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重庆《新民报》上流行一种特别的文体，备受读者欢迎。它的作者，乃是副刊名家程沧（程大千）。民国时期，军队在向现代军人转进，谋臣如雨，名将联翩，而报界的副刊名家，也是奇人辈出，才情四射。
程大千的小说语言，很是奇怪，和当时的名报人，如张恨水、张慧剑等有所区分。恨水的行文，是极从容悠缓的，像大江大河，浩浩荡荡整体推进。和鸳鸯蝴蝶派的哀感顽艳更是两路，和左翼青年的恶俗欧化更是颇不相类。程大千的行文，则简捷爽利，有些欧化的影子，但这种欧化，是善性有节制的，好像是点到为止，因此在句法的安排上有清新的洋味，而在字词的选择上，又将旧文学词汇的生命力与当时的新词杂糅合用之，强弱巧拙的分寸感极得体，造成一种醒豁得力的句法效果。在转折过渡的叙述上，甚至加入了政论时评的诘问与点染，故其整体效应，像陶诗一样，是有篇又有句，因此，篇幅有限，而容量奇大。
小说写到今天，我们发觉社会背景的渲染越发的低落，传人渐少，是“骏马下注千丈坡”。这种现象，却并非文体的增进，实际上是观察力的退化跌落。程大千的优越却正在这里，他的笔触中，社会背景的渲染烘托，仿佛国画精品的罩染一样，一层深似一层，一层密似一层，周到妥帖，但其中又在在不乏疏松的透风之处。那是重庆，是战时的重庆，是雾都，小人物的哀号，下层知识分子的绝望，交际场的暴发户和淑女，社会的众生相及市井风习里面，有民族的血泪，有干戈扰攘的世道，有令人扼腕的不上轨道的政治……因了文体的关系，好像裹着糖衣，回味过后，越见其苦涩与愤懑。
赵超构先生说程大千“题材是莫泊桑的，而其文字的风格则是属于马克吐温的”。我以为这种笔墨后面的心境，则是结合了契诃夫的哀伤忧郁和高尔基的绝叫愤怒。文体介于新闻特写跟短篇小说之间，轻捷爽利则胜于小说，细节的渲染深化又强过新闻作品，两者善性融会造成对阅读心理的占领，文笔的运用精细绝伦，一两千字的篇幅里，有的简直是包袱一路抖开，或者起承转合，柳暗花明，盘马弯弓，尺幅千里，端的是言外语意还有千重，篇篇搔着人的痒处，思绪沉浸在他所造设的氛围里面，久之不能自拔。
《来凤驿》寥寥千把字，写了战争时期人心流变，情感的出位，发国难财者的影子，朦朦胧胧，影影绰绰，有点神秘，又有些清晰，像模糊的铜镜。《十二磅热水瓶》就一个疯汉在路边小店点菜的可笑图景，带出滇缅路这条战时大动脉上的辛酸与悲情。《风雨谈》则以古典散文绘景的手腕，一路迤逦写来，当中融会了小品、时评、调侃诸笔法，随时轻松点染中西典故，然而“战都千万种的不平，都交给它爆炸了”。读之胸臆充溢深重的嗒然。《战都酒徒》则素描几种酒客的行状，从个人的遭际，从清寒的杯底，看出民族的哀乐。这些都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的大时代的小故事。
程大千解析探究苦难、荒谬的社会生态，以他横空出世的卓异椽笔，将其转化为一篇篇无可替代的精妙绝伦的素描体小说。在所谓现代文学这个概念中，也许他的作品才是文坛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整个四十年代，他创作了近千篇这样题材的文章。
副刊三张（恨水、慧剑、友鸾）之一张友鸾先生说，程大千那时只有三十出头的年纪，他心情不愉快不运笔，太高兴了也不写，吃了酒也不握管，“不写文章的条件多得很，及至他提起了笔，那就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什么他都不管，整个的生命都交给了那一支笔……惟有他才有这样一双冷眼！”程大千乃一眼镜白面书生，但他这一创作的态势，像极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运筹帷幄，决战千里，又像王猛，扪虱而谈，旁若无人；而技术的细节上，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结撰转折，巧不可阶，处处体现万事等闲的雄才大略和高度的把握能力。
程大千的文章文气之旺，笔锋之健，转折之出乎意料，充溢一种沛然不磨的英迈之气，放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来看，这等于是他独创的文体，被文学史忽略也实在令人讶异。即以小说而言，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且笔意最醇味道最浓，那介于《史记》列传部分和《世说新语》之间的笔法，信手拈来，皆成妙谛。乱世里的人生况味是如何的一种情状，莫不跃然纸上，这样的作品，才能自拔于一般性的文学，而称之为艺术。从文体意义上说，《重庆客》这样的文章，已是文学史上的绝响。可惜的是，这样的好书，仅见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庆出版社的刊本，后则杳无音信。像程大千这样的英俊异材，是当时《新民报》的重镇，更是报人中不可复制的天才。几十年来他早被文学界遗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后人的失察，也是后人的不幸……
（《重庆客》，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