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家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神学与东方哲学大多假定人的灵魂不灭，人在此世被视作短暂的居留，而更为永久的存在则是在彼岸。然而近现代科学把彼岸的可能性一一排除之后，人与此世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了。或者说，人不得不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与其生存的现实环境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的存在焦虑。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这种焦虑的集中体现。海德格尔在哲学的语境里提出了“世界”的概念。在他的阐释中，世界是介于客观自然（大地）和人的主观意识之间的一种集体性的存在。“世界问题”（Weltfragen）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在心理学的领域里，探索“世界”这个概念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仍然是零星的、不成体系的。客体关系学派的心理学家Winnicott指出，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心理学家往往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人与客体的关系上，或放在人的内在生活上，可是，对于我们生活的“处所”（place），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认为，除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客观实在，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因人而异的“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这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处所，这也是文化所依托的那个空间。Winnicott的这个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处所之中，我们内心对于这个处所的感受必然是重要的、值得探究的。
人类生存的处所，概言之，包括自然的、人际的（interpersonal 或dyad relationship）和社会的三类。这三类处所构成了个体生存的世界。笔者认为，新精神分析学家霍尼在文化的层面上探讨焦虑症的发生机制，开启了一种心理学的环境转型。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咨询、后现代心理治疗等新发展把人的现实处境纳入到临床实践的核心，使这种转型成为一种潮流。个体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内化了的关系。在心理学的框架内探究这种关系，首先应该落脚在人对世界产生的主观感受——世界感。
2 人类世界感的二元对立
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指出，人与周围的环境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例如，Gray等人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行为受到两类相对独立的动机系统的驱使——行为趋近系统（Behavioral Approach System，BAS）与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BIS）。在BAS系统的驱使下，个体趋近目标，旨在获得来自目标的积极奖赏。在BIS系统的驱使下，个体远离目标，以躲避惩罚或避开令其产生焦虑和厌恶的对象。世界上的诸多事物都同时能够唤起个体的BAS系统和BIS系统，也就给个体带来了动机的二元对立冲突。
世界，作为个体生存环境的总体抽象，给个体带来的感受也必然是二元对立的。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包含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感受。积极的感受促使个体趋近环境，消极的感受促使个体回避或者改变（摧毁或者改造）环境。在积极感受驱使下的行为，又可以分成三种模式：归属、联结和占有。与此相对应的内在感受，是归属感、联结感和占有感（当归属、联结和占有未能实现时，则产生被抛弃感、破裂感和失去感）。当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积极的，归属感，意味着个体把自己看成世界的组成部分；联结感，是个体把自己看成与世界对等的存在时产生的感受；占有感，则是个体把世界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时产生的感受。与之对应，在消极感受驱使下的行为，也包含三种模式——厌弃、拒斥和逃避，而驱使这些行为的感受是厌弃感、拒斥感和逃避感。
人与三类环境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感受性质，因而形成了三类世界感。从我们对三类关系语言的描述中能够体现出它们的质的差异。例如，我们会用这样一些词语描述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积极感受：“整洁”、“明亮”、“光滑”、“安静”、“温暖”、“和煦”；会用“凌乱”、“凛冽”、“阴暗”、“嘈杂”等词语描述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消极感受。对于人际环境，人们会用“和蔼”、“冷酷”、“心痛”、“敬畏”、“爱慕”等感受性的词语。对于社会环境，人们用“公平”、“正义”等词汇描述他们的主观感受。这些感受上的差异意味着我们面对三类环境被启动的大脑功能区域是有区别的。
人与三种环境的关系各有其自己的特点，但是，这三组关系却因为思维的隐喻机制和移情机制而发生互渗。我们用“大地母亲”来表述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归属感即是一例。个体对于母亲的感受，属于人际感受的一种，在此处则被移用于个体对于自然的感情。人与自然的这种拟人化的情感联系是隐喻思维的产物，它属于由想象和回忆构成的审美空间，而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面貌。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物化，则是另一种常见的隐喻思维的产物。独裁者试图“拥有”一个国家，仿佛它是一种物质财产。对于社会的动荡，人类把它比喻为“洪水猛兽”，甚至用应对自然灾害的方式去应对它。反之，人类也会把自己与社会环境的情感联系（例如，道德情感）转移到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去。在传说和寓言中，自然有时成为人类德行的仲裁者、惩罚者和奖掖者，仿佛它具有某种权威意识和道德感。人际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渗透，则表现在私人情感、裙带关系等对社会公平、程序正义的损害。
人类的世界感波动于积极和消极之间，而且就个体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人类也波动于自我的夸大与自我的贬低之间。人类对于不同世界的认识相互影响和隐喻，以至于混淆。这就构成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生态心理学（不论是注重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还是纳入了生态学视角的心理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正视人类世界感的这种特点。
3 世界感对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启示
人的自我（I）与客观实在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感受性的关系。自我（I）所理解的世界的性质，或者说世界感，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是十分重要的。人立足于不断变动的世界中，也必须不停地调整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精神分析学把探究的目光投向个体早年的心理动力模式和关系模式，目的也是为了调整个体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但是，调整这个关系，追根溯源绝不是唯一的途径。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如果把关注点放在当下，帮助来访者洞悉他与世界关系的性质，鼓励来访者尝试与世界发生新的互动，这个过程便能够给来访者带来新的、积极的体验和经验。
人与世界的三种互动（人与自然的、人际的、人与社会的）都能够产生心理治疗效果。传统的心理治疗注重人际的互动，例如，客体关系学派的Kernberg、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Kohut等人发展了以移情为导向的心理治疗，把咨询室中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人际互动作为主要疗愈因素。但是，这些尝试面临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这些治疗方法各自自成一统，对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解释往往从人与世界的一种类型的关系出发，缺少一种整合人与世界的三种关系的解释体系。
其次，人与世界的三类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渗问题尚未在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体系中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举案例来说明此问题。一位来访者在工作中与上司、同事的关系多有冲突龃龉。精神分析治疗师可能发现，来访者把在原生家庭中的关系模式转移到了目前的工作关系中。精神分析师会认为，调整此人与他内化了的与父母的关系，可以改变他与现实工作环境中的他人的关系。这个判断不无道理，但是，这种治疗目标忽略了另一个事实：来访者在工作中面临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它的性质与原则，与他在原初家庭中的大为不同。这种新关系，是个体从童年至成年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建立的，而来访者把家庭生活中他与父母的关系模式迁移到社会中来，意味着发展上的停滞，或者说，来访者把家庭这个“微型情感社会”的关系模式，挪用到了他与社会的关系中来。来访者对两种关系模式的不同性质，应该逐步产生明确的认识，方能最终适应他的社会生存。
社会关系向家庭关系的反向互渗，也是不可忽略的现象。例如，中国文化中养儿防老、望子成龙的观念，是社会生活关系向亲子关系的渗透。当亲情中附加了社会文化加诸的不属于人类亲子天性情感的工具性和经济性内容，亲情的品质也就受到了损害，这造成了亲子的冲突和双方的创伤体验。另外，在一些心理治疗中，把自然和自然现象神化，盲目相信未经证实的超自然力量，以获得疗愈效果，此类实践在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和心灵抚慰的同时，也强化了人—自然关系与人—人关系的混同，使人的心智停留于万物有灵的魔法式思维阶段。在以科学知识谱系建构的现代社会里，此类治疗在产生安慰效果的同时，却可能给来访者带来诸多的文化适应困难。
世界感包含了三种不同类型，但是超越于三种类型之上的抽象的、整体的世界感也值得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的探究。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在整体上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整合的，这赋予了人格一种基本的色调。不论人与自然、人际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都会被涂上这基本的色彩。人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与这种抽象的、整体的世界感可能存在密切的关联。
4 讨论与总结
自然、他人和社会，构成了人类个体生存于其中的三种世界，人类对这三种世界分别采用不同的应对模式，体验着不同的世界感受。这些感受又在整体上构成了更为抽象的世界感，而且这种感受是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存在的。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应该从这种二元对立的角度去着眼。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类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那么如何在大地上生存，实际上是要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心理学能够在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有所作为。
人类与三种世界的关系，分别是自然科学、心理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由于这三种关系在人的心理过程中具有互渗的倾向，应警惕隐喻式思维给学科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把心理学变成一种以心理物理学为主的学科，或者把社会问题都归诸为心理问题，都是此类思维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只应在人际的领域内探讨情感。事实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即使排除了人际情感对这两种关系的渗透，也仍然存在着丰富的情感联系。而且，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达的三种世界感的互渗与相互象征，一直都激发着人类的创造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