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勿吝。
富贵之时不要吝惜权力。
人在高位总是极其恋权的，以权为贵之人不愿他人分享权力，他人便只好采取其他手段与之争夺了。权力是要珍惜，但不可吝惜，舍不得予人荣耀，就是一种狭隘意识，如此也就难成大事了。敢于舍得才会获得，把权力舍出，这种真诚和厚意最能感动人心，使人舍命追随。
唐太宗的任贤治世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为帝。作为唐朝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十分惶恐，他一次对群臣说：
“秦朝强盛一时，二世而亡；隋朝富庶无比，二代即灭。你们可知是何原因吗？”
群臣议论纷纷，各有说辞。李世民昕罢人言，总结说：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秦隋二朝自恃强大，广积民怨可算是它们的败亡之根。若它们小怨即解，大怨便无，何来到了民怨沸腾、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朝当引以为戒啊！”
针对隋朝的“虐民”之失，李世民提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他认为隋亡之祸，本可避免，若隋炀帝不是无休无止地征收徭役，不断盘剥，那么百姓的怨恨便可消减，最后的局面也不会那样惨烈。他在此深躬自省，制定出了一系列“恣其耕稼”、“轻徭薄赋”、“勿违民时”、“兴修水利”等重农安民、抚民养民的政策和措施。
有人担心这样会使国家财税不足，于是上谏说：
“国家足用，方能整军用事。现在百废待兴，国家正是用钱之时，若只虑安民，恐大事无以为办，反增隐忧。”
李世民据此告诫群臣说：
“民怨不除，万事皆消，此乃国之大患，其他俱不足道。立国，先须存民；国家富庶，先须百姓衣食有余。倘若朝廷急功近利，此时处处伸手，无异于扰民添怨，秦隋的悲剧便要重演了。”
李世民不改初衷，使得百姓心安，国家的经济在贞观年间便很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收到了奇效。
在人才的使用上，李世民另有一番真知灼见。他一次在朝堂上公开说：
“任人惟亲，嫉贤妒能，是用人上的致命之失，这只能埋没人才，让人指责朝廷的不公。人才不为国家所用，不仅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朝廷信誉的损失，长久下去，谁还对这样的政权没有怨恨呢？”
李世民就此推行“任贤治世”的大政方针，他还亲自揽士亲贤，推心对人，敢于把大权下放，听凭大臣发挥特长，以展其才。
李世民手下人才众多，有的曾是他从前的仇敌、宿怨，李世民不计前嫌，一律重用，有人劝他慎重，李世民却一笑说：
“才者自有不同之见，只要他们现在不与朕为敌，朕何必难为他们呢？做天子的如撇不开一点私怨，何能治国服天下？”
李世民采言纳谏是出名的，当时谏诤之风盛行，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之事不胜枚举。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甚至宫廷嫔妃，都不乏直言切谏之人。
又有人担心如此折损了天子的颜面，李世民反而长叹说：
“人不敢言，怨气难消，实情难晓，这才是朕最牵挂的。天子的威望全在治国安民，人们敢于直言，利在国家，朕为何要禁止呢？”
贞观六年三月，一次下朝后，李世民大骂魏征该杀。魏征的直谏让他难以忍受，一时的怒气发作使他失去了理智。长孙皇后听之无语，连忙退下。不久，她换上朝服向李世民拜贺，说道：
“君主清明，臣子才会忠正无私。魏征直言上谏，可见陛下圣明无比，妾为天下人向陛下称贺。”
李世民马上醒悟，转怒为喜，他自言自语说：
“虚心纳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啊，朕一时冲动，险些害了忠臣，误了国家大事，朕还当放开胸怀，自省其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