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个地区去采访，接待的是一个局处级单位。我们吃饭时，局长大人虽来敬酒，但不久就走了，只喝了几口酒，什么也没有吃。原来恰巧省里来了一位副厅长，他忙着去伺候省级领导，对我们也只能打个招呼并向我们致歉。据陪同我们的当地干部说，他们的局长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应酬活动，有时甚至同时要招待几批客人，只好轮流到各酒席去敬酒，忙得不亦乐乎。据当地干部说，他们那里还有一种风气，叫做“不醉不散”，如不把客人灌醉，就说明主人的热情还不到家。这样一来，一桌酒席可以吃上三四个小时，而且吃完了尚未收场，有时还要加上余兴节目，多多益善。这样一次欢宴可以折腾到半夜时分，然后才兴尽而散。
所以，在他们那里，要当好一个下级领导，应酬功夫是不可缺少的。这一条，在工作总结时绝对不能写上去，甚至也不能公开说。因而，其中的苦处外界一般不了解，只看到这些领导人天天在吃喝，孰不知他们肚里灌满了“苦水”。
曾有一位基层官员叫苦说：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几乎每天泡在酒席之中，不说天天醉，至少天天累，伤肝伤胃伤神，这样的“享受”谁情愿？不情愿又咋的？接待上级机关来人，愿不愿意都得喝。在下级领导眼里，“衣食父母”乃是上级领导，没有他们支持，官就当不稳当不长，因而，全力以赴伺候好上级来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人说，越到基层，吃喝风越严重，其实那是因为越是基层，其上级单位也就越多，条条线贯下来，不管张三李四，到了基层都是“上级来人”，哪个也不敢得罪。上级单位来人都带着一张嘴，这张嘴往往有两个用途：一是说话，那就是谈工作，发指示；另一就是吃喝。各类干部水平确有不同，有的以工作为重，对吃喝不在乎；有的则把吃喝任务放在第一位。确有这样一类干部，油水不足时，就想到该下基层“视察”一番了。
记者的亲历和基层干部的苦衷无不说明一点：这些年“公务宴请”带来的“吃喝疯”已成为严重的负担，无论单位和个人，都已招架不住。
中国的“公务宴请”如此泛滥，无疑是太不珍惜纳税人的血汗，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必被视为“丑闻”。比如，加拿大 就因“公务宴请”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媒体披露，联邦移民部长2013年春季十一周内，上餐馆的开支共花掉纳税人近七千元；外交部长佩蒂格鲁出席八次晚餐和一次酒会，用去纳税人三千二百八十二元八角；副总理麦莉兰是该段时间内花在外出用膳开支最少的一位政府要员，她曾五次外出用餐，用去纳税人九百四十一元一角。为此，加拿大纳税人联盟主席威廉逊指出，联邦总理应该跟“问题部长”研究使用公款问题；而“吃喝风”必须加以约束，建议当局设立部长申报使用公款体制，向纳税人作出交待。
发生在加拿大的这场风波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小题大做” 了，因为中国的官员们在“公务宴请”方面是不存在那种风险的，部长一级的高官更不会因为这种事被媒体曝光。这是一种巨大的反差，这种巨大的反差说明中国官员的确存在不小的特权享受，而且很少受到监督和约束。
政风不良掀浪头 无须怀疑，近些年中国遍地“酒疯”的盛行于政风不良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正是不良的、甚至是腐败的政风掀高了“疯”浪。
当“接待就是生产力”、“喝酒也是工作”成为流行语言，社会对政风的感受与评判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些年，各地政府、部门在接待方面耗费的精力和财力非同小可，与其说是接待方热情好客，倒不如说是“风气”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上级领导和机关人员来了，不接待行吗？领导的“亲友团”来了，不接待行吗？友邻地区和单位的领导或“亲友团”来了，不接待行吗？不仅要接待，而且要热情接待。什么叫“热情”，好酒伺候就是一个主要体现。到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程度，就到了给政风贴“不良”标签的时候了。道理很简单，普通百姓享受不到政府的接待，能够享受的皆为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友，就是说，接待和被接待者，都摆脱不掉政府因素。因此有理由说，“酒疯”遍地起，政府“贡献”大。
贪图享乐断然不是一种好政风，而这种政风在政府官员身上表现十足。住房越盖越超标，车子越换越好，旅游观光越跑越远，贪污受贿、赌博嫖娼越来越多，再用“个别现象”、“少数人”概括诸类腐风已让百姓捧腹大笑了，还不承认政府官员贪图享乐思想日趋严重、普遍能服人吗？较之上述，在许多官员眼里酒宴就不值一提了，不就是几瓶好酒吗，不就是价格高些吗，何须大惊小怪？做东不惜，做客不惊，“酒疯”何不盛焉？
国家公务人员的“旅游风”是政风不良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在那些旅游胜地，年复一年客人络绎不绝，尤其到了旅游旺季，大小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搞接待，大小宾馆不够用、多少车辆闲不下、家家都演“空城计”。当地政府和部门接到的对象当然多属政府官员背景者，地处旅游胜地的接待方对“热情接待”的真实感受，完全可以用“苦不堪言”来形容。
某旅游胜地一位副市长任职3年了，远在千里之外的老父亲还未曾登过门，甚愧自己有失孝心。这年亲赴家乡把老人接来，说：“好山好水甲天下，每年上百万人来观光，儿子接您来也是想让您饱饱眼福。”哪曾想把老人接来半个来月，副市长天天不着家，忙着接待四方贵客，生生顾不上陪自己的老父亲外出一趟。老父亲一怒之下不辞而别，回到老家才来个电话：你当官象个官，天天酒肉夜夜欢；我当爹不象爹，养个儿子成老爷……
副市长痛哭流涕，对老父亲说：人人觉得当官好，谁知当官也苦恼。爹呵，儿子不想天天围着酒桌转，可在旅游胜地当官就这样，接待任务太重，该出面就不能躲，一躲就可能落不是，这就叫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您可千万不能怪儿子呵。
副市长的“身不由己”或许不算悲惨，因为他毕竟是不小的官，许多时候上了酒桌身边还有部下“护驾”。悲惨的是那些只够给领导“护驾”级别的人，经常扮演着“酒桌勇士”角色，离“酒桌烈士”越来越近。副市长身边的接待处长是典型的“三高”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当医生的妻子责怪说“都是喝出来的病”。接待处长无奈的说，就这工作，就这风气，不喝咋办。妻子怒言道：什么“破工作”，必须调换，你不怕当烈士，我还怕当寡妇呢。接待处长被妻子逼得无奈，只好找副市长要求调换岗位。副市长自然理解，并感慨道：如此“酒疯”，如此岗位，铁打的人也熬不住呵。从你开始，接待处长一职两年一换人，我可不希望出现寡妇闹上门的事。
接待处长、接待办主任，这样的角色各级政府部门都有，因为各级都把接待工作看得极重。几乎无大例外，担负这种角色的人不仅态度热情，更是酒量过人，能在酒桌上为领导冲锋陷阵，基本都能够成为领导的心腹。由此可见，“喝酒是工作”决非戏言，而是极其真实的写照。
专门负责接待工作的人们几乎天天围着酒桌转，自然也辛苦，但这是他们的工作，硬着头皮咬紧牙关也得坚持。可以想象，一个单位专门搞接待的人就那么几个，时下接待任务如此繁重，“酒疯”如此盛烈，仅靠这支小小的队伍怎能支撑大局面？若要支撑起大局面，必须“全民皆兵”，人人上酒阵，所以搞得许多不在专职接待岗位的人也不少为酒所累，“谈酒色变”极为普遍。一位在县政府工作的文秘人员对县领导说：这酒也太多了，一听说喝酒头皮发麻，俺一个女同志哪能天天陪喝，以后喝酒能不能别再叫俺？县领导说，上面来人多，县里摊子多，喝酒能不多？接待办忙不过来，光靠领导往前冲，领导能有几条命？大家都辛苦点，全当为领导分忧解难了。这位女士甚为无奈，赴宴前给老公发了一条手机短信聊以自慰：酒场如战场，人人往上闯；国家出枪弹（公款），咱靠身体抗；一战连一战， 木兰也心慌……
“公务宴请”如此频繁，到了经常接待人手告急、需要“全民皆兵”的程度，这难道不说明政风不良吗？
有禁不止，有令不行，这是好政风吗？肯定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号文件”（中央）管不住“二号文件”（地方），是社会对政令不通的形象概括。这类现象显见于政府工作的诸多方面，“酒禁”方面也不例外。几十年来，中央、国务院下发那么多禁止“吃喝风”的文件，为何屡禁不止？因为各级没太把“公款吃喝” 问题当回事，而且各有各的招术应对中央禁令。比如，上面对一个单位的招待费用有总量规定，有些单位就把超出的吃喝费用变成“会议费用”；如果上面对一张餐饮报销发票有限额规定，有些单位就把一张发票分为两张开。总之，总有办法对付政策规定。
只讲利益不讲原则，是好政风吗？当然不是。而这些年，单位利益、个人利益至上，在政府官员队伍中恐怕不能说是少数。“吃喝风”屡禁不止反而成“疯”，上面自然有责任，而下面就没问题吗？上面明明规定有招待标准，下面为何还超标准招待？对公，无非是怕落下“招待不周”的阴影而影响上面对本单位的“关照”；于私，无非是担心给上级领导留下“不恭不敬”印象影响自己的前程。一边叫苦接待负担太重，一边照样全力体现“热情接待”，不就是念及单位和个人那点利益吗？否则，为何不坚持“按政策规定办事”这个原则？心中利益大于原则，这种不良政风只能给“酒疯”添势。
有人指出，这些年，一批“酒色之徒”入了官场，政风不良便步步楼台了。“酒色之徒”自然指那些好酒好色，“好酒”的官员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非名酒不喝。他们的车子后备箱都装有自己的“专用酒”，或者是茅台、或者是五粮液、或者是外国酒，皆为昂贵产品。一瓶名酒动辄数千甚至数万元，官场上的这些“酒色之徒”喝水一般狂饮，挥霍公款毫不吝惜，一场酒宴花费数万元已司空见惯，甚至十几万、数十万的好宴也出现了。官场酒宴的“名酒风”早已盛行，效仿和攀比推波助澜，仅此一项给国家造成的资金浪费让人目瞪口呆。
此风苦了那些经济贫困地区和部门。一种情况是，经济上尽管没有实力，但领导有“魄力”，贵客临门也有好酒伺候，经济负担管有多重也要撑起脸面来。
另一情况是，喝不起太好的酒，也不能喝太一般的酒，总得一般靠上。这些年许多地方出现了“政府接待酒”、“政府专供酒”、“政府特制酒”，看起来似乎很上眼，其实拿出这类酒招待客人的地方，无非是财力不足，以此招术弥补喝不起茅台、五粮液等名酒的尴尬。
无论哪种情况，“吃喝疯”带来的经济负担都让许多贫困地区和部门叫苦不迭。叫苦归叫苦，该喝还得喝，经济实力不济也不能少了“程序”，“酒疯”遍地何有世外桃源?
“喝穷了吃穷了”，是一位地级市局长春节前在全局大会上的一番感慨之言。局长在大会上给大家算了一笔帐：一年间上级大大小小的工作组来了十几批，招待费用80多万，不到年底账上就没钱了，现在几家酒店还有十几万签单没付。单位穷，所以春节没钱给大家发福利，只能每家分5斤鸡蛋，就这还是靠面子赊的账。有人指责说局领导花大家的钱不心疼，这话我能理解。但谁当局长，吃喝招待也无法避免，哪个局都一样，只不过有的花得起有的花不起，咱局属于花不起却不得不花，希望大家理解。
酒场连着官场，酒杯连着“乌纱”，大家都理解。令人无法理解的是，“酒疯”给国家、给集体、给个人带来如此巨大的负担，为何遏制不住？社会舆论把“酒疯”盛象归结为政风腐败、执政当局治国不力，甚至还有人惊呼此乃“衰国之象”……众人的观点或有不同，但有一点完全一致：此“疯”不止，损党败财，祸国殃民！
当然，人们不会怀疑共产党的治国能力，因为共产党不缺智慧。但人们有理由怀疑一些政府官员在治理公款吃喝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和私心杂念，以及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些年，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许多官员在谋求个人利益方面显示了极强的“能力”，似乎足以达到“呼风唤雨”的程度；但对于国家利益、对于百姓利益、对于党的利益，他们的表现似乎热情不高，工作态度似乎已远离“责任”。是“治国能力”的问题吗？不完全是，更重要的是“境界”问题。当做官缺少“夙夜在公”这种境界，还能指望他的“治国能力”吗？所以，当我们面对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疯”更应拷问官员的“境界”！
执政者或许习惯了以政令体现“能力”，但诸多政令的“短效”往往是问题死灰复燃，公款吃喝“疯”的反复回潮现象足以说明问题。因此，将官员“吃喝入罪”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革命的头号目标是“公款吃喝”
釜底抽薪，彻底消除公款接待 胡锦涛就任总书记期间，曾在一份反映“公款吃喝”问题材料上作出过这样的批示：“吃喝风仍如此之盛，如不有效制止，将吃掉党的优良传统，吃掉民生。这也是落后的表现。”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不久，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责任很大，如果成天忙于应酬，穿梭于各种会议、活动，陪吃陪喝陪逛陪玩，哪有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哪有时间领会政策、研究工作？如果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讲排场比阔气，奉行享乐主义，老百姓怎能不反感，困难群众怎会不寒心？如果什么钱都敢花、多少钱都敢用，群众怎么会没有意见，党的执政基础还怎么来巩固？“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对此，各级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改进作风的重要性、紧迫性，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切不可不以为然、无动于衷，而要始终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
几乎无人怀疑，“公款吃喝”重积民怨。
几乎无人否认，“公款吃喝”已成国忧。
因此，“公款吃喝”理应被列为革命的头号目标。
当然，对“公款吃喝”的革命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它的顽固存在不是孤立的，它的疯狂扩散不乏诸多因素的支撑。我们不妨这样比喻：“公款吃喝”是个“综合病”。试想，“吃喝疯”何以盛行？因为有公款做后盾；公款何以挥霍无度？因为财务管理混乱；何以混乱？因为缺少有效的监管；何以监管不力？因为缺少公开透明的制度……再往下推理，就不能不想到政治体制的问题了。所以，治理“嘴上腐败”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综合病”需要综合治理。
另一个难题是，有资格享受“公款吃喝”的庞大队伍中没有百姓，皆为官员。有人说，当下的中国官员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人民公仆”，而是中国公民中的“特权阶层”，大凡革命革到 “特权阶层”，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若非如此，“吃喝疯”何以如此顽固？
由此看来，彻底解决公款吃喝问题着实需要下番功夫。
如何才能刹住这种愈演愈烈的公款吃喝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