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贯重视对子女进行文明礼仪的教育，他经常对子女说：“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老爹爹、老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就喊哥哥、姐姐或同志，不能随便就直呼人家的大名”。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与毛泽东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年龄相仿，但毛泽东也要他称呼为“叔叔、婶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与毛岸英同岁，曾被毛泽东请来当过毛岸英的家庭教师。毛岸英对他十分尊重，从不直呼其名。当他第一次见到田家英的夫人董边时，毕恭毕敬地立正站好，叫了一声“师娘”，弄得比他还小两岁的董边羞红了脸。毛泽东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四个子女，他们时刻牢记父亲的教诲，在人际关系中十分注意尊重他人，以礼相待。
毛岸英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8岁丧母后，流落街头，在无拘无束中长大，不懂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少年时代就到了苏联，接受的又是苏联的一套交往习俗，这与中国的习惯完全不同。成年后，毛岸英回到延安，感觉很不适应，觉得一切都很陌生。刚开始时，毛岸英与当地老乡谈话，高兴时就旁若无人地放声大笑，手舞足蹈。由于他汉语基础较差，遇到听不懂，弄不明白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耸耸肩、摇摇头、摆摆手。他还特别喜欢用手势来加重与人谈话的语气，但他自己并未察觉有什么不妥。延安人看后感觉很别扭，有人私下议论说，毛泽东的儿子不懂规矩和起码的礼貌，瞎摆架子。毛泽东虽然知道儿子并非有意，但对于他这种不懂礼仪的做法，很不高兴。为了培养儿子按照中国的传统式礼仪，以礼待人，毛泽东经常给毛岸英以暗示。他通常是在毛岸英作出一些夸张性动作时，就用锐利的双眸长久地盯着儿子，搞得毛岸英莫名其妙。这样反复几次之后，毛岸英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他知道父亲并不喜欢他的这些动作，但却并不直说，只是用眼神来告诉他，要他注意改掉这些坏毛病。看到儿子理解了自己的心情，毛泽东抓住时机，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现在是在中国，在延安，不是在苏联，你要按照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年轻人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泽东教子很讲究策略和艺术，他总是先通过自己的暗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之后，再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毛岸英听到父亲的话后，就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日常的言行举止，慢慢地他就“延安化”了，习惯了中国式的待人接物方式。有些长期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实在难以彻底改掉，不自觉地就会冒出来，每当此时，他的眼前都会闪现出父亲那严峻的目光，就立即放下手，纠正过来。
1949年9月，刘思齐早已过了法定的结婚年龄，毛岸英再一次向父亲提出结婚的要求，毛泽东这次欣然同意了。毛岸英和刘思齐经过商量后，拟定了一个参加婚宴人员的名单，名单上列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谢觉哉、陈瑾昆等人。毛泽东看过名单后，对他们说：“你们只请了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要请恩来叔叔；请了蔡妈妈，还要请富春叔叔；请了康妈妈，还要请朱总司令；请了谢老，还要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
从毛泽东对赴宴人员名单的修改中，毛岸英和刘思齐才觉察到，他们忽略了很多应该尊重的人，马上在名单中加进了毛泽东提及的那些长辈。
1949年10月的一天，当双目失明的毛泽连从韶山来到北京时，毛泽东嘱咐儿女们说：“你们的叔叔在旧社会吃过很多的苦，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尊重他。”毛泽东吩咐毛岸英将毛泽连送到北京协和医院，并将陪同毛泽连住院治疗的事交给毛岸英，而将平时招呼侍候的事则交给了李敏和李讷姐妹，毛泽连在毛泽东家里的饮食起居由姐妹俩搀扶、服侍。
70年代初，毛泽东重病在身。一天，李敏来探望父亲，毛泽东躺在病榻上，将李敏唤到跟前，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快不行了，有件事得请你们做。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毛泽东指的是他的堂弟毛泽连和毛泽嵘。
毛泽东逝世后，李敏和李讷谨遵父训，1977年，李敏回韶山看望了两位堂叔。1984年，李讷同丈夫王景清第一次回到韶山。他们不忘父亲生前的嘱托，给生活困难的毛泽连叔叔送上100元钱，令毛泽连夫妇感动得热泪盈眶。1989年5月，李讷又和丈夫再次回到韶山看望了堂叔毛泽连，并送上若干钱物。
尊老敬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起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氛围的关键。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只有充分地尊重他人，才能赢得别人更多的尊重，从而为自己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网，这对每个人的学习、生活都将大有裨益。
毛泽东在对子女进行这一传统美德的教育时，从不居高临下，简单地训斥其错误做法，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叮咛，每一次劝导，都会让子女受到深刻的教育。毛泽东和风细雨般的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深深地根植在每个子女心中，伴随了他们整个一生，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管理教育子女上的高超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