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自叙》尝谓：“今之学校识字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且漫无统纪之符咒至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初级生，犹以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那个时期的年轻文化改革者，如魔附体，攻讦中国文字，不遗余力，视为仇雠；持汉字拉丁化者，更有多人。其口号则云“废除汉字，改用字母”（《胡适口述自传》一百三十八页）。那时彼辈都还年轻，气血旺盛，执其一端，铆劲往牛角尖里死钻。
且不说汉字与文化传承的意义，即以汉字拉丁化以后而言，学童学之，就易如反掌了么？事有不然，且恐怕恰恰相反。唐德刚先生说他小时候学汉字，字、文结合，像《〈左传〉选粹》、《史记菁华录》这些书能整本地背诵，“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家中长辈再辅之以物质刺激，小孩甚至主动地啃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来，且乐在其中。但是拼音文字如何呢？“由于音节太长，单字不易组合，因而每一个字都要另造出一个特别的单字来表明，如此则字汇vocabulary就多得可怕了”（唐德刚《胡适杂忆》一百三十二页）。唐先生以其绝深的经验勘察，认为“认字”恰恰是拼音文字的最大麻烦——要读完五磅重的《纽约时报》星期刊，须认识五万单字，仅此即比《康熙字典》上的所有字还多。“五四”时的闯将们，想像力贫乏，拿着鸡毛当令箭，自然见不及此了。唐先生所以为学界巨擘，与其思与学双边充量的“全面发展”有关系，故其发论，大有百步穿杨之效。为什么呢？此无他，老先生是从实事求是出发，而非一大批“某公”般从概念、或先入为主的“想法”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