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决策是以事实为基础的。管理者在作出决策之前，应对客观事实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把所有的资料都弄清楚，搞准确，从而把决策的目标建立在客观条件所允许的，在目前形势下所能及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确保决策成功有效。
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道路，就是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情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作出的有效决策。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英勇奋战，先后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暴动，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回击，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多次起义均遭到失败。中国革命与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何在？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
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的经验看，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过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这就是一切围绕成功地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这条原则的依据是马、恩所处历史时代的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然后把胜利扩大到农村，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毛泽东从多次起义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走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由于马、列等革命导师所处的时代和各国的基本国情不同，他们不可能对中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社会革命的道路没有固定的模式，各个国家的人民都必须依据当时特定的条件来确定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选择？一向尊重客观事实，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为城市中心论所束缚，领导人民群众以革命的首创精神，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为什么选择把革命的大本营设在农村呢？毛泽东从当时中国革命所处的具体条件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俄国无产阶级比较起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都是十分弱小的。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近百分之九十，这就决定了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其次，革命的敌人是无比强大的，他们的统治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而革命的力量是弱小的，无力直接夺取大城市，即使夺取了，也无法坚持下去；最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扶植的不同的军阀派系之间的分裂和战争，使得农村革命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可能。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道路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走这条道路，又决不能袭用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的老路。这样一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了。
毛泽东说：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面胜利。
决策中的深谋远虑和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能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正确选择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他把战略上的退却和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指导着中国革命把主要力量放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又有深厚革命基础的农村，在农村展开新的进攻。
毛泽东后来回顾上井冈山这段历史时曾说：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去的。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这是被逼上梁山的。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其中就包含着尊重事实的道理。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一味地模仿苏联“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与敌人展开正面交锋，无异于是“以卵击石”，后果将不堪设想。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充分地尊重了客观事实，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这一决策的科学性。
一位外国评论家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抉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为了完成俄国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武装起义是从首都彼得格勒开始的，接着像导火索一样发展到其他地方。当时任何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自己，都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会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出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一条新的英明的道路，并且得到了推广。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首先从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一个一个夺取城市。钦佩之意，溢于言表。
时隔54年后，对于毛泽东当年作出的伟大决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决议》中称赞毛泽东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