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根据俄国学者李福清的阐述，中国原本没有“神话”这个术语，它是由1902年赴日的中国人蒋观云（1866—1929）从日文中首译过来的。所以“神话”一词作为汉语，最早出现在1903年的《新民丛报》（第36号）里，由蒋观云所写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中。而日文中的“神话”一词却译自西方的“myth”（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都同用这一词）。Myth为古希腊词，意思指所有讲的故事。[9]（参看“导言”中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之区分”）
由此可知，关于神话一词的定义一开始是众说纷纭的，不同国家之间既存在着术语的互译问题，也有对概念界定上的不同理解。目前尽管不同的学派可能在界定“神话”的概念上还存在争议，但一些核心内容还是基本为大家所认可。比如：神话的时间为开天辟地、史前的时代，但是神话时间并非历史时间，澳大利亚原住民把它称为“梦幻时间”是非常贴切的；神话的内容多为人类的起源、地理环境的诞生、惯例制度的产生等；神话在原始社会具备神秘功能，它与原始崇拜、原始祭奠和仪式有一定的关系等。
传说的时间为历史时代，往往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题材加以描写，所以具备一定的真实性，同时也有纪念性的功能。一个氏族、一个村庄或者一处建筑的来源等，都可以是传说的主题。因此传说具有浓郁的地方性，也经常与当地的信仰、宗教、地理景观等相结合。
民间故事的时间通常被描述为极其宽泛的“从前”，内容既描写日常的家庭生活与事件，也描写各种幻想的、奇异的事情。它的很多题材可能来自神话或者传说，但它提供的是娱乐的功能，而非祭奠、仪式或者宗教上的功能。
以上所述是学界对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大致区分，下面则是日本方面的相关情况。
日本最早的神话记载见于该国的第一部古书——《古事记》，该书由帝记和本辞两种内容构成。[10]帝记是记载历代天皇的历史；本辞大多为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是对古代流传的口头文学的记录。这本书撰写于公元8世纪，原本是为了说明天皇是神的子孙，是神派来管理人间而编撰的。这种所谓的“天授神权”，是古代统治者用来强化其统治、树立其神威的常见手法。所以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本辞要比帝记更具研究的价值。
一开始，民间对于这些神话抱着坚信的态度，认为它们是对神圣的神秘事象的记载，是必须尊崇的。在祭祀或者神将降临的神圣日子里，就有专门的讲述者严肃地向人们传授神话的内容，并想尽办法防止人们遗忘。而听讲者们也早早地做好了聆听的准备。
日本最早对传说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义的是柳田国男。他在《传说论》这部专著中，系统地论述了传说的定义、要素、历史、演变方式、与信仰的关系等理论问题。[11]他指出传说有以下的突出特点。
第一，传说原本为人们所相信，但随着时间的演进，相信它的人越来越少。第二，传说有中心点，即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柳田国男对此的描述充满了诗情画意：“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丘陵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的花坛发源的故地，成为一个中心。奇岩、古木、清泉、小桥、飞瀑、长坂，原来皆是象一个织品的整体一样，现在却分别而各自独立存在，成了传说的纪念物。尽管已经很少有人因为有这些遗迹，就把传说当真，但毕竟眼前的实物唤起了人们的记忆，而记忆又联系着古代信仰……”[11]（第27页）柳田国男用诗的语言为我们勾勒出充满韵味的民间场景，文化与实物的结合中凝聚着历史的情怀与追思，这也使人们增加了对传说的喜爱之情。第三，传说在叙述上有一定的自由性和可变性，在讲述的过程中可与当地的某一实物相结合。第四，传说在演变过程中逐渐与历史相分离，它的一端连接着历史，另一端连接着文学。
民间故事从大的类别上可分为狭义的民间故事、动物故事和笑话三类。但日本方面还有“昔话”和“民话”（也叫民谭）两种说法。昔话可以指狭义的民间故事；但农村里的人们所说的昔话，也往往同时包括了狭义的民间故事、笑话、动物故事、传说和说唱故事。后者的概念实际上包括了传说和民间故事，可视为广义的昔话。“民话”（民谭）则是广义的“昔话”的同义语。
狭义的民间故事包括日常生活故事和神奇故事，主题广泛，家庭、劳动、爱情都是其中的常见题材。这些故事既有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也有虚构的，还有一些则体现出较强的幻想性。故事中人物的名字常常以“有个人”、“哥哥”、“财主家里有一个长工”等指代宽泛、具普遍性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也便于故事在各地的流传。
动物故事包括动物由来故事、动物寓言故事、动物叙事诗等形式。笑话有蠢人、狡猾的人、机智的人的故事，它们取材于日常生活，以让人发笑为目的。此外，秀句故事、狂歌故事、连歌故事也属笑话的形式，它们是以谜和歌为中心的故事。主人公大多是和尚、剃了发的盲人、痴呆的人，内容主要描写进行歌赛、谜赛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智慧。本书第四章“笑话人物谱”描述的就是民间笑话里的各种人物。
不管是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区分，还是民间故事中狭义的民间故事、动物故事和笑话的区分，都不完全是死板的划分，其中可能存在部分的交叉或混合。但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针对民间文学作品的体裁研究，自然要力求细致清晰的划分。因为本书将神话、传说、故事视为一个研究的整体，希望由此勾勒出一个民间的日本，所以在术语的使用上需要做一些说明。属神话的内容，依然称为神话；需要着重指出在日本文化语境中属传说的，就用传说一词；其余的均用民间故事或故事来统称。
二、火炉旁的夜话
提起讲故事，人们的脑海里容易闪现出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连接着童年的记忆，故事是儿童成长的摇篮。关敬吾曾对此描述道：“每个家庭，无论是在严冬夜晚的火炉旁，还是在盛夏的凉台上，都可以见到祖父母在给孙儿，或者慈母在给孩子讲述着娓娓动听的引人入胜的故事。”[12]（“致读者一”）这样的场景满含着家庭的温情，也使童年的幻想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
第二种场景是群体性的，类似民间的“说书”。在娱乐并不发达的古代，听故事曾是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说书作为民间的一种说唱文学，深受人们的喜爱。但与说故事有所区别的是，一些说书者是有“书”可依的，而民间的说故事往往依靠的是口口相传。但是，说者与听者的现场情感交流与情绪的互动则是一致的。人们在这样的场景中，容易产生相互间的亲近感与信任感，所以这既是一种轻松的休憩方式，也是一种独特的情感交流方式。个人以这种方式融入集体，集体以这种方式接纳个人，是一种具双向性的互为认同。
古代的日本民间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群体性的场景。大雪飘飞的冬夜，人们聚集在火炉旁，围着熊熊燃烧的炉火，听讲故事的人娓娓道来。夏日的树荫下，闲暇之余的人们一边纳凉一边听故事。祭祀的日子、节庆的日子，也都少不了要听故事。场景看上去似乎都一样，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差别。
神话和传说是在神圣的日子里讲述的。一年数次的祭神或祭祖的日子，人们有连夜叙谈传说的习惯。讲述者的态度严肃而认真，使用的语言也比较庄重。叙谈本身即是对神或祖先的尊重与怀念。首次参加这种叙谈会的人，要洗耳恭听；多次到过叙谈会的人，通过温故而加强记忆。
不过传说毕竟有限，所以每到深夜，传说讲完了，叙谈中就开始以杂谈为主，昔话也开始进入叙谈之中。比起有限并且也熟悉的传说，昔话和杂谈更具趣味性，因此民间有“说谭当推三更半夜”的说法。
此外，传说还在另一种场合里出现。在古代，钦差大臣、巡按使或起码够上某某大老爷等级的人出访，在路上停下来稍做休息时，由当地指派讲述者，作为汇报向他们特地讲述。也就是说，传统上人们把传说当成真事来讲，民风很重视这种讲述，一般不会在任意的地方随意讲述传说。
昔话则不同，虽然它的很多内容是取自传说，但主要目的在于趣味性，想象发挥之处较多，人们也不信以为真。在讲述方式上，昔话通过固定的讲述方式，来体现这种“不信以为真”的认识。所以昔话是以“很久很久以前”为开头，以“……传说是这么回事”或者“听说是这样的”结束故事。
一种有趣的现象是，传说作为当地的“真事”为人们所熟知，讲述者可以在讲述的过程中较为自由地根据现场的情况，或者省略某一情节，或者选择其中一段讲述。但一些很著名的故事，比如《桃太郎》等，讲述时却有固定的语言和顺序，如果在讲述时漏掉或颠倒了一句，据说连幼小的听众都会当场指出。
民间故事作为人们劳动之余的消遣，是农夫、渔民、猎人们的所爱。人们以为神也会喜爱这样的故事，因此在特定的时节讲故事也有其特殊的功能。每年种地之前，有一个特定的会讲故事的人，给大家讲民间故事。人们觉得这些故事能够安慰农神，从而确保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秋收后讲述民间故事，是为了丰收而向神的佑护表示感谢。猎人们在山中小屋讲故事，用以讨百兽之神的欢喜，认为这样能使他们猎到足够的兽物。[12]（参看“致读者二”）而趁农闲时期到城镇或大城市旅行、增添见闻的乡里人，互相结伴而行，旅途中的夜晚或休憩之时，也在一起讲与旅行相关的笑话，那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场景。
三、口承故事的讲述者
故事的讲述离不开讲述者，口承故事的口口相传方式更突出了讲述者的作用。其中，女性对古往今来的口承故事的流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方面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男女明确分工，另一方面也与日本历史上的女性发展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的古代社会里，男性和女性的分工比较明确。狩猎、捕渔、武斗，都属男性的事情。管理家庭内部的事务，养育孩子，饮食、穿衣、家庭清洁等劳作则由女性承担。因此，女性比男性更关心一家一户的兴衰问题。她们牢记着家史、祖宗遗事，把它作为遗产讲述给孩子。而在一些没落的名门中，一些老年妇女将它们讲述给后代听时，常常抱了这样的指望——后代们听了祖宗的历史后，会秉承家风再兴家业。
对于整个村庄或部落而言，女性也是神话、传说的主要讲述者，并且年代越久远，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重要。这牵涉到日本女性与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
早期的日本社会是典型的母权制社会。日本神话中的众神首领——天照大神是太阳女神，《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邪马台国国王——卑弥呼是一名女性，推古、皇极、持统三位天皇也是女性。柳田国男认为，在日本的女性史中，早期的女性拥有着宗教式的性格。在祭祀祈祷之类的宗教活动中，她们管辖着最重要的部分，其身份是“巫”。历史记载中的卑弥呼就“事鬼道，能惑众”。“巫”原则上由女性承担，其后代以血统为据，或者根据神的指示，选择其中一小部分人担任“神役”（为神服务的专职人员），其他人则被视为普通人。而从前各家的妇女都要伺奉神，其中少部分最优秀的人会成为女巫。
最初认为女性特别适合承担这种事务的理由是，女性有着特殊的生理功能，感受力很强，具备通神的特殊素质，在人群中能迅速使她的异常心理发挥作用。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里，女性是部族掌管人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女性有着特殊的生理，能发挥强大的心理影响作用，所以在与异部族战斗之前，习惯上要从女性的预言中寻求方法和指导。[13]
神话或传说的讲述因带有祭祀或奉神的性质，所以一开始讲述者由女性承担。她们都是一些记忆力很强的人，也带有“巫”的身份或类似“巫”的身份。讲述者多数情况下由特定的某个家族的成员来承担，可以世袭。之后，随着母权制的衰落，讲述者慢慢变成由男性来承担。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高地位的女巫角色由男性取代，普通的女巫角色依然存在。一些女巫专门到各地去游历，为人们讲述传说。有些地方则每年定期在祭日从外地临时请女巫来讲传说，女巫在祭典完了之后又回去。平安时代随着佛教的传入，比丘尼的角色进入日本社会。到了近世，比丘尼的角色发生转变，其中一部分人也以行巫为业，这部分人对传说与民间故事的流传也起一定的作用。（参看第八章的“八百比丘尼”）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书籍的普及、民众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传说的地位也在衰落。人们渐渐不完全相信、或者甚至不再相信传说的同时，对讲述传说者的尊敬也慢慢淡化。传说也有了粗略化、简单化的倾向。在这一意义上，民俗学的兴起与对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视，在保护传说上也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
讲述民间故事不需要象传说那样沿袭传统的要求。除去一些特定时节上的讲述需要专门的人士外，如果是一种闲暇之余的娱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你讲一个我接一个地进行，大人、小孩都可以参加，就是一种其乐融融的大众娱乐。而优秀的讲述者在这样的场合里自然会受到特别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界限可能就无法划分得一清二楚，而这三者之间原本在题材上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