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他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争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做百花齐放。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要去干涉他们。
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们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须取其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种方针：“我们采取了放的方针”。
两个方针的问题是******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要采用放的方针，******在同年7月上海干部会议和青岛会议上作了解释：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提倡生动活泼。
******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放”比“收”好。放有利于科学发展，艺术繁荣。历史上凡属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开始总是很弱小，如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都是少数派。如果下一个禁令，什么花也不让放，那么首先受害的就是这些稚嫩的新生事物，它们要么被扼杀在摇篮中，要么长期受压抑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放的方法可以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开辟道路。
百花齐放，在放出香花的同时，也定会放出一些不好的花甚至毒草。这正是一些人所担心的。******认为放出毒草也是好事。如果你不放，它就会隐匿起来，使你没法抓到它。你一放，它就冒出来了，出来了就可以把它锄掉。这比你到处打着灯笼寻找坏东西不是更好、更省事吗？
能不能作个规定，说只准放香花，不准放毒草呢？******认为不能。花还没有开出你怎么知道哪是香的哪是有毒的。只有先让它开放，不管是什么花，统统放出来。放出来后，再去嗅一嗅，加以鉴别，区分出好坏来。好的加以保护发展，有毒的将它锄掉。锄掉的毒草可以用来肥田，即做反面教员教育人民。这样做既便于除去毒草，又能提高人民的辨别能力，增加政治免疫力，还可以从反面把香花衬托得更加鲜艳夺目，是一举数得的好事情。
正如******所说：“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上的问题”，对于他们“思想上的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比“收”好则是从思想上团结知识分子最好、最根本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