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秀
1 问题的提出
1.1 环境风险的现状
环境风险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全和生活质量，关系到人类的发展和未来，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09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5次会议的前后，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风险沟通。尼泊尔总理和22位部长在喜马拉雅山海拔5262米的高处举行“雪山会议”，讨论全球变暖对喜马拉雅山的影响，呼吁人们切实采取行动，保护环境。在这之前，马尔代夫总统率领十多名内阁，身着潜水装备潜入六米深的水下召开“水下内阁会议”，签订了一份名为《来自前线的紧急呼救》的决议，提交给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科学家警告说，如果气温再上升2摄氏度，由1192个珊瑚岛组成、平均海拔只有约1.5米的美丽的马尔代夫将在本世纪末被海水淹没。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已有两座岛屿被海水淹没，最高的地方仅高出海平面1.8米，另一个总长只有几百米、平均宽度只有二三米的岛国图瓦卢已被海水入侵了1米。甚至还传言意大利著名水城威尼斯、东方明珠上海都会因为气候变化而被淹。气候变化正影响着整个地球，灾难逐年增加，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还来自于人为的事故，如发生在2009年6到8月份之间的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利民辐照厂“钴60”放射源卡在护源罩内无法降入放射源井内而引发的市民恐慌性“出逃”事件。在医疗、食品领域大量使用的放射技术成为一种环境的风险，而类似的科技风险还有很多。
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成为发展中的中国必须面对的社会难题，大气臭氧层破坏、空气污染、江河湖海污染等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1.2 环境风险的种类
什么样的风险属于环境风险？有人认为，“环境风险是指环境灾害或是有害影响的环境变化过程出现的可能性、概率”，并且认为环境风险是人类活动导致。段红霞在研究中总结了34种环境风险源，并将其归纳为五类：（1）污染型的环境问题，例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危险化学废物和核辐射等；（2）人类活动直接或是间接导致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恶化，如过度捕鱼、湿地的减少、物种灭绝、修筑大坝、城市化等；（3）自然灾害或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灾害，例如滑坡、森林火灾、洪水、沙尘暴和干旱等；（4）资源短缺问题，如能源短缺、安全饮用水短缺、安全食物短缺、耕地减少和淡水资源短缺等；（5）全球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层耗竭和人口增长。
于清源、谢晓非在研究中总结了39种环境风险源：（1）生态环境类：地下水污染、污水排放入河流、饮用水污染、废旧电池的抛弃、铅对健康的影响、化工厂的污染、过度开发资源、处理有害废弃物、占用土地资源、珍稀动物遭威胁、对臭氧层的破坏、建材放射性影响、抛弃医用废弃物、空气中的污染物、过度捕捞、X射线的放射性等；（2）疾病与灾害类：血液系统疾病、传染性疾病、艾滋病、细菌与微生物、SARS、地震、洪涝灾害等；（3）生活环境类：锅炉房噪音、铁路运输、装修施工噪音、餐馆油烟污染、视觉污染、被动吸烟、道路湖泊垃圾、转基因食物等。
可以看到，研究者对于风险源的分类存在很大差异，分类的标准比较混乱。在本研究中，首先收集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代表性的风险源，经过归类和筛选，最后选取了如下69个风险源，分为2大类7种，其中包含了四种环境风险源：
自然灾害风险：雷电电击、山体滑坡、地震、水灾、台风；
祸患事故风险：火灾、毒气泄漏、核泄露、交通事故、井下事故、燃气爆炸、癌症、艾滋病、传染病流行、野狗咬伤；
社会性风险：罪犯伤害、恐怖袭击、骚乱、社会动荡、生活工作压力、经济危机、股市下跌、战争、核武器、网络黑客攻击、摄像头、不卫生食品、枪击、炸弹；
科技风险：（电器）电击、X射线、甲醛、爆竹、抗生素、化肥、杀虫剂、食品防腐剂、注射疫苗、炸药、转基因食品、高压电线、汽车尾气、蔬菜残留农药；
环境风险：臭氧层破坏、江河湖海污染、空气污染、垃圾处理场；
行动风险：乘飞机、乘火车、服西药、服中药、驾驶汽车、开船出海、骑自行车、接受手术、高空作业、步行过马路、接受输血、手机辐射、乘汽车、乘电梯；
习惯嗜好风险：赌博、蹦极、登山、乘（游乐场）过山车、游泳、吸毒、吸烟、不信神。
可以看到，在风险源的其他类型中，也存在一些与环境有关的风险，如核泄漏、核污染、地震等。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选取北京、南京、重庆和厦门四个城市，调查对象分别为大学生600人，其他市民600人，得到有效问卷1144份，调查时间为2009年11月到2010年1月。
问卷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工作性质、风险经验（是否股民、是否驾驶员、是否吸烟、是否饮酒、是否有住院手术史、犯罪伤害及其他危险经历体验）、地域、主观社会安全感（包括总体社会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劳动安全和个人信息与隐私安全、环境安全），以及冒险倾向的人格特性测量。
要求被调查者对问卷中所列的69种风险源根据自己体会的危险性大小进行评价。危险性评价分为七个等级，从最高的“极高危险”到“很高危险”、“较高危险”、“中等危险”、“轻微危险”、“几乎没有危险”和最低的“绝对没有危险”。
3 研究结果
3.1 环境风险源在风险评价中的位置
在七种风险源中，以总体的平均数为中心分为危险性偏高的四种风险源，风险最高的是“祸患事故风险”，其次是“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风险偏低的三种风险源，最低的是“行动风险”，其次是“习惯嗜好风险”和“科技风险”。环境风险源的平均值为4.16.
3.2 与环境相关风险源的评价
在七类风险源中，环境风险中的四种风险源是人们长期面对的风险，除此之外，在其他六类风险源中还有一些与环境有关，但这些风险有的也属于自然灾害，有的属于事故等方面，有的只存在于某些地区，有的只有部分人可能会遇到。这些风险源的评价结果，被认为风险最高的是核泄漏和毒气泄漏，而这两种风险也在69种风险源中排在前两位。排在前五位的风险除地震属于自然灾害外，其余均属于祸患事故。而归类为常见环境风险的几个风险源排在中间位置，围绕着中等危险程度波动，在轻微危险和较高危险之间。
3.3 影响环境风险源评价的因素
进一步考察对臭氧层破坏、江河湖海污染、空气污染和垃圾处理场四种风险的环境风险评价产生影响的因素。
3.3.1 性别
男性和女性在环境风险各单独风险源的平均分和四项风险源之和的平均分，女性在各项上的危险性评价均高于男性，但t检验的结果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3.3.2 年龄
接受调查的不同年龄组环境风险评价结果，各年龄组在环境风险各项目和环境风险总平均分上显示：31—40岁组和21—30岁组的风险评价高于20岁以下组和40岁以上组，但差异均不显著。
3.3.3 文化程度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被调查对象在环境风险各项目上评价的结果，不同受教育程度组在环境风险各项目和总平均分上差异均不显著。
3.3.4 大学生与其他市民
大学生组在风险源各项上的危险性评价都低于市民组，两组差异的T检验中，两组在垃圾处理场风险评价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其他各项目和总平均分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3.3.5 城市
南京、重庆、厦门和北京四个城市的居民在环境风险上的评价结果，在臭氧层破坏上重庆和北京居民风险评价最高，厦门最低，但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江河湖海污染上地处大江、大海边的重庆、厦门和南京风险评价均高于无大江大河的北京，且方差检验存在显著差异（F=3.46，p=。016）；在空气污染上南京市民的风险性评价最高，北京市民最低，方差检验差异不显著；在垃圾处理场上厦门市居民风险评价最高，其次是南京市，北京市最低，经方差检验，存在显著差异（F=2.89，p=。034）；而环境风险总平均分上重庆市居民的风险评价最高，其次是厦门，北京市居民风险性评价最低，但方差检验差异不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对人长期影响的环境风险在总的风险评价中处于中等风险程度，低于祸患事故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社会风险。在所有可能影响到环境的风险中，人们认为祸患事故和自然灾害风险危险性更大，也就是人们的风险评价中依据的是风险的伤亡性和损害程度，反而忽视了每天都在发生，对多数人影响更大的环境风险。这一风险认知观念对于环境、生态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是不利的。
在环境风险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发现，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对于环境风险评价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市民和大学生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和不同经济状况居民之间的环境风险评价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对于一般市民来说，他们对于风险的经验和知识可能比大学生更丰富，感受到的环境风险更高，而不同城市由于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差异和面临环境问题的不同，人们对环境风险的评价也会有所差异。应该密切关注的问题是经济状况较差的居民可能在现实中也面临更多的风险，也就是存在贝克所言的“风险分配”的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