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艺
1 引言
现代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危险：汽车代步的便捷与尾气的污染，电脑查阅资料的方便与电脑辐射的伤害……这些问题渐渐被人们所关注。人们对风险的认识也越加敏感。“风险”一词已逐渐加入到我们要考虑的日程上来。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方面的研究逐步发展起来。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论、心理学等不同角度对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本研究是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的跨地域的对比研究，首次尝试调查因地域原因造成的风险本身的差异是否会影响被试对风险认知的判断。
1.1 风险认知的内涵
风险的定义多种多样，从心理学角度概括可以包括三个维度：（1）风险集中于个人对概率的偏好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个人不把自己的风险判断建立在预期值之上。
而风险认知则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的，广义上包括人们对风险的一般评估和反应。
本研究考察地震这一风险因素，收益并不明显，所以本研究采用对风险认知的第一种定义，即不幸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其产生后果的大小及事件发生的严重性这三个方面信息的综合考察。
1.2 风险的类型划分
许多国外的学者将环境风险划分为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两大类。人为风险指的是社会发展下的科技产物所带来的风险，例如，药品使人们可以摆脱疾病的困扰，但是却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副作用。而自然风险则是指自然环境下存在的自然灾害等风险。自然环境源源不断地给人提供各种资源，而与此同时自然灾害也在危及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然风险的不可控性更为强烈，而人为风险的不可控性对比自然风险则略微下降。
本研究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从另一个方向入手，按照风险在某地域发生的频率将风险划分为地域性风险和非地域性风险。地域性风险的发生概率、可能造成的人员伤害和经济损失，根据地区的不同，均存在较大差异；而非地域性风险则不存在这一明显特征。例如：台风所造成的人员伤害和损失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严重，台湾一带处于太平洋板块与亚欧大陆板块交界处，常年遭受台风侵袭，而大陆内地地区板块稳定，几乎没有遭受过台风灾害，则台风就是地域性风险；而车祸，在台湾和其他地区发生的概率在统计学意义上没有差异，所以称为非地域性风险。
本研究采用这一分类思路，将风险分为地域性风险和非地域性风险，将两个存在地域性差异的地区——台湾省淡水镇、吉林省长春市——进行对比调查研究，考察地域性风险与非地域性风险在两地的差异，并考察按照地域将风险划分的可行性。
1.3 风险程度的指标
如何衡量风险的大小，如何评价一个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是进行研究必须考虑的问题。
对此，不同学者采用了多种衡量指标。Starr（1969）提出揭示优先法，对每一个风险因素的评定采用“每小时暴露的风险”作为指标。Fischhoff B。，Slovic P。，Lichtenstein S。（1978）则提出表述优先法，将每个风险因素“每年产生的总风险”作为指标进行评定。但均未作出详细的数值限定。
为了使问卷更易于理解，风险程度更易衡量，本研究采用0—9的十级评定。0到9，风险程度不断增加。根据以往的研究，请被试从下列三个方面考虑风险因素的风险等级：（1）对社会生活影响程度的大小；（2）风险性后果的严重程度；（3）风险性后果出现的可能性大小。
1.4 风险认知中的对比调查研究
跨地域的风险认知研究并非首次，在风险认知的研究历史上甚至有多次跨国研究。其中，通过美国和匈牙利的学生之间的对比研究发现，不同地域的风险评判差异很大。他们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不同风险之间，例如：匈牙利的学生认为铁路、划船风险较高，而美国学生则认为化学辐射风险较大，但是总结产生差异的原因，更多归结于文化的差异，尤其是差异是由于不同国家对学生进行的不同教育引起的，而并非风险本身的性质造成的。
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背景本是同源，但是在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就社会面貌和文化信奉而言均存在差异。这种文化的差异也给本研究的访谈提供了可参考的内容，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是否存在地域性风险及地域性风险形成的原因提供了依据。
1.5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想
风险认知领域的研究源于帮助决策者制定符合人民意愿的决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相同的风险对于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意义。同样是核电站，处于核电站附近的人们对于其风险的感知往往与其他地区不同，而这个不同究竟应源于何处，依照什么内容进行决策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决策者，掌握了风险发生的原因，对于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本研究根据风险的地域性分类，对大陆吉林省长春市和台湾省台北县淡水镇两个不同地区进行对比调查研究，考察风险的地域性特征存在与否。比较两地差异，并探求两地差异的原因是本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
以往的研究限于对多个不同风险因素的调查对比，由于内容的不同，导致风险因素的内部可比性较小，本研究采用统一风险因素的多重维度进行对比，提高了内部维度的可比性。各维度间的内部对比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
本研究基于以下几个依据设计研究变量：
（1）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考察风险因素间的差异，考虑到相同风险因素按照不同分类存在多个不同维度的问题，本问卷使用多个分类进行调查提问。
（2）变量的题目综合考虑到地域性和非地域性特征，在选用同种因素的同时，找出其地域性风险维度与非地域性风险维度。
（3）由于个体心理存在首因效应、近因效应等问题，所以多个分类中变量的先后顺序将慎重考虑不能因为前面题目的作答而影响后面题目的作答。
（4）本研究基于研究假设结合访谈法的形式，深入了解要考察的内容。
2 问卷调查研究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可以同一时间收集大量的研究数据，同时结合访谈法，深入了解两地的具体情况，更加准确地获得信息。
2.1.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多维度、多变量的问卷设计。自变量1，不同地区：大陆吉林省长春市和台湾省台北县淡水镇；自变量2，不同分类下的风险因素：无分类，按类别分，按程度分。每种分类又包含不同数量的题目。
因变量为风险认知评价。
2.1.2 分析工具及材料
（1）工具
数据采用spss16.0进行分析统计，同时收集人口学变量、性别及年级。
采用十等级评定，双数评级有利于被试做出倾向性的选择。
从0到9，风险逐渐增加。指导语如下：
下面列出了不同分类下的地震，请您对下列内容的风险程度进行十等级评定。0到9，风险程度不断增加。当您觉得风险较大时，请在5到9中进行选择，当您觉得风险较小时，请在1到4中进行选择。
（2）材料
Slovic P。，Kraux，Lappe 和Major（1991）在全美性调查中发现相同风险类别下的不同风险事件的风险程度也不尽相同。例如，人们对于药物的风险评定可能大致相同，但是对于药物下一级的镇定剂、泻药、胰岛素又有着不同等级的风险认定。本研究采用这种分类技术，将研究中采用的地震这一风险因素进行多种分类的划分，做进一步的处理，考察同一风险因素下不同风险种类的风险等级。
2.1.3 被试
被试为大陆吉林省长春市和台湾省台北县淡水镇两地的在校大学生，共计发放问卷150份，有效问卷140份，其中长春68份，淡水72份，所有问卷男53份，女87份。
2.2 结果
2.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2.2.2 地震类别*地区的方差分析
按照类别将地震进行划分，以地震类别与地区作为自变量，将性别和年级作为协变量进行因素分析发现：不同种类的地震与不同的地区之间交互作用显著：F（6，870）=8.856，p=。000＜。05，即地域与不同种类地震的风险评定之间作用显著；且不同种类的地震在不同地区上的主效应显著：F（6，870）=6.676，p=。000＜。05，证明不同类别的地震对不同的地域有影响。
由于交互作用显著，则进一步进行简单主效应检验。
在性别上的简单主效应检验结果中发现：构造地震、陨石地震及爆破地震的简单主效应显著，分别为F1（1，148）=13.500，p=。000＜。05，F2（1，148）=9.491，p=。002＜。05，F3（1，148）=9.905，p=。002＜。05，说明不同的地域在这三种地震风险的评价上表现出明显差异；而其他四种地震风险并未体现出显著差异。
在不同种类地震的简单主效应检验结果中发现：长春及淡水地区在不同种类的地震上的简单主效应均显著：F长春（6，438）=29.275，p=。000＜。05；F淡水（6，444）=16.335，p=。000＜。05.
对不同种类地震作事后比较发现：构造地震与陷落地震，构造地震与陨石地震，构造地震与地下核爆炸地震，陷落地震与陨石地震，陷落地震与地下核爆炸地震之间相互作用不显著，说明在人的日常潜意识认知中并未对这几种地震作出明显的区分。
按照程度将地震进行划分，以地震程度和地区作为自变量，将性别和年级作为协变量进行因素分析发现：不同程度的地震与不同的地区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F（2，292）=0.535，p=。586＞。05，即地域与不同程度地震的风险评定之间不存在显著影响；且不同种类的地震在不同地区上的主效应显著：F（2，292）=77.833，p=。000＜。05，证明不同程度的地震对不同的地域有影响。
由于交互作用不显著，则进一步进行不同程度地震之间多重事后比较发现，轻度、中度、重度三种地震之间相互作用显著。结合上述结论可知，不同地域的人均对不同程度的地震风险有显著的差异判断，但是这与区域的不同并无关系。
2.2.4 相关分析
3 讨论
3.1 风险存在地域性差异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地区和不同种类的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构造地震属于地域性地震，如上分析可得，构造地震对于不同地区的民众，风险程度的评级是不同的。根据数据可以发现，对构造地震的风险程度的评价，长春地区的民众普遍高于淡水地区的民众。经过进一步的访谈了解到，台湾地区是构造地震高发区，民众对地震的认识和熟悉程度均高于长春地区的民众，所以对于风险的评定普遍下降。
此外，陨石地震及爆破地震的风险评定，经分析发现，两地民众对此的评价也显著不同，淡水地区民众高于长春地区民众。由事后比较发现，陨石地震与构造地震在统计意义上相互作用不显著，说明民众对这两种地震在其潜意识认知中并未作出明显的区分。后经深度访谈了解到，淡水民众对于陨石地震和爆破地震非常不理解，而长春的民众则能够理解此两种地震，在形式上构成了地域性地震的特点，从而在问卷反馈上得出了地域性的差异。
另一方面，对于不同程度风险的地震，两地的民众反应趋于一致，人们判断不同程度的地震确实存在差异，但是并没有出现地域性特征。这是由于地震本身的风险性质导致的，证明非地域性风险不具有地域差异。虽然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地域性地震的认识显著不同，但是对于地震这一风险的严重程度的认识并没有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地域性风险存在地域差异。
3.2 从不同分类下的地震评级考察地震的风险结构
两地民众为地震的整体评级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且差异并不显著，但是，不同地域民众对地震的风险等级的总评价，与不同分类下的地震有着不同的关系，即不同地域下的地震风险，有着不同的风险结构。
内地（长春）地震的风险等级与不同类别的地震都有较高相关，除陷落地震与矿井崩塌地震外，均成显著相关，且个别风险为高显著相关。这说明内地的民众对于地震风险的认识是包含不同类别的地震风险在内的统一整合式的模式。台湾（淡水）地震的风险等级与不同类别的地震相关性很低，只与台湾淡水经常经历的地震，即构造性地震有显著相关，说明台湾地区的民众对于地震风险的认识是贴近生活的风险的评定，而不是统一的整合式的模式。这可能是地域性风险之所以存在差异的原因：风险高发区的民众从生活出发评定，而风险低发区的民众从知识出发评定。
3.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仅考察了稳定的地域性风险，而对于突发的地域性风险没有涉及。就地震而言，汶川地震就属于突发性地域风险。受到这种突发性风险波及的人群必定有其特殊的心理特征。但是限于研究条件的不足，本研究没有办法进行这方面的对比研究，希望以后的研究可以补充这一部分的不足。
4 结论
风险存在地域性特征。地域性风险对于不同地域的民众风险的评定存在显著差异。利用这一点，决策者可以对不同地域的人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决策。
但不是所有的风险都可以进行地域性划分，程度型风险没有地域特征，与人们的经验和知识程度有关。
人们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解构生活从而得出结论。风险高发区的民众从生活出发，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评定，而风险低发区的民众从知识结构出发进行评定。这可能是造成风险地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这与生活于不同的地区所产生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其中也包括学校的教育及社会文化的不同。更深一层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