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盐铁论》，实乃千古奇书，以规模及类别而言，古往今来着述之林，也极难找出同类项。
对垒双方，当朝的知识分子——桑弘羊之属，和清流知识分子——文学、贤良之属。
其重大区别在于：前者主张集权，后者主张分权。
（文学并非后世的文学家之侪，文学乃儒者，所谓“善礼乐典章”，即文化、学术、政经之精英）文学、贤良“祖述仲尼”，在当朝，尊董仲舒为祭酒，抨击商鞅的“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他们反对“与小民争利”。（《汉书》，《董传》）
王利器整理《盐铁论》，写有近二万字的长文。竭力为桑弘羊辩护，多有昧于大义之处。鞭扑文学、贤良，指其为鹦鹉学舌，复古，阴谋诡计，血口咬人等等，说董仲舒“发泄对新社会格格不入的阴暗心理”。帽子老大，吓人兮兮，新社会能新到哪里去？
王利器先生更以为，董仲舒等人对经济制度大改革不甘心，遂“诬蔑为变古有灾”。此说未当。
古与今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古与今并不绝对能以落后、愚昧和先进文明来作分野。另外，迁流的时间必与常驻的空间（地域）相联，始有比较的意义。二〇〇〇年的某些地区较一九〇〇年的某些地区更要野蛮、伪善得多。
清流知识分子说：“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非缺篇》）。又说：“建盐、铁策博利，富者买爵败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佝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儹借急之臣进……偷合取容者众”（《刺复篇》）。
桑弘羊也有他的道理：“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邓通得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园……吴、邓钱布天下，故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好伪息……”（《错币篇》）
对同一种现象，双方各以不同观念契人，先入为主，自说自话。若力耕篇论及丰年凶年对付之法，俱引《诗经》同一句“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来得出相反结论。
大夫说：“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上取诸人，中士劳其形……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说：“民朴而资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俱见力耕篇》）
大夫言论似有不执着于小农的“进步”倾向，但焉知不类今之“金融泡沫”？文学言论看似保守退缩，而人之能得保命，繁衍，一切尚需索诸田园土地，斯为根本。
二
《盐铁论》双方辩论达十万言，论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为文化史罕见文本。辩论中，各各强调本派认定之观念，不依不饶，略无倦色。但均有流于极端片面之处，辩至激烈时，俱舍本逐末，且无限放大这个“末”，公修公德，婆修婆德，看起来很有道理，实则不然。如大夫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通有篇》）。明显漠视农业，强调术、势，必流于巧取豪夺，就当时而言，一切生活物品俱取诸土地，舍此无异舍本。有时候，说话间，或莫测高深，或离题万里，或跌入对方观点，替别人说话的情形也是有的。
涉及当时“意识形态”的根本关节，如《孝养篇》谈孝道问题，则双方发言不敢有根本分歧，只是就如何尽孝即物质手段的高下，投入量的厚薄上有所争议。文学、贤良以为诚敬在孝道中为首；衣食供养有多少是多少，为次要；大夫、御史则以为当言华车轻裘，那才叫有面子！否则，爹妈肚皮里尽是青菜，那叫什么日子哟（老亲之腹非唐园，唯菜是盛，虽欲以礼，非其贵也）！但于孝道本身，双方之尊崇则一。有似今之某些独裁小国，行专制虐民之实，而其对外仍盛称民权人道，盖以斯为世界进步之普遍价值观。这一步辩论是典型的“曼辞以自饰”（《太史公报任安书》），但结局也隐然在目，假如盐、铁专卖，豪门垄断，则尽孝道可亟改为斗富炫贵，而小民噍类无论如何匍匐也跟尽孝无关了，长此以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必成一恶性互动之趋势。
因文本的复杂性，放后人看法因循之而根本对立。双方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致有大钻牛角尖之处，不堪细究，又必须细究。后人将双方的争论附会为儒法之争，几十年来的史学界，多打压文学、贤良这一派。当然文学、贤良之说也有跟人性相违之点，贻人口实。
双方各有道理，各有依循，各有逻辑，辩驳中，多以比喻设辞，比喻起头，中间又埋伏不断之譬喻，寻求突破张扬，致整部辩驳，幻出奇彩，绚烂夺目，精光射人。
孙中山先生一方面以为“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若弘羊者，可谓知钱之为用者也”。
以孙先生这样的炯眼达识，伟岸胸襟，于此事也竟看走了眼，倒也不奇怪，清末民初的政象崩离之势，迫使其思维往集权一方靠拢，但孙中山毕竟是孙中山，他一方面却又是很矛盾的，同一段话中，他还说：“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建国方略》）。客观上，又与文学、贤良之意见同一机抒。总之，他意在借题发挥，所评与本事故实已无大涉。
桑弘羊的改革，是针对汉武帝征伐四夷，导致国用空虚而发。派遣经济官吏到各地方，直属中央，“尽管天下盐、铁”，贵卖贱买，差不多提前两千年培养几多“孔祥熙”，所耗征战军费，尽取于此，战争毁灭性的奢侈耗费终必导致赤骨露体的恶果。后果尽由底层小民分担，这样的改革，无论出发点为何，皆必走样。集权困扰，竞争不公平，民用日穷，终必引致社会震荡、人心不安。所以，文学、贤良之议，“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说一千道一万，总还归纳到关心民瘼的轨道之上。
三
以《盐铁论》关涉方面众多的缘故，半年来屡读屡叹，颇感困惑。寻绎后人于此事所发议论，有不得要领者，有令人啼笑皆非者。及读马乘风先生议论，乃大为服膺，其说有根有据，最为明智通达，直击要害。
民国经济学家马乘风先生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其巨着《中国经济史》，下册第一编论及《盐铁论》内外，可知桑弘羊已开买官卖官之先路。贵威佞臣即有钱人，更以钱赎罪，骄横不法之暴行遂得一法律上的保障，“政府只知道要钱，所以有钱的人，便为政府所高看。但有钱的人并非傻子，彼等所以用金钱买官爵，无非藉此可以搜刮得更多的财富，买得官爵之后，必然要大肆榨取”。“武帝时财政困难，故举盐铁专卖，仅就此四字来说，无从评定其良恶，有此卖一举，私家制售被杜禁，似可由此齐众庶了。但是，事实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反而弊端丛生。政府只顾到收入的增加，蔑视了使用者的利益，官家全权在握，自由操纵价格，且以一般人们须臾离不开盐和铁，对于任何高价只有忍受”。这就是说，给“公人见钱，如蝎子见血”开了一条通行道，小民百姓，还有什么活路吗？“猪肉不配姜，食之发大疯”（《本草纲目》，卷五十），豪族与官府是猪肉，谁来作制衡约束他们的“姜”呢？无人，无法。专卖久行，必发“大疯”，可知矣。
马先生更一一列举专卖之弊，如质量滥恶，农民不堪；官商不顾农民实际，细小农具不屑一制，种种恶果相应而来……显然，桑弘羊等的政策，与民众的勤劳美德信成天敌，为什么呢？打杀了积极性嘛。自由经济的分子，也由此而堵死，社会不通，噎塞之病遂生。同时道德纲常之失却公信力，也正由此辈的上下其手。
对于桑弘羊，马乘风先生说他是“事析秋毫的用尽一切心计，去剥蚀大众，把剥蚀的成果，一半供给统治阶级，一半装进自己的私囊中”。而王利器先生以为弘羊是“杰出的政治家，在针锋相对（对文学贤臣）地批评文帝之政的同时，还对症下药，提出政权统一的根本问题”云云。对照观之，高下明暗岂非一目了然？
四
盐铁问题引起的大辩论牵涉极大。西汉昭帝刘弗陵照准，会议主持人是丞相车千秋，最初发起人，又是杜延年，他鉴于国政流弊，向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献策，征召全国各地六十多位知识分子（文学、贤良），发动此次会议。辩论双方，贤良、文学诸人姓名多失，另一方即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史、御史多人，担任总记录的，却又是着作家桓宽。记录这样的会议要求很高，所以后世讲文学的，把一半的文采算在他头上。字里行间，暗伏他的好恶孤愤，即文字含有倾向性。
久寻《顾亭林诗集》不得，庚辰年夏，忽接古典文学专家林东海先生赐《亭林诗笺释》一部。也巧，辗转摩挲中，信手一翻，即见《岁暮西还，时李生云沾方读盐铁论》，以他经世致用、讲求实学的心境，他以为“在汉方盛时，言利弘羊始。桓生书一编，恢卓有深旨。发愤利公卿，嗜利无廉耻。片言折斗筲，笃论垂青史……”
亭林，以他恢廓的胸襟，透视现实的眼光，民间自由经营之重要性在其心中地位极高。盐铁专控，嗜利者令其变形，事林深恶之，遂同桓宽心曲，共指弘羊为斗筲之徒。或有指弘羊善理财政者，实则聚敛私豪族，理财重民用，二者渊然有别。时清廷藉三落之乱大肆按括民间膏脂财用，古今同慨，是故先生下笔痛低之。
《隋炀帝艳史》第十四回卷首诗，就经济民生发议，可谓之“经济诗”，其诗略云：“天地生财只此数，不在民间即官库。民间官库一齐穷，定是好兴土木故。好兴土木亦何为？只是夺强与逞富。前工未了后功催，东绩才成西又务。”
作者齐东野人亦一下层知识分子，他应该早生两千年，也参与辩论，又多一文学、贤良。所以读《盐铁论》，在那两千年前既无“三权分立”又无“市场经济”的时分，知识分子的良知，到底照顾到喁喁民意，实不啻沙漠驼队、雪地暖裘呢！后人所谓贤良、文学“摇唇鼓舌，大放厥词”（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前言），真是叔保心肝，果将安在！
人孰无心？藏富于民，同样可缓国家外交、军备之急，亦可济社会之恐慌。一举而数善备，何乐而不为？桑弘羊等不知此，必以恶干硬来，代替基本规律，一任射利者借名图骗，执事者藉事自肥，幸而获利，则官府更夺为抵押之物；夫信用为治世之要素，至此则信用大失，荆棘载途，苦难四合。若非文学、贤良力矫其弊，国事不为“专卖”所断送者几希。
（《盐铁论》，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