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建议：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取消各级的公务接待费，增加干部的出差伙食补助费。以后，无论是上级到下级检查工作，还是下级到上级报告工作，食宿自理，出差回去由本单位给报销住宿和伙食补助费，这样，既方便了出差者，又方便了接待者；既纯洁了上下级关系，又为相互配合开展工作节约了时间。同时，还彻底拆除了用公款滥吃滥喝的平台，迫使那些用公款吃喝惯了的人，不得不金盆洗手、悬崖勒马，本本分分做人，规规矩矩做事。
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原新闻出版署柳斌杰署长的建议：彻底取消公款接待。他认为，“管不住大吃大喝”其根源在于，有关部门有意无意地抵制与消解，导致政策难以得到落实。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它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
社会各界的主张和建议体现了社会意愿和社会智慧，理当引起执政当局的高度重视。
或许,决策层历来没有轻视过公款吃喝泛滥的问题，每个时期产生的“禁令”业已说明最高权力机构做过不少努力。问题在于，每每努力都是在公众舆论沸扬、“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产生的，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是“公款吃喝可以，太不象话不行”。于是有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面对公款吃喝是容忍的，不容忍的是无节无度肆意挥霍。若真如此，中国的公款吃喝“疯”便实无消退之望，因为公款是个“根”，它的存在正是给“大嘴巴”枝叶提供营养。由此看来，若要彻底解决公款吃喝“疯”这个大难题，必须拔掉公款这个“根”。
公款吃喝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存在，这是全社会的共识。或许那些习惯于公款吃喝的“大嘴巴”官员们仍然以“工作需要”、“拉动内需”之类的理由为之申辩，但诸种无稽之谈当休也。谁都明白社会文明和进步决不是靠大吃大喝来提升的，少喝几瓶名酒影响不了工作，“工作需要”这个幌子骗不了人；谁都懂得经济发展和生产力不是在酒桌上产生的，而靠酒桌“拉动内需”只会浪费国财民脂、制造腐败风气、危害人身健康。若真要“拉动内需”，最有效的办法莫如把公款吃喝这笔巨大的费用用于民生。
我们的许多政策规定总是留有缝隙，给善于“钻空子”者制造了机会。要彻底杜绝公款吃喝，在政策规定上再不能留有余地，再不能把“一般情况下”、“特殊情况下”之类的说法成为缝隙，要让人人明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公款吃喝。态度坚决，不留缝隙，既有利于政府形象，也有利于政策规定的有效落实。反之，政府必背“言而不行 行而无果”之名，政策规定必成“一纸空文”。
有了政策规定，还需社会监督。有网友建议各级政府都设立专门的网站，方便对“公款吃喝”的监督举报。此法是否可行暂且不论，其思路不可轻视。这些年，许多“问题官员”和“热点问题”多因在网络媒体曝光后被很快解决，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显而易见，所以民间给它一个有趣的称号：网络政府。我们不必在意这一“称号”的准确性，但不可不在意网络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它若号召社会共同讨伐“公款吃喝”，那么“公款吃喝”必成为“过街老鼠”遭人人喊打。人人喊打之下，“老鼠”岂有不遁之理？所以，社会舆论的监督，不失为治理“公款吃喝”顽症的有效举措。
办法千条，原则一个：公款吃喝一分钱不予报销。
扎紧钱袋，经费管理制度必须改革 人们经常听到“杯酒换千金”的故事——酒桌之上，财政部门的官员对申请经费的人说：多喝一杯给x万。申请经费者只要努力战斗，一场酒战就能拿下数十万、数百万经费。“杯酒换千金”的故事似有几分演绎色彩，却不失真实，几乎各地都有发生。
国家财政部、省市财政厅、地县财政局，怀抱着国家和地方的“钱袋子”，让谁不让谁花钱，让谁花多少钱，他们拥有最多的发言权。部长、厅长、局长一句话，数千万、数亿资金便有了去向，即便是他们的属下，也有权决定数百万、数十万资金的分配去向。他们拥有支配国家资金的部分权力，是人们眼中的“财神爷”，所以想多花钱的部门只要搞定“财神爷”就能钵中添金。当然，比财政部门权力更大的是领导干部，他们对资金的支配几乎不存在问题。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资金管理、支配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问题更多表现在缺少监管、缺少集体决策、缺少公开透明等方面。资金管理、支配如此宽松，“酒钱”还算问题吗？
这些年，许多单位和部门年底“突击花钱”非常普遍，宴请活动似火上浇油。何以如此？按规定，当年的行政办公经费如若节余，下年的下拨经费就会减少，所以想办法也得把钱花出去，免得来年过紧日子。这说明行政办公经费的下拨标准缺少科学论证，更多的是以各单位上报的数额为准。如此宽松的行政办公经费节余部分不能装进自己腰包，还影响下年下拨数额，把它花在酒桌上有何不可？
国家资金管理、支配制度的过度宽松，造成的问题很多。仅就“公款吃喝”而言，相比掌管“钱袋子”的官员巨额资金挥手即出，“酒钱”还值得一提吗？ 问题在于，能够支配“钱袋子”的人太多，每人几瓶酒，足以汇成江河，“酒钱”便不可轻视了。
一刀斩断“公款吃喝”，财务管理制度必须施行大的改革，必须大大限制个人对经费的决定权、支配权。改革的原则自然是科学论证、公开透明、社会监督。总之，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国家资金为“嘴上腐败”服务。
你“变相”我“变脸”，严肃政纪废“对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此话道出了这些年政令不畅的尴尬局面。下面的“对策”即为“变相执行政策规定”，这种糟糕的作风使许多政策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严重损害了政策规定的权威性，给许多项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酒桌上的“变相”之术更不足为奇。80年代初，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对酒桌上的奢侈之风有比较明确的限制条文，许多地方政府为了配合中央的这一决策，也制定出台了更为具体的制度、规定。但是，一阵风很快过去，酒桌上的奢侈之风依然如故，其原因就是“对策”太多，《准则》不抵“变相”。比如，你有明文规定接待宴请不允许上大龙虾，而“变相”者把小龙虾摆上桌，同样的排场，却不违犯规定，一时间小龙虾洛阳纸贵；你有明确要求接待宴请不允许摆茅台等高档酒，“变相”者就把名酒装进普通酒瓶，美味依旧，却不留破绽。2012年，国务院又发文规定严禁公款购买茅台等名酒，“变相”者魔高一丈，酒水发票全变成“会议费”、“餐饮费”等，如此这般，让你防不胜防。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反奢侈、反浪费、反腐化等方面的政策规定不断颁发，其间也曾掀起过几轮较大规模的攻势，而“吃喝疯”势头不减，且愈演愈烈，这让人不能不感到“对策”与“变相”的厉害了。
“变相”者把诸多政令变成一纸空文，其行可恶，必须讨伐。
政令的权威性屡屡受到“对策”与“变相”的挑战，本身说明执行力度远远不够，“力度不够”体现在监管不严，惩罚不狠。政令如军令，既出必定，违者必究，究而必严，决不容情。政策规定面前，你敢“变相”，我就敢对你“变脸”，党纪有“开除党籍”，政纪有“削去乌纱”，如若不够还有刑法伺候，你还敢“变相”吗？有网友说，有因贪污受贿丢掉性命的，没有因公款大吃大喝而丢官的，殊不知公款吃喝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政府理应“严刑以待”。
当然，上级的表率作用也是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民间有道，一级看一级，全国看总理。全国的“吃喝疯”、“酒疯”自然不会是总理带出来的，大不了总理算是个被动的“买单人”。但上行下效这个道理我们因该懂得，这些年“疯势”强劲不能说与上面的表率作用不强无关。对于制定和监管政策规定的上级官员来说，自身行为是对政令权威性最有效的注解，当你以上级领导或者上级领导机关的身份到一个地方,见了好酒好菜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这个“面子”上有代价，你只要伸手举杯、张开大口，政策规定就被牺牲掉了，同时也丢掉了下级对你的尊重与信赖。所以，酒桌上“面子”的虚荣不值几个钱，相比之下牺牲自己的“口福”实有必要。
靠法律围剿“吃喝疯”
2012年，中国大地“旋风”频起，对公款消费和“酒疯”展开大规模的围剿攻势。
2012年3月26日，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提出要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
法制日报载文：
对于公务接待与高档酒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社会上一直有很多议论。有人说公务接待是高档酒价格一路高涨的幕后推手,有人说高档酒助长了公务接待的奢靡之风,两种意见纠结不下。今年3月26日,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3月27日,酿酒业以2.18%的跌幅领衔A股,两大名酒贵州茅台、五粮液分别下跌6.37%和6.5%,茅台市值一天之内缩水142亿元。
从廉政工作会议次日白酒市场条件反射式的直接反应,到会议之后两个月间高端白酒市场的整体反应,都为我们认识公务接待与高档酒市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视角——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现实看,都是先有公务接待的大量需求,然后才有高档酒市场的扩大供应,正因为公务接待已经成为高档酒最主要的消费市场,有关公务接待政策的一点儿风吹草动,便会在高档酒市场引起轩然大波。
高档酒消费在公务接待中占有什么样的分量?了解公务接待内情的官员想必对此最有发言权。今年初,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深圳市五届政协三次会议上说,“一瓶茅台酒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公款吃喝,确实扰乱市场经济!”湖南省纪委一名官员所作的调研证实,公务宴请中酒类价格普遍很高,在大多数公务宴请中,仅仅控制高档白酒消费,就可以节约40%的费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作出规定,禁止用公款购买高档酒,目的之一是厉行节约、反腐倡廉；目的之二,也是要斩断公务接待与高档酒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使高档酒消费逐渐转为正常的市场行为。
公务接待中严禁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特别是严禁消费高档酒一项,将在相当程度上节约公务开支,有助于实现公务消费零增长的目标。公款禁购高档烟酒禁令下发后,社会各界在给予普遍欢迎的同时,对禁令能否真正落实却没有十分的把握,担心禁令在执行过程中被“下有对策”轻易化解。基于既往大量的事实和教训,这种担心显然不无道理。
不过,市场的反应是最真实的,高档白酒的股价和价格随禁令迅速下跌,以最敏感、最真实的市场动向,向社会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许多投资者和相关市场主体都愿意相信,此次国务院的禁令不会是随便说说,也不会容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接下来应当会出台详尽、具体的操作措施,包括如何界定普通酒和高档酒、如何进行常态监管、对用公款购买高档酒如何查禁、如何问责惩处等等。只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禁令,不走过场,不搞“一阵风”,各种具体的保障措施也能落实到位,最终定能刹住公务接待中消费高档酒的奢靡之风,高档酒也终将失去公务接待这个不正常的“第一客户”,回归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严控“三公”经费是推进行政经费使用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禁止消费高档酒的规定,对于全面落实严控“三公”经费的措施至关重要。从各级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到社会各界,都应当对执行禁令抱有高度的信心,也有责任为此付出最大的努力。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其中多项内容剑指公款消费。此举引领全社会向“吃喝疯”展开大规模围剿。
专家解读：“八项规定”是一个庄严承诺，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决心，体现了从严治国、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反映出中国未来施政的动向。
仅隔几天，《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下发全军，其中一项在接待工作中“不喝酒”的规定最引人注目。
中国股市对中央军委的“禁酒令”反应极为敏感，据称整个白酒行业股全线下挫。于是有股评专家称：素以坚挺表现著称的茅台等一众名酒，在A股连日来热火朝天的反转大势下，冷不防被军委一道“禁酒令”将了一军，呈现出一派反常的冰封景观，恐怕不只白酒业吃惊不小，其他与“三公”相关的消费品市场也会引起高度警觉。
网络媒体纷纷转发一位名叫林明杰先生的撰文：
中央军委下令要求在接待工作中“不喝酒”，虽然这是约束军委自身的，但影响很快在军方波及开来。我希望它还会带动国人“酒风”的改变。
古来咏酒的诗文比比皆是，喝酒本是畅意、豪情、浪漫、自由、优雅的事情。只是现在国人某些场合的酒风已变得鄙俗不堪。
这种鄙俗的酒风首先表现在“官酒”上。所谓“官酒”，即官家之酒，或有官家出席之酒。有时候这喝的就不是酒了，而是等级。上级喝的是“威风酒”，下级喝的是“效忠酒”。个别领导爱劝酒，其实是显示自己权力优势的逼酒。他要你喝，你不行也得行。你要敬他，你自己先喝三杯再说。
还有就是“商酒”，即生意场上的酒，也不好喝。你想做生意吗？你想赚这个钱吗？喝酒！有的生意人养成了习惯，即使不在生意场上，他逮着机会也要发“酒疯”。我曾经不止一次见过，有富豪看到酒席上有画家，竟指着画家牛气地嚷道：“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买你的画！”
劝人喝酒，你目的是让别人喝得愉快还是喝得难受？如果是为了让别人愉快，你要尊重别人，不要强人所难；如果是为了让人喝得难受，那你要自问心理是否有毛病。有的人没想这么多，他只是想让自己愉快，这也没错，只要别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
有人至今还相信，那喝酒喝得爽，敢于把自己喝成一团烂泥的部下可靠。你怎么不去看看历史，有英雄仗义的酒侠，也有出卖主子的酒鬼。
古来滴酒不沾的豪杰也不少，努尔哈赤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女真人的他不是不会喝酒，而是认为“嗜酒废事”，所以以身作则不喝酒。
我所知无论官场还是生意场中，现在大多数人都已非常怕应酬喝酒。有时候，酒席之上突然发现所接待的对方不善饮酒，心中也是暗喜，但表面上还得闹哄哄地劝。真的很累。所以，也是时候借军委“禁酒令”的东风，改一改这种酒风了。
酒量有大小，官阶有高低。昨天你求人，今天人求你。将心来比心，何必苦相逼。做人有格调，喝酒应随意。
林先生希望军委禁酒令能够带来国人“酒风”的改变，而众多媒体则把焦点聚焦到对“公款消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