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读书未能，而李秀成本质是个书呆子。权位的金字塔下，众士熙熙，群雄攘攘，你争我夺，你死我活，对他来说，他的本质，他的先天所予，决定了他学不来，而且也甚反感。
洪天王生长的地方，古称蛮荒之域，南粤之间，古代固有文化的抵抗力薄弱。一个人的固执暴虐可以到如此极限，绝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恐为历史上绝大之特殊模型。他业已造成一个人间地狱，而其自身则居于地狱中森严的天堂。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也不是善茬儿，满腔僭主心态，一意抢班夺权，或者大开杀戒，或携重兵一走了之。这些人深知权力充分的优越性。支配别人的意愿、智能，均非平凡，但自立崖岸，不愿迁就。
相较于他的主子洪秀全，又较之他的上级或同僚，这些人又都是人精，桀骜不驯的诈徒。天王擅长亘古少见的自欺欺人，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所有人，对毁灭的到来，他充满觳觫恐惧，而于秀成，惯以毫无弹性的死气和无赖气弥漫的要挟语言役使之。他的起事本有社会基础，但他消灭了这种基础，更造成了新的深重的苦难。社会元气，折隳殆尽，这又是他灭亡的基础。李秀成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天王才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并超常发挥他的气急败坏，暴怒失态。
民初扪虱谈虎客说：“（秀成）智勇、义侠，比诸曾、胡，毫无愧色。使更加以学问，真卓然为十九世纪代表中国之一人物。秀成之气度……事事暗合国际法……”甚是。秀成有古大臣之风，他是古人；他甚至有现代意识暗合国际法，他是现代人。他不应该是天王肆意拨弄的“那个时代”的人，但他恰恰是。此为悲剧中之悲剧。
使秀成读书，增学术而养气，即他起初改造了，或半途改良了，那他也不是他了。那他就变成彭玉麟、罗泽南了……但其也决不会为天王所役使，无疑也；当然也就不会有太平天国后期的荒唐演出，也无疑也。又假如他有十分之一的石达开性格的因子，那他闹出的事端，不知还要大多少倍。
未能读书，未能多读书，而行为暗合人类共同美德，始终守持之，心地纯善，守持他所认可的道德底线。正像他的供状一样，词气朴拙，读之令人一掬伤怀之泪。其中，见得一个罕、一个憾、一个惨字；罕是秀成的老实诚朴实属罕见，憾是可惜了这样一个伟岸的人物，惨是秀成结局的悲凉……天国末期，秀成怨天尤人达于极点，贯穿小媳妇心态，愚忠可以到如此难以忍耐的极限，也可谓历史仅见。对他人的忍让，无论是对上，对下，对无助小民难民，对友，对同僚，俱一视同仁。他被俘后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豪气，并不是他的晚节不保，也不是贪生怕死，只在字里行间看见恂恂自守的善良！只见他的无援的孤单，汹涌而来，在无边的黑暗中，独撑大厦，逐渐消解，最后坍塌。
天国专制，甚至出以儿戏般的想像，毫无弹性毫无商量余地的强力摧残个性，秀成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创造的精神，遂由梁柱简化为薄片，再虚化为影子，随狂澜以去。
看唐代姚汝能写的《安禄山事迹》，同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恩宠甚至超过了太子，到了无以复加的离奇地步，纯粹是纵容抬举，奢侈福禄超乎寻常想像，临了禄山偏要做拆台的主角；而李秀成时时套在天王的紧箍咒里面，动辄加以叱骂，还要他纵横驰骋，忍气吞声消耗他的愚忠，以独木撑大厦，最后为之殉葬。两人同样起自军队下级之微末，起初俱不过侦察兵排长一类角色，不数年以其赫赫战功、天才谋略升至大军总指挥。而禄山逐渐骄纵恣睢，他的父亲及家族成员都得以实授地方长官，所获物质利益甚至牵动到国家财政；秀成始终谦抑克己，老母和亲戚幼小多次被天王无端关押以为人质，一面要征战解围，四出补漏，甚者还要砸锅卖铁经营天国基本口粮。安禄山和他比，一个是赛衙内，皇帝当众褒扬至于失态；一个是受气包，屡受呵斥仿佛三孙子。至于唐玄宗，他是盲了眼；洪天王呢，则是黑了心……两者相似既如是，结局悬殊又如天渊。
秀成这部叙述，中间的时间概念是有些模糊的。常用“那时”等语来过渡几个月一两年的多次战役行动。但其文开篇之脉络，倒相当的清晰。其于地点，点明自花县至博白等十余县，深山莽林，都是边陲僻野，天王就藏在其中搞事儿；其方法，都是荒诞不经的天父天兄，秀成也感觉其为愚陋可笑；其效果，智者觉其荒唐，而愚氓从之，“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寒苦之家”；至于起因，则是洪氏个人不遂不顺，社会路途阻碍，久为科举所苦，导致精神失常，乃放纵其狭隘经验与鄙陋想像，杨秀清“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却闹腾最凶，同有病狂热烧之状。又点名其核心，洪、杨、萧、冯、韦、石、秦之属，里面除萧、冯早些年阵亡，其余几个在南京伪朝中尔诈我虞，达于白热化，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欲罢不能，终至大开杀戒，分崩离析，演出一场战栗血腥的、似乎充满无限乐趣的“动物庄园”故事。对于这样的倾轧，秀成天性排斥、天性无缘。
（《太平天国战纪·李秀成供状》，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另参阅广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四年影印民国广益书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