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公款吃喝
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边是遏制公款吃喝的禁令连连发出，一边是公款吃喝的风势节节攀升。据统计，近30年来，中国政府颁发上百个文件治理公款吃喝问题，而公款吃喝开支从1989年公布的370亿元，一路攀升到2011年的5000亿！公款吃喝何以屡禁不止？百道禁令何以反倒弄出“疯势”？公众怒斥“国之败象”，舆论拷问“治国能力”，执政者对此当作何解？公款吃喝并非不治之症，倘若此疾不除，中国损失的将不仅是资财，而是国人的信心！
公款吃喝成“国优”
如果我们把一个举国忧虑的现象以“优”冠顶，似有调侃之嫌。但这种调侃决非游离主题，诙谐之中定有深意。当公款吃喝泛滥成灾，社会各界无不为此堪忧之时，却有网民一语惊人：纵查五湖四海，横看宇宙大地，公款吃喝唯我中华豪迈，堪称“国优”！
立刻有跟帖纠正：错别字，应该是忧虑的“忧”，“国忧”。
又有人随帖道：哈哈，只识其字，不识其意也。知道吗，德国一位政要因私报百多元餐费而受到弹劾；美国一家跨国企业董事会主席因宴会超标数百美元而自掏腰包；许多驻华使馆的招待宴会凉盘浅杯……先生没感受到中国在公款吃喝上何等阔绰吗？告诉你，中国的公款吃喝盛象独秀，外国无比，冠以“国优”也算名副其实。
的确，全世界找不到哪几个国家能在公款吃喝方面与中国媲美，此“优”实“忧”也。“国优”与“国忧”，意差千里，竟如此相拥相融了，苦涩之味不忍细咂。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品，无法不咂。我们希望执政者，以及公款吃喝挥霍无度的官员们能被“苦涩”蜇醒。
网络盛传一个久远的故事：
1950年2月28日，毛泽东访苏归来到沈阳。驻地准备的晚餐非常丰盛，毛泽东一到餐厅，脸就沉了下来。就餐时，他只吃面前的空心菜，喝了几口葡萄酒，又吃了点饭，不大一会儿就放下筷子离席了。饭后，毛泽东到会议室和大家闲谈了一会儿后批评道：“今晚的菜太多了。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一层一层仿效这样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天，在领导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这次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没想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搞得那么丰盛干什么？”他愤愤地说：“你们要作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当作表率！”
有人回忆说,在毛泽东时代,官员们不敢 “大吃大喝”这种良好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76年。那一年，毛泽东逝世了。
60年前的故事何以今日盛传？原因不难猜测：毛泽东时代“大吃大喝”难成气候,而当下此风泛滥成灾，人们希望通过鲜明的对比抨击“吃喝疯”，警示执政阶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网友语言），保持艰苦朴素的好传统、继承勤俭节约的好作风，再不要挥霍无度了。人们、尤其是执政者不要把“老故事”仅仅理解为“宣泄”、“怀旧”之举，或许有“宣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多数人可贵的责任意识。一位网友的帖文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责任，他写道:
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刹吃喝风，不知下过了多少通知和禁令，使毛泽东批评的吃喝风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和遏制，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自觉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但在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吃喝风仍然是禁而不止，有些党员干部把勤俭节约的好传统、好作风淡忘了，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干部“官本位”主义严重，沉溺于物质享受，认为“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不吃没人夸，吃了没人抓”，肆意挥霍浪费；有的干部喜欢搞庸俗关系，热衷于迎来送往，找着由头公款大吃大喝；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大吃大喝才能显得热情、讲得感情、办得事情，因而经常住高级宾馆，吃豪华大餐，不惜一掷千金。某地一个只有十几人的单位，一年花去的吃喝费竟高达20余万元。前不久，媒体报道西部有个县，县上吃，乡镇吃，村里吃，将县乡村的饭店都吃垮了。其中有一对残疾夫妇开的小饭店被村干部吃空了，不得不被迫改行。 吃吃喝喝，耗掉的不光是公款，更重要的是丢掉了我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败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如果不坚决加以整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松懈，还需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坚决刹住用公款大吃大喝之风，着力营造清新的党风政风，让尚俭戒奢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这位网友的行文比较客气，诸如吃喝风“得到有效的监督和遏制”、“大多数党员干部”能自觉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吃喝风仍然是禁而不止等等词语的使用，似掺杂有“领导讲稿”、“官方语言”、“羞涩修辞”等成分，因为当下的“吃喝疯”决不是“少数人、少数部门、少数地方”这些字词能够概括的。但就“责任”而言，他的行为、他的帖文难能可贵。
还有网友评价说:毛老人家虽然反对“大吃大喝”,但并未反对“公款吃喝”，还是留下了一条“祸根”。气候一旦适应，“祸根”就会发芽、疯长。
一语中的。的确，“公款吃喝”即便限制到“蚁穴”之微，只要它存在，最终将造成“溃堤”之祸，数十年间“吃喝风”演变为“吃喝疯”的过程足以说明问题。
80年代初，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之门，经济建设大潮奔涌而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为经济建设服务”成为最响亮的声音。一向倡导“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闯进“经济利益”环境，迎接全新的考验。
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封“谏言书”让被称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紧锁眉头，谏言者乃香港巨富包玉刚。
包玉刚向邓小平反映，他应邀赴广州考察投资环境，政府部门设下的第一场“豪宴”无比排场，令他目瞪口呆。他提醒当地官员不必如此，希望后期接待一切从简，但未能如愿，依然顿顿如初。
包玉刚信中写道：我是富豪，尚且对此视之不忍，而中国如此贫穷，政府官员竟如此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实为不良之习。这等“公款吃喝”在香港政府机构不可想象。极为不安，书信陈言，勿望抑制……
邓小平沉思良久，随之批示，告诫全党：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警惕贪图享乐、大吃大喝、破张浪费不良之风。
80年代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闻听“公款吃喝也是为经济建设服务”邪说，不禁大怒，顺手写下：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胡耀邦严令中办：无论到国内任何地方，接待我的标准要严格执行四菜一汤，不许摆酒。
老一代共产党领袖们对抑制大吃大喝、破张浪费不良之风的努力，最终未奏奇效，为何？因为“公款”在手，官员们花钱太方便，你花他花我也花，国家的钱大家花，愈演愈烈，局面失控，终成“疯”势。
“疯”到什么程度？《中铁建招待费超八亿 时任总裁赵广发竟称纯属扯淡》。２０１３年春媒体披露的这条消息，足以让人浮想联翩。
上市公司年报发布接近收官，央企业务招待费的排名引人关注，中国铁建以8.37亿元的业务招待费雄踞榜单首位。为什么会这么高？这些钱都花在了哪些地方呢？
有记者采访到了中国铁建的赵广发，这位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官网上显示为公司总裁职务的高管，在今年3月两会后卸任总裁职务。但对于2012年公司的财报，赵广发了如指掌， 当记者提出招待费的问题时，他情绪激动，竟称这些纯属扯淡。
关于“中国铁建招待费超8亿”的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关注，被各家网站转载超过400多次。众多网友纷纷留言，要求中国铁建晒一下业务招待费的账本，希望知道8亿到底是怎么花的？一位网友犀利地说“请亮出你的财务，岂能你一句话说扯淡就能淡过去？”还有人说，“业务招待费是个筐，吃吃喝喝请客送礼啥都可以往里装。”
有网友质疑说，中国铁建这类建筑工程类央企的业务招待费都很高，难道海参、鲍鱼、茅台、五粮液也都能算成建筑材料吗？还有人开玩笑说，施工企业招投标，基本是体力活，利润点本来就低的，还在招待上花一大笔，账目不公开，投资者只能稀里糊涂。
中国铁建新闻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恳求记者不要继续追踪报道此事，他说：如果这样报的话，伤害太大。知道吧，不光是我们一家的问题。媒体对中央企业一直在唱衰……如果从对国家负责，对中国企业负责的角度，还是要慎重一些好。
如此吃喝挥霍，却希望媒体从“对国家负责，对中国企业负责”的角度不予报道，以此推理，“公款吃喝”倒成为“爱国家、爱企业”了？社会公众定然不会这样认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微博]认为，央企高额业务招待费可能牵连通过请客送礼来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显示出内部治理机制松散、效率低下。孙立坚说，中国铁建若是作为有责任感的央企，应该至少向公众公布业务招待费的构成，以保护中小股民的权益。
孙立坚：他没有这样一个昂贵的招待费的支撑，这种模式，国企央企利用自己现金流的优势，通过招待的方式来和自己的客户获取优惠的商业机会，也能看到今天国企央企，他公司内部的治理需要完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央企国企规模很大，对国家的税收贡献也是很大，但他为了要更好的获取一些商业机会，它宁愿采取这样合理的避税方法，把这些钱用在关系网的建立上面，这个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效益更有利的。或者退一万步讲，这个模式是大多数股东愿意的，可是要问问今天二级市场的中小股东的话，这么大的招待费，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并没有通过分红给中小股东，而是采取招待费成本支出的方式是牺牲了中小股东这样的权益。
财经评论人叶檀[微博]说，央企资金充足、出手阔绰，但不意味着民企不搞招待，占比未必小，只不过因为资金总量有限，招待费的金额也没有央企这样数目惊人。叶檀认为，如此多的企业花费着高昂的业务招待费，而真正支出的费用恐怕还远不止一个数字这么简单。
叶檀说，现在是大规模的基建、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类似这样的成本最终都是沉没成本，这些成本不会让你的质量更好。因为很多成本都已经通过吃穿招待费用打进去，我们很难保证彻底安全。对于中国现在的基建质量来说，我们要捏一把冷汗。中铁建是大公司，如果小公司、下面承揽的小公司，会把多少钱用在请客、吃饭、送礼这些成本里，是可以想象的。
中铁建巨额招待费被媒体披露半年之后的10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通报了对中国铁建的处理和问责情况，称招待费支出总体上是符合规定的，但确实存在发票开具不规范、报销程序不严格、会计科目使用不当等一些问题，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处理和问责、对有关领导进行了诫勉谈话。
中国铁建8.3亿元招待费支出竟然“总体上是符合规定”，国资委的这一结论同样让社会公众大吃一惊。有网友为此感慨：近些年公款吃喝不受制约，原来是“符合规定”的，干脆把国资委更名“国字胃”，从编制上解决问题，省得大家再提意见。
我们再看另一篇消息。
2009年１１月２７日，新华网转发了《国际先驱导报》一篇文章：公款吃喝已成灰色腐败
[提要] 北京西三环地带上的阜成路被称作“超级大饭一条街”，尤其以“燕、翅、鲍”闻名京城。每晚，都会有不少公务车光临。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中国公款吃喝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令社会有识人士痛心不已。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于冬发自北京：位于北京西三环地带上的阜成路，虽然只有3公里长，却有着一个“大气”的绰号——“超级大饭一条街”。聚集于此的数十家餐饮企业几乎囊括了中国的八大菜系，尤其以“燕、翅、鲍”闻名京城。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不少挂着公务车牌照的车辆就会鱼贯而入。
“星期五晚上，开着公车来吃饭的人会更多。”寒风中，一名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冰糖葫芦的中年妇女告诉记者。来自南方某富裕省份的驻京办项目官员吴华（化名）说，阜成路上的餐饮“口味地道、上档次”，是工作宴请的常选之地。
11月22日，《工人日报》刊登的一篇《人大代表建议设“挥霍浪费罪”》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据这篇报道披露，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浙江)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赵林中最近在北京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期间（10月27日到31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呼吁“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并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
赵林中坦言，作为企业家，自己在提交建议时很矛盾，“我本身既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同时又无奈地成为这种风气的助长者——经常地请吃和接受吃请。”他担心此举可能引起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朋友的误解，甚至可能给企业工作带来某种莫名的损失。
吴华又何尝没有这种无奈呢？
为了给地方上拉项目，“请客吃饭”是少不了的。“我们来自小地方，如果你不低头，谁会搭理你？更别想拿到任何项目。无颜见江东父老。”吴华对于公款吃喝也满腹苦水。但是，在他们看来，一笔小小的吃喝费用与上亿元的投资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
其实，相比全国性的公务接待而言，驻京办“公关吃喝”只是冰山一角。
赵林中为记者列举了他调查后整理的过度应酬、吃喝之风泛滥的表现：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此外，接风宴、送别席、庆典酒不一而足。一些单位领导甚至呼朋引伴，互相宴请，你来我往，蔚然成风，公款吃喝应酬演变成“灰色腐败”。
“适度的公务接待是开展工作的需要。”赵林中说，但超过了一个“度”，就会导致巨大的负面效果。
公款吃喝已经成为一项社会顽疾。对此，上至中央，下至百姓，一片鞭挞之声，相关部门的反腐利剑也频频亮出。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行为却屡禁不止。
“这是因为公款吃喝背后，存在巨大的利益链条。”吴华透露，公款吃喝的费用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等的审核与监督，是发票在“漂白”这些庞大的黑色账目。
“要发票吗？”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车站、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总会听到这样诡秘的问候语。偶尔，也会收到兜售各类发票的垃圾电子邮件：“风起云涌商潮滚滚，相信您是拔尖的成功人士，请原谅我的打扰。我公司每月有剩余发票可以向外代开，绝对低价正规……”
在中国现行的财务税收制度下，发票就是尚未兑换的人民币。对此，有网友曾开玩笑说，“白条收据假发票，吃喝嫖赌全报销”。当然，吴华不会去买街头的发票，因为买到假发票和假茅台酒的概率几乎同样高，一旦被税务或审计部门查获，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