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燕，一个一生布衣的在野文人。他的视野非常高阔，但长期被文学史忽略。他嗜书如酒徒之嗜饮，徒步从韶关至广州求借读书；也略有出仕的机会，他自动放弃了；也曾参加反清复明的部队，备尝艰辛，未能大成，仍嗜书不止。
旧时文人，不少是好人。对生活并无太多要求。假如精神自由一点，社会多少讲究一点游戏规则，倒也无枉一生。但是专制的肆虐，是一种无止境无人性的东西，所以，灌园抱瓮，莳花种菜，甘于淡泊的背后，不免流露一种失路之悲。或在乱世转徙苟活，或在被控制的时间里面消磨，生命的意义打上负数的标记，令人长喟不已。
廖燕的墨迹今尚存，观之，但见劲挺中不乏含蓄，有的笔画也相当开张，揖让之间似可触摸到他的孤愤、他的锐眼。真可谓，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身。
《性论》首句，“天地一性海也，万物一性具也。天地万物皆见役于性，而莫知其然……”也是漂亮、惊艳，有震撼力的句子。来得很陡，且很抓人。
他的不羁，他的狂放，以思想深度为底蕴。为古今腐儒难以望其项背。
《管锥编》二百三十四页，钱先生此文梳理专制之害，从先秦提领至明朝。末尾且发挥说愚民者自欺欺人，最后自将其愚信以为真。专门拈出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
那确是历来罕见的奇文——
天下可智不可愚，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使天下皆智而无愚，而天下不胜其乱矣……夫庸人乌能扰天下哉？扰天下者皆具智勇凶桀卓越之材，使其有材而不得展，则必溃裂四出，小者为盗，大者谋逆，自古已然矣。唯圣人知其然，而惟以术愚之，使天下皆安于吾术，虽极智勇凶桀之辈，皆潜消默夺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后天下相安于无事。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秦始皇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
自汉、唐、宋，历代以来，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为然。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弊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此不焚而人不瑕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然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
此文透露的信息是，人性如何被奴化、被淡化、被弱化、被非人化、被平面化、被边缘化，在此轨道上长期运行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自觉。他们各得其所，完成了对人性的摧毁控制，专制的种种甚至变成了基因，在现代社会间歇性发作，多处形成溃疡难以愈合。
焚书之术生产奴才，以制义取士捆绑性情，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专制之病。其甘心被愚，无非是利欲、权欲的一种回报，为其操控，自然以愚民为事，但以自愚为前提。上得其轨道之人，权力欲都极强盛，而其本质是不读书的，但对算卦、看风水、驱邪的浅层文化倒情有独锺。他们对古代大学者的思想、学说与历史价值惘然无知。这些官僚仅仅贴着智识者的标签而已，乃识时务的行尸走肉。
论文字的组织、驱遣，文气的流贯……他当然不是惟一，但论及识见的深透，直达背景和后台，那就道个多乎哉？不多矣啦。不平之鸣甚多，而挖掘出个人普遍性的人生悲剧及所造成的深层原因，同时就有文士由衷推崇：议论多发前人所未发。他的见解，确为江山文藻增色多多。
他的《高宗杀岳武穆论》，议论也是别开生面。他认为岳不是秦桧杀的：“观秦桧答何铸，高宗其欲杀武穆者，实不欲还徽宗与渊圣也……实欲金人杀之而已，得安其身于帝位也。”（十页）。他当时的文友有谓：非具二十分胆识，谁敢如此下笔！可破千古腐儒之见。
他对明清鼎革之际的上层变乱，痛心疾首，拆其病象病因，“在庭诸臣，忠奸不一，议论朝更夕改，率无拨乱反正之才，强敌压境，辄一筹莫展。及幸寇退，则骄语富贵，党同伐异，甚至揽权纳贿，无所不至，其习牢不可破……”（二百九十六页）。他的《张浚论》则阐述专制制度的致命陷阱，“从来奸人害正人”，坏人与无限制的君权相结纳，“其恶亦渐肆，其后遂至于穷凶极暴而不可救止……”
他笔下的反清复明志士，处境悲凉，遭遇无形网络，密密匝匝，只有绝望，难以冲决。
“古君子往往有以轩冕为桎梏，入山惟恐不深者。此岂其得已者耶？然人生至不得已而隐，已非人情，况并欲泯其名而不使见称于世，则其苦有孰甚于此者……”（三百零六页）
他的诗歌，写景则悲壮痛切，镶嵌在景句中的悲绪不是摇落，不是斜卧，而是像强劲的海潮一样，激宕汹涌，不依不饶地扑将而来。他的一首律诗说，“胸藏五岳隐难平，浊酒堪浇取次倾。满目烟云供异赏，一天星斗寄奇情……”（五百〇三页）。又说，“满目干戈天局促，长途风雪客凄其。五更马上吟残月，独木桥边访古碑”（五百二十七页）。和他的各体文字一样，蒙络因清醒的痛苦产生的沮丧。
他的眼光，强劲的穿透能力；他的思索，简劲的逻辑推导能力；他的追踪，陡劲的全程打击能力，古典作家中实属少见。自然，他也因此而倍显孤独。
人总是要寻找发泄的通道出口，民主的制度，则在衡定的游戏规则中尽可使精力释放，“该干嘛干嘛”，一切有所安顿归依。而不论秦始皇的暴烈、明太祖的伪狡，走后总要引起这样那样的麻烦，循环不止的是非颠倒错乱，祸乱相寻。
廖燕的结论，也是说到底了，无以复加了。作为这一可贵思维的延伸，再走一步，那就到了林则徐、郑观应时代，相当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因西风东渐，而透彻反省，向民主制度三致意焉。那是士人真正的自觉，是着眼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力图从压迫者手中获得自由。他们的认识来自对专制祸害的刻骨体会，而他们傲岸独立的认识，甚至使很多后来的知识分子相形见绌。
廖燕长期为文学史忽略。而此类文学史，数十年如一日，仅于鼎鼎大名者作模棱鉴定，读之使人昏昧不明，尤可恶者，使后来青年，以为中国文学仅此而已，其摧颓先贤一至于是。
实则那些被忽略的作家，不乏深邃的智慧和思想，乃至经天纬地之文。廖燕最为典型。他之被忽略，并非后世批评梳理者吝惜笔墨，实因基础训练所致，手眼、能力、水平所限，见宝不识，智不及此。令致古人创造湮没无闻，有的甚至因长期被冷落，物质载体如书籍等的朽坏，而归诸风流云散，这对文化香火的传承，是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管锥编》对此状况，仿佛放出千万只救生的小艇，在茫无际涯的洋面上穿梭施救，将快要灭顶者拯起搭救，上得岸来，复加以理董之重塑之，使以新貌面世。
像钱锺书这样在时间的隧道里面攻城略地，使淹没的古典作家再现重光，这样的鬼斧神工，无远弗届，这样的一视同仁，“访贫问苦”，裨使野无遗贤，设使古典作家起来投票，恐钱公所得选票，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廖燕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