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源于和也。
功绩来源于和谐安定。
当权者不能自乱阵脚，制造动荡不稳的局面，而乱用权力便会产生这样的恶果。运用权力一定要得当，更要以大局为重，乱施淫威便会众叛亲离，成为人民的公敌了。当权者放下身架，制造祥和，这是建立功绩的前提；高高在上，人人畏惧，如此当权者得不到人们的真心拥护，只能一事无成。
乾隆的敬士礼贤
清朝的乾隆皇帝表面上对读书人十分尊重和厚待，他曾规定见了大学士一类的“高级知识分子”，皇族的老老少少们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果这老先生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门生”或“晚生”。
如此礼遇，皇族中人起初大惑不解，心有怨言，有人就对乾隆皇帝说：
“陛下这样高抬读书人，无形中却让皇族中人威严有损，此事关系国之命脉，陛下当慎思之。”
乾隆早料皇族必有不解，他也不加训斥，只耐心解释说：
“我朝为了长治久安，永保天下，就不能愚昧固执。读书人是国之栋梁，对待他们有所礼遇，不仅可以换来他们的感恩图报，更可让天下百姓知我大清敬士礼贤，如此方能让他们诚心归服，不生异念。”
皇族元老并不认可乾隆的言词，他们有的便阳奉阴违，对大学士颇有责难。乾隆皇帝知晓后，他又耐心对他们说：
“统治天下万民，只要把读书人首先制服，他人便不难驾驭。读书人有头脑有名望，他们在百姓中若振臂一呼，极善言词的他们定能让许多人信而盲从。不把读书人笼络住，朕就无法治国，亦难御民了。”
乾隆皇帝为了自己的皇权永固，不仅广开科举，让读书人入朝为官，还不断特开博学鸿词科，使那些自命遗老或隐居不仕的读书人由地方官员荐举上来，由他直接面试。
博学鸿词科的开设也曾让一些大臣颇为紧张，有的便上奏指出说：
“自命隐士的读书人，多是对朝廷不满之徒，他们虽不敢公开和朝廷对抗，却也牢骚满腹，这样的人一旦入朝为官，当是朝廷的隐患，望陛下明察。”
乾隆皇帝见此奏不少，心中暗笑，他为此又公开告谕群臣说：
“朝廷选拔贤良，厚待他们，百姓方觉朝廷的仁德。如果任其在野，鼓噪生事，那才是朝廷的失策呢。皇恩浩荡，如他们有人真的不识抬举，却也与朝廷无关，反显他们存心闹事，不识大体了。”
博学鸿词科一共搞了三次，录用24人。录用者感激涕零，未录用者也无面目再讽刺朝政了。
有一个叫顾栋高的读书人被乾隆皇帝面试录用，因为他对答得体，乾隆皇帝当即就授予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职。顾栋高不想皇上如此厚爱，马上惶恐地说：
“罪臣无尺寸之功，自不敢坐享禄位，陛下不治罪臣先前言过之失，亦是罪臣万幸了，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乾隆皇帝一笑，开口说：
“你不知朝廷恩义，非议之罪情可免之。为朝廷建功，自可享有名分，惟望你今后勤于政事，不要让朕失望。”
顾栋高从此一改前非，为政勤勉异常，再无一句牢骚。有人说他大志全无，他却放怀一笑道：
“读书人贵在明礼知节，如今皇上英明，皇恩逾海，倘若不思报效，岂不枉读圣贤诗书吗？”
顾栋高年老辞官时，乾隆皇帝竟亲自书写了两首七言诗赐给他，以示褒美。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又亲赐御书，特封他为国子监的祭酒官。乾隆皇帝还告谕史官说：
“儒林不可不记，像顾栋高这样的读书人，不能让他们湮没无闻。”
于是，史馆中便特设了《儒林传》这一名目，专门编写读书人的学术生平。
对读书人的轻视，各级官员都十分严重。为此，乾隆皇帝总是告诫他们，不可短视误国。官员上奏的奏章，如有对读书人不屑的议论，乾隆皇帝便会马上批驳，他甚至说：
“朕天天读书论道，因此，朕也不过是个书生罢了，书生当真无用吗？”
乾隆皇帝的“文治”，实有大成，这与他的厚待读书人的策略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