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攘攘，人们每天都在争论着对错，好像真的可以争论出个谁是谁非似的。在庄子看来，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制定评判是非的标准，能够作为是非的评判者。这是庄子书中最雄辩的议论。
现在假设我与你在进行辩论，假如你胜了，而我没有胜你，你就一定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吗？或者反过来，我胜了你，而你败了，那么我就真是对的，而你是错的吗？是其中的一方对呢，还是其中的一方错呢？是我们俩都对呢，还是我们俩都错误呢？这些问题我们两个都不可能知道。
可见，争论的双方之间是无法确定是非的，因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认为对方错而自己对，各自有各自的是非标准，处于尖锐对立之中，因而就无法达到统一，也就难以确定谁对谁错，用我的标准来衡量，你不同意，用你的标准来衡量，我也反对，双方怎么可能统一起来呢？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双方统一的情况，但那通常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是以强权来确定对错的。这就不再取决于辩论本身，而是取决于权力的大小了。如果不是这样，便很难出现这种双方"一致"的结果。
那么第三方是不是可以作为评判的标准呢？不可以。因为别人本来也糊糊涂涂，我们要谁来进行评判呢？让与你观点相同的人来评判，已经与你相同了，怎么能够作出公正的评判？让与我观点一致的人来评判。既与我相同，又如何能有公正的评判？让与你我观点不同的人来评判，既然已经不同，判断怎么可能公允？让与你我相同的人来评判，既然已经相同，怎么可能有公允的判断？最后庄子说：可见，我、你和其他人都无法判定是非，还能够找谁来判定是非呢？这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确定是非的标准，也没有人能够判定谁对谁错。
因此庄子主张不要陷入这种无谓的辩论，这种辩论对人生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徒然浪费宝贵的生命。
公正的评判之所以不可能，根本上是由于人的自我肯定，每个人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错的，即使是罪犯也是如此。仔细观察罪犯的犯罪过程可以发现，他的犯罪总是有着"充足"理由的，尤其是那些惯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是不会去犯罪的。从事发后罪犯们的辩解看，他们明知道那是犯罪，但还是有无数的理由促使他们那样做了。
普通人也是如此，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有着充足的理由，而且任何人实际上都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最好的人。虽然有些人也进行自我批评或批判，但无论怎么批判还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人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自己。人几乎都有这样的感叹——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像我这样好，天下就太平无事了。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用来评判的逻辑或标准依然是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逻辑来评判自己，当然总是正确的。
因此，当我们觉得自己总是正确的时候，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的人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需要警惕了，否则就很容易落人自我陷阱，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
那么，争辩为什么不能达到真理、不能确定是非呢？庄子认为，凡是分别一定伴随着没有分别，在辩论中也必定有不可辨论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因为辩论中的任何一方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因而只能看到一个方面，而看不到另外的方面，既然他有看不到的方面，也就不可能辨别清楚。再者，就双方都有看不到的方面而言，他们是没有分别的，即都是片面的。从这种片面的观点出发，是达不到真理的。正因为如此，圣人虽然胸中虚怀万物，但他并不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就难免引起争论，有了争论，这本真的境界也就受到了破坏。而普通人却相反，他们喋喋不休地显示自己，互相争辩，自以为高明，却陷入了不可能有结果的恶性循环之中。
既然没有谁能够判别真假、决定对错，是不是就没有真理了呢？非也。真的境界还是存在的，但它存在于言辞和辩论之外，而不存在于辩论的任何一方之中。换句话说，真理具有居中的性质和不可说的性质。当我们"说"真理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真理了。庄子称这种真的境界为"道"或"大道"。
所以他说"大道不称"，大道无须宣扬，因为能够说得清楚的就不是道。而且道既然是真的，它就是一定要实现和展示自己的，因而就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今天我们所谓的"事实胜于雄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它面前任何的"说"都显得苍白无力。大道本身也是无法说清楚的，越说反而越不清楚。
"大言不辩"，最高的辩论就是不争辩，因为争辩总是片面的，不能达于真理。最高的道的境界只能用心体会，不是争辩出来的；能够争辩得清楚的东西都不是根本，而只是一些枝节的东西，而且争辩只能陷入无穷的是非。因此这种"不言"是最高的辩论。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耐》）君子心中达到了道的境界，胸怀深远，所以他无须叫喊；而小人远离大道，鼠目寸光，患得患失，所以斤斤计较，嘁嘁喳喳。
"大仁不仁"，则是说最高的仁看起来似乎不仁，因为最高的仁不是一时一事的仁，它关照的是整体，而不是局部，所以某些局部的东西就可能受到伤害，似乎"不仁"。仁若是变成了固定的规范，就成为僵死的东西，就成为不仁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必有所爱有所不爱，这样仁就必将陷入偏私的境地。而最高的仁是不应该有任何偏爱的，因而看起来就好像"不仁"。这种情形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大亲不亲，大情无情，对于最亲的人反而显得不亲，对于最挚爱的人反而显得无情。我们对其表示亲切和有情的人一定是"外人"，那只是一些礼节，而对自己的亲人却无须这样的礼节，若是有这样的礼节，就见外了。
"大廉不谦"，最高的清廉就是不要谦让，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清廉就不真实了。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实例，那些标榜自己清廉的人常常是些贪官。一个清廉的人之所以清廉，并不是由于要表现什么，也不是由于惧怕什么，而是出自自己的本性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故而无须谦让，也无须标榜。
"大勇不忮"，最高的勇敢就是不要伤害他人，伤害别人不能叫做"勇敢"。如果一个人对天下所有的人都没有伤害，他难道不是最勇敢的人吗？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这样勇敢，都不伤害别人，天下不就太平无事了吗？这才是最高的勇敢啊。
所以庄子说，最高的智慧就是那种能够知道在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却步的智慧，或者说，最高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只有达到了这一境界的人才能够不去争辩是非，从而能够结束是非。而一般人由于往往认为自己握有全部真理，故而总是理直气壮地争辩是非。那些"勇敢"的人毫不畏惧地去伤害别人也是由于认为手中握有真理，所以杀人成性，却心中毫无愧疚，因为杀死的是"敌人"。然而这种能够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的人是太少了，于是人们就只能愚蠢地"聪明"下去。
那种最高的境界，即"不言之辩，不道之道"的境界，好像一座天然的府库，无论注入多少也不会满溢，无论取出多少也不会枯竭，但是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却不知道，它好像隐藏着的光明，不断地显耀出来，照亮我们的心灵。
这种最高的境界是超越于我们的任何现成的思维之上的，想用我们现成的、僵化的思维去把握它是不可能的。我们日常的思维总是固守于现成的规定，而这种现成规定必定是一些个人的偏见，把这种偏见强加于人，确定为人们行为的规范，就是强权。有了强权，真理就没有了，光明就被隐藏起来，人们看到的就只是个人的黑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