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书，可以刺破所有盲动的喧嚣，冒出后世的云端。即使因水火的肆虐毁灭了部分物质载体，它依然留下镌刻般的影响而永在。
像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着作，就是这样，趣味思想充溢，移步生莲，绝无冷场。句句实在，处处关乎人本的痛痒。他那穿越时空的卓越文字，抓住要害，有的放矢，一切都是苦心孤诣。
美国后人所享受的民主遗产，在杰斐逊他们当年，也是靠了艰辛的争取才赢得的。他集科学家、最高行政首长、文人、学者于一身，一个实现了梦想的预言者。他最精彩的阐述是民主政治的精髓乃是自由的观念。他将言论自由列为建立美国最重要的根基。他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的那一年曾说：“我在神坛上立过誓，对于任何压制人性的暴政，永远反对。”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刷开美国政治的新局，也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推进树立了航标。他的文章，文字优美，历史趣味浓厚，主旨鲜明，豁达而富有人性化，“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保持这一权利”。人是生而赋有一连串不容剥夺的权利，“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都在其中”，在这些权利中，又包含自治。
他给友人的信中说：“要有良好而稳定的政府，其道并不在于将政府整个托付一人，而是将政府分属众人。”
他在法国当大使的经历，加深了他对专制主义的厌恶。法国的政体，在他看来还是一种“粗糙的作品”。因之，法国民众生活是支离破碎的。这样的情况，本可避免，其咎就在于一个不良的政体。他说，管制的结果怎么样呢？把世人一半变成傻子，一半变成伪君子。
从社会人的捐输款项的一件事，他引申出信仰、吸引力、公权，以及民政官为什么不能干涉思想领域……他的文章明畅而深邃，富有惊人的逻辑力量，亲切、妥帖，其思维又快如流星，衔接了种种浑然一体的补充说明。
关于总统任期的时间规限，他也推导了任期年数的利害，他决定像华盛顿将军那样树下美例，连任期满自动退休，“我将追随其后，再有数人以身作则，日后任何人想恋栈的，格于惯例，就难打破了”。多少年后，确有哪个利比多饱满的克林顿，公开说总统任期可打破两届限制——就从他开始。他就像那个还想“再活五百年”的中国帝王，成了一个令人齿冷的笑话。
他不恋栈，还有想恋栈的；从自律来看，他二人，也称得上是圣人了。人性根底上都是一样的，如一旦为正人君子所据，不特树下范例，更立下规矩，政治修明上轨道，人民得其所哉，对现实生命不啻是最大的福音，后人写历史的，也当额手称庆，拊掌礼赞了。
他高度评价华盛顿，“在我看来，尽可以让人民放手自行管理他们的政府，不必担心。他对我说过不下百十次，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必须有公平试验的机会，为了议会这个制度，他是不惜流其最后一滴血的”；“他的思考比较迟缓，但有独出的心裁和想像力，所以他的结论确然有把握……他绝对持正不阿，是我从未见过的”。
他评价政治家、法律家乔治·魏士，“从来没有比他更不自私的人了”。关于大着作家潘恩，他说，“他的思想胜过学问”。
至于拿破仑，他以为“坏得不能再坏了”，因为他“残害万千生灵，是蹂躏全世界权利自由的暴君。只知篡夺权力，毫无一善可称……滑铁卢的败仗，乃是法国的救星”。
他对于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见解错位，扞格枘凿，公开不和。但他持论周正，诚为君子之争。他说汉氏俨然一位巨灵，思考力很强，“见解敏锐，大公无私，极重信义，私生活毫不苟且，然而深为英国榜样所迷，陷入歧途，乃至完全相信贪污对于一国的政府竟是必不可少的”。
他的深邃斩截好似莎士比亚，他的明慧贯通好像契诃夫，而他的洒脱磊落则仿佛苏东坡。他关注人的权利的实现，在他有生之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式地看到了结果。
关于良知、自由、规则、权利、义务等等观念和范畴，他的思想是大彻大悟，醍醐灌顶。他的界说和汉密尔顿也并不矛盾，他的概念中，包含了汉氏的思想，但更为深广圆融。他援引华盛顿的先例，拒绝第三次竞选总统。他一再提出辞职，期盼脱离实际政治，向往农庄的田园生活，敝屣名利。他是对个人进退绝不介怀的真名士真风流，也即美利坚精神最好的诠释。若非胸中正气充盈，何克臻此。
杰斐逊一七七五年五月起草《独立宣言》，他和富兰克林、华盛顿各有专长，他则主要以他的文字，贡献于这个国家的各项制度的建设。《独立宣言》是关于民主、自由最重要的文献。他为自己设计了谦逊的墓志铭：“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埋葬于此。”
这样的立国精神，造就了一个罕见的伟大国度。它的物质力量叠加式的跃进，为全球之雄。所有这一切，在背景上，就是自由的观念。它带来一系列的良性循环。以至名作家狄更斯从英国出发游览美国时，对其国人的精神面貌要五体投地的赞不绝口了，甚至他认为民主国的女性都翩若惊鸿。
差不多在狄氏赞扬美国的前后，西方对当时中国的印象也更加真切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里面，对中国人的不仁不义，虚伪狡诈，阴暗险恶……多所批判指斥。新近译介到中国的英国学者维克托·基尔南所着《人类的主人》（商务印书馆）对中西交往认识的历史有着细致惊人的描述。
实际上呢，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的智慧和努力构建，中国聪明而苦难的人民，他们的期望和留念，在封建专制的肆虐之下，一切都被掩盖被抵消，而归诸荒烟蔓草。
王国维先生一九二七年投水自尽，国人念之惜之而又疑之。此前的一九二四年，他有《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窃自辛亥以后，人民涂炭，邦域分崩，救民之望非皇上莫属，非置圣躬于万全之地无以救天下……且皇上一出国门，则宗庙宫室，民国不待占而自占……”（《王国维年谱长编》四百〇一页），以下还有千余字，都是替皇帝考虑的。最后说明系秘密之奏，希望领他的忠贞之情。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已经是名句，但这个账目算到谁的头上呢？爱皇帝爱到变态的地步，也仿佛“一块红布蒙住了我的眼睛”吧。没有皇帝就活不成了，一部分中国汉人知识分子的心理，不可理喻，至此已极。知识分子自应对社会有所批判，包括自杀的方式。民国肇建，确也问题多多。但也要看批评的立足点，用力的方向，观其心理，对民治民有民享的社会，是完全隔膜的。
不知他是否记起了清初大屠杀的血光之灾，章太炎倒是血脉贲张的痛斥，他们两个，好像南北的两极。而章太炎虽然也乱闹，但他的目标非常清楚，他的批判锋芒指向中国社会的现状，即清廷专制的率兽食人的野蛮统治。“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承继了黄宗羲等先贤的看法，更予以谩骂痛斥。他不但指出新的溃疡，也掀开了去之不远的被清军征服的旧伤口。近代英国外交官，在中国也体察到汉人官员对他们必须臣服于粗鄙却专权的清廷一事感到不耐。清军入关时，顾炎武不说亡社稷和亡国而说亡国和亡天下，着眼点不仅在政权的沦亡，更忧虑文化的澌灭坠毁，从此人沦为“禽兽”，因而痛入骨髓。
国维似乎不知，正是长期的帝王专制，才造成社会长期压抑后的动荡，短视、浅薄、庸俗、低劣的思想趣味、奸滑无信的恶劣品质，正义感、责任感、做人良知与爱心泯灭到可怕的地步。
结果呢，国维搞成了“我思故我不在”，他这一心疼皇帝的动作，也竟然使他“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愁眉苦脸，把生活搞成连串痛苦的累积，实在也是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成为恶制度的祭品。国维的死虽然在于时局的悲观，和盲动肆虐的刺激，但他寻找的寄托却是帝王，而不是辛亥党里那些他的同龄人，因这一旁逸斜出，遂滑向不可收拾的死胡同。
杰斐逊，王国维，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不同质性的大知识分子的极端的差异，开放和保守，开明与迂阔，自由与奴役……杰斐逊头脑、见识、学问、气魄俱佳，而王国维则可说是学问大，见识短的典型。他的糊涂的言行，也有相当的影响，此种心理的播植，也是中国困境之所在。在野的和民间的自由精神的因子备受挤兑消减，民治思想的元素一落千丈。结果呢，在疆域之内是挣扎匍匐，辗转就死，在外则备受歧视、轻视、蔑视，被人厌恶而横加敲打……失却了一次次绝佳的历史机缘。所以，即令是年轻而有头脑的读者来观杰斐逊言论，也不免有感慨万千、“老”泪纵横的时候！
（《杰斐逊民主言论录》，香港高原出版社，民国四十四年，[美]巴道维编，胡叔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