正因为此，经济增长的标准并不在于生产更多的东西，而在于产生更多的财富。当然，物质的东西对财富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十分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非财富或没有太大价值的物质，对财富的生产也很重要。如手风琴是用某些物质材料做成的，看似多余的雪也可以刺激造雪机生产。甚至像健康、爱和心灵的宁静这些“非物质”的东西也有某种具体的物质表现。
所以说，财富的增长和物质产品的体积、重量或数量增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必须抛弃“财富＝物质的东西”这一传统见解，否则它就会妨碍我们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专业化和交换等。
毋庸置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财富，也许大家都曾想过，要是所有东西都是免费品就好了！那样就不存在“稀缺性”这个概念了。也就没有人愿意为得到某一样东西而付出代价，人们想要获得某种东西也就不需要权衡或选择了，我们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天堂就常常被描绘成这样。可是，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稀缺性。我们不可能随心所欲，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必须要做出选择。
当然，在经济学上，还存在一些所谓的“坏东西”（也就是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假如我们希望好东西多多益善，那么也许你已经猜到了，对于“坏东西”，我们希望越少越好。地震、泥石流、洪水、恐怖袭击、空难等等，这些都是坏东西。但你也不要忘记，经济学意义上的好东西和坏东西的概念都是我们主观认定的。例如，勃特克讨厌蓝草音乐，可是普雷契特科则很喜欢。当你不清楚保罗·海恩对这种音乐是爱憎分明还是持无所谓的态度时，对于蓝草音乐的评定就会有三种结果。
一个人认为是坏的东西，另一个人认为它是好东西，而对第三个人来说，它也可能无所谓好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概了解了什么是财富，那么我们该如何创造财富呢？在经济学中，创造财富的最好方法就是贸易。
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对贸易产生过怀疑，他认为，自愿的交换在很多情况下是等值交换。其实，这个观点更应该反过来说，自愿的交换从来就不是等值交换。假如是等价交换的话，交换对于交换者来说就没有实际意义了，交换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事实上，交易双方通过合作，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获得了更大价值的机会。这种获益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在合理且自愿的交换当中，双方都有意通过放弃某种价值较小的东西来获取某种价值较大的东西。
假如小明用自己的足球向小强换取羽毛球拍，就表明小明认为羽毛球拍比足球价值大，而小强认为足球比羽毛球拍价值大。
我们观察到，人们为了得到他们认为价值更大的东西，往往都会以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交换条件，自愿换取另一种。在双方看来，交换都不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对价值的判定不一样；否则，他们就不会重新安排足球和羽毛球拍的产权。这正是贸易的生产性的根源。小明的财富比以前多了，小强也一样。这是交换的结果，交换是生产性的，因为双方的财富都增加了。
也许当我们讲到足球和羽毛球拍交换时，有些同学会说：“不对，财富并没有增加。小强和小明的感觉比原来好，他们可能更高兴，但仅此而已，他们交换并没有生产新的东西，还是一个足球和一个羽毛球拍，只是换了主人而已。”
没错，交换时不能产出新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说它具有生产性呢？
究竟什么是生产呢？提到生产，我们立刻会想到工厂、原材料和工人们。只有这些因素很好地组合，才能产出新东西。但这些仅仅是生产的技术性因素，我们只看到了“常规”，却忽略了另外一点，就是足球和羽毛球拍的制造商试图在技术上把这些材料重新配置，做成更有价值的组合。他们试图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制造出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才是经济因素，这也是厂商制造它们的根本原因。只要突破常规思维，这个概念就很容易明白了。
用足球换球拍没有制造出什么新东西，这并不需要另外的高难技术，但确实制造出了一种双方都认为更有价值的新模式，这就是他们开展贸易的原因。这种模式为双方带来了财富。我们不妨把交换看成是另一种生产方式，小明把足球作为“投入”，得到羽毛球拍作为“产出”；小强则把羽毛球拍作为“投入”，把足球作为“产出”，这样转化为生产模式，价值增加就显得很明显了。
每个人都用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换取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东西。在经济学上，任何选择行动都伴随成本与收益。按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获得一种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成本就是你舍弃自己原有的东西的价值。
为了强调，我们称之为机会成本。小明认为足球有价值，但他自愿用足球作为代价换取了他认为更有价值的羽毛球拍。小强认为羽毛球拍有价值，但他用球拍作为代价换取了他认为更有价值的足球。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收益大于成本，他们都获得了净收益，即财富增加。
假如小明在交易之后享有更多财富，看起来这额外的收益一定来自小强。但要知道，小强也享有更多的财富。这不可能是从小明那里拿走的。其实正好相反，自由贸易是一个机会，它能同时为交易双方创造更多的财富。
任何人在交换中合作，都能找到一个增加自己财富的方式。这一带有生产性交换过程的结果是双方的产出的价值都比投入的价值大。仅仅这些就可以使一项活动有生产性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是交换扩大了真正的财富，也是因为交换真正的财富才被生产了出来。
商品的价格高低由谁决定当经济行为已经变成是一种全民行为的时候，人们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商家的商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降价。那么，这里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疑问：商品的价格究竟是靠什么决定的？是由谁决定的？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成本决定的。但是伴随着成本的不断透明化，人们逐渐意识到商品的价格还受到别的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讲商品定价的依据通常是市场条件和企业目标，此外，消费者的心理也是必须参考的条件。
在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写到，王子总被“生存还是死亡”这一问题困惑着。其实，类似的问题也经常困扰着很多企业。定价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定高价还是定低价？到底定多少才合适？这让企业往往感到困惑。
同种物品向不同消费者收取同样的价格，这种定价方式属于单一定价。也就是说，只要是同一种物品，无论卖给谁都是一种价格。在有些市场，如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掌握着定价权，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价。对企业来说，确定产品的价位十分重要。很多企业为了增加产品的销量，往往采取降低价位的办法。比如进货是0.8美元的东西，仅卖1美元的商家很显然比卖1.2美元的商家的销量要大。
因此，定低价或者降价成为企业竞争中常用的一个手段。不过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并不是任何时候降低价钱就一定有好处，有时候反而不如抬高定价。到底什么情况下定高价，什么情况下定低价，这需要根据企业的目标客户和竞争环境等因素来决定。
一般来讲，如果企业的目标客户是高收入者，并且市场需求也不大，那么采用定高价的策略来实现目标销售是容易成功的。
名牌产品一般采用的都是这种定价方式，比如某名牌皮带的定价是每条2000元，市场销售依旧很好。因为这是炫耀性的商品，购买它的人主要靠品牌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价格低了反倒没法炫耀自己了，高收入者一般也就不会去买。
高定价的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价格缺乏弹性，供给相对有限。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还拿名牌皮带来说，其对象就是极少数的高收入者，他们都希望用这种皮带来显示自己的身份，需求强度较高，并且类似的替代品很少。特别是有的人对这种品牌具有一种特殊的偏好，他们宁愿多花钱也要买这种皮带，而不愿意花低价去买别的款式，虽然别的皮带也是名牌。对于这些高收入者来说，一条皮带2000元在他们的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小。因此，高收入者对这个品牌的皮带就很缺乏弹性。而这种皮带做工精细，供给很难增加，不必靠降价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这种名牌皮带都是靠品牌而非低价来占领市场的。一种缺乏弹性的产品，当降价时总收益会减少，当提价时总收益反而会增加。
由此看来，高定价还是低定价，首先要由市场条件来决定：产品是缺乏弹性还是富有弹性？目标客户是哪一个收入阶层？其次由企业目标来决定：企业追求在利润率的最大化和利润量的最大化之间是如何选择的？一般的规律是这样的，产品缺乏弹性，目标客户人数少，却是收入高者，企业目标是利润率，就实行高定价；反之，产品富有弹性，目标客户人数多，企业目标是利润量，则实行低定价。因为高价必然和少销有关，低价才能够多销。所以在确定价格目标以后，企业就要根据这个来决定产品的产量。因此企业在对某个产品定高价时要限量生产，在低定价时要增加产量。
另外，在定价时还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心理。国外大部分都用零数定价而非整数定价，例如有些产品定价为4.99元而不是5元。这正是利用了消费者的心理。还有一点要注意，很多人认为便宜没好货，有的产品一味降低价格，反而会失去消费者。例如，汽车价格过低，让人怀疑它的质量也下降了，即使很便宜，也没有人会去买这种既不安全又经常出毛病的车。
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定价也不能墨守成规。所以，到底是高价好还是低价好，还需要看同类产品或者相近替代品的定价，在市场竞争中这点十分关键。
定价高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却不能像哈姆雷特对于“生存还是死亡”那样去冥思苦想，而需要在实践中累积经验。
收入差距为什么不容忽视
贫富差距扩大虽然对社会的稳定有所影响，但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不公平甚至不合法。
有些人的高收入与腐败行为、官商勾结有关，还有一些靠出身决定工作分配，而有的人的个人收入水平由组织安排决定，地产商靠土地管理的漏洞纷纷成为巨富，国有企业高层薪金总额完全由自己确定，垄断行业凭借着垄断地位获取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这些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会破坏社会稳定。
此外，“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原因。在全社会追求经济利益的大环境下，资本供应者一直处于强势或受尊重的地位，而广大蓝领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劳力，也不得不屈居于弱势地位。初次分配最重要的一环中，劳动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没有较强大的工会、工人缺乏集体议价能力、企业缺乏正常的调薪机制，资本家剥削工人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从以下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1990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而今已滑落至40%。相比较而言，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却从1997年的12%攀升至23%，而家庭储蓄一直在20%左右。
社会财富再分配同样也存在拉大贫富差距的现象。不太合理的上市机制以及上市前原国有股权的贱卖，导致企业股东或提前“潜伏”的投资者收益巨大，疯狂上涨的房价让有多套房产的富人财产暴涨，社会慈善组织的匮乏使穷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怀，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普通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开支猛增等等。
香港的基尼系数虽然也高达0.45，但他们37%的家庭可以得到政府的房屋补贴，社会上又有许多资金实力很雄厚的慈善组织和宗教机构一直在从事人文关怀工作，加上政府比较廉洁、机会比较均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这也是香港社会一直比较稳定，各种恶性的群体性事件相对较少的原因。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很有道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不仅要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更应当清除两极分化背后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因素，因为贫富分化差距的危害非常之大，它直接可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首先，高房价和医疗教育开支给底层民众带来的低收入、高负担变得日益沉重，在这样困难的生活环境和这么低下的社会地位下，广大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体制的认同感会一点点减退。
其次，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和腐败现象将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削弱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削弱党的执政基础，整体社会的稳定性明显转差。
再次，在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中，各个获利阶层，那些有影响力的腐败者，包括腐败分子、与房地产商勾结而一直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利得者、与股市暴富相关的企业及公职人员、国有垄断企业高薪阶层和有机会转至国企的政府对口部门官员等，都会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竭力阻止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及国有垄断企业改革等重大政策的真正贯彻实施，从而成为各种深层次改革有形或无形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