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图表标明了中国白酒生产在改革开放初期至2005年的增长率，我们看到的是不断攀升的数字，20年间年产量从不足127万吨猛增到800多万吨。此后几年的确从峰值逐渐回落，但原因不在白酒业自身，而是这个时期国家控制粮食消耗，将耗粮巨大的白酒列为限制发展的行业，白酒业总的产业政策为“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扶优限劣、降耗节粮”。白酒业迟迟未到的“黄昏”似乎终于临近了。未料，“黄昏”瞬间即逝，此后又是一路艳阳天。2005年之后，白酒业重拾升势，一直延续不断增长的势头。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我国现有白酒企业5万多家，白酒品牌5万多种，酒类产品10多万个，年产量已达1020多万吨。2011年，我国生产白酒同同比增长30.70 %，四川省白酒产量达30.9亿升，同比增长37.90 %，占全国总产量的30.17 %。紧随其后的是河南、山东和辽宁，分别占总产量的10.27%、9.67%和6.64%。
惊人的增长速度与数字，让“夕阳论”者无言以对。
看来，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又犯了一次形而上学的错误，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国情 ”、“中国特色”这些经典语录。
“夕阳”不坠成“骄阳”，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有人讲出了支撑酒业市场的七大因素：
一是文化的滋润。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礼仪”。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数千年的文化熏陶使中国人养成了“热情好客”的习惯，这一习惯溶于血液，溢于言行，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假若改掉就不是中国人了。只要中国人“热情好客”的传统习惯存在一天，中国酒业的市场就会旺盛一天，因为美酒最能体现热情，最能使“礼仪”具体化，最能缩短主客之间的感情距离。比如说，河南等黄河流域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最浓厚的地方，人再穷，待客必有酒，这叫“有酒客不怪，无酒礼不周”。
细细想来，此话不无道理。先不说平民百姓，就说中国的领袖们，周恩来设国宴招待外宾时不但上酒，而且上他认为是中国最好的酒：茅台。为什么？因为要体现中国人对来客的高度热情，这是种礼仪。这就叫人有个性，国有国情。国情如此，岂能轻易改变？周恩来不在了，茅台酒做为“国酒”待客的历史并未结束。给外宾喝的酒不就是最好的酒吗？最好的酒招待客人还不让客人感到主人尽了最大的心意？
酒本身就是种文化，凡是形成文化的事物是极有生命力的。中国的酒文化历久数千年，且雅俗共存，内容极为丰富，它对中国人的熏染如色于肤。酒中有喜怒哀乐，酒中有人情世故，酒中有万般情调……只要酒中能够体现的东西不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酒就同样不会在人们的生活消失。更明显的是，饮酒已成为大众娱乐的一种方式，边饮边闹，开怀大笑，劝酒斗酒都是乐，戏酒戏人皆成趣，酒桌上自有别处找不到的欢愉。即便是那些平时不苟言笑的人，在酒桌上也会神采飞扬，似乎只有酒能够诱发他的兴奋功能。正因为饮酒成为大众的一种娱乐方式，许多人才总是隔三差五举杯尽兴，酒桌有不竭的“题目”。
酒文化最能体现时代特色，换句最时髦的话说，最能“与时俱进”。人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心理需求，酒总是能够及时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比如说，前些年大家还很贫穷，再好的酒也是平民价。这些年生活相对富裕了，许多人开始要面子了，便出现了“贵族酒”，同样的酒，价钱都比十几年前翻了数10倍。再比如，中国申奥成功，市场上便出现了“2008年奥运会指定饮品”字样的酒；中国神舟9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市场上又有了“神舟9号庆功酒”。总之，时代在变化，酒业的经营手段也在跟着变。酒业总是“跟着时代走”，总是不断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岂能没有生命力？
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感染人，引导人，酒文化亦如此。时代越发展，文化越丰富，酒的文化土壤自然不会缺少养分。
二是高利税的诱惑。“见效快，利税大”是酒类生产的主要特点，这正是中国酒业的一大支撑点。什么时候酒类成了微利产品，才算走进“夕阳”。
然而，中国酒业仍处于“高利税”时期，国家、地方、厂家对“高利税”的追求兴头正浓，何谈“夕阳”。
以川酒为例，大家能想象到四川省竞有15000多家酿酒企业吗？全国目前有5万多家酿酒企业，四川占去39%。四川能成为全国酒类第一生产大省，除了有良好基础之外，不能不说也与政策引导有关。80年代初，四川省就明确地把酒业确定为本省的支柱经济产业，在政策、资金上给酿酒企业以极大的保护、扶持。换来的是什么？是川酒异军突起，阵容强大，利税收入每年翻涨。这正是四川省所追求的目的。
川酒尽管阵容强大，也无法占尽天下，其它省市区的酒业照样红火。老牌子“八大名酒”家家都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正是因为酒业的高利税诱惑，各地的新建酒厂才一批又一批往外冒，别看没什么名气，照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汾酒是全国“八大名酒”之一，它独特的香型、优良的品质，良好的信誉度使山西人引以为豪。因为汾酒厂越弄越肥，利税上交越来越多，省里看得眼红了，毫无商量余地把它收为省属企业。汾阳市的一大块肥肉丢掉了，不能不心疼。市里领导说：丢了汾酒厂，不能丢了酒财，咱们再建一个新酒厂不行吗？怎么说咱们也是汾酒水系，比不上汾酒也总能有点赚头吧。汾阳市新建的酒厂推出了“汾阳王”新产品，市场销路相当不错，几年时间新酒厂又成了支柱企业，利税接近亿元。汾阳市的领导说：这几年只是小打小闹，等时机成熟后，必须往大处折腾，办酒厂确实比办其它企业见效快、来钱多。
这几年，中国酒业又有新动向，出现了不少私营酒类企业。这些私营酒类企业的老板谈到“夕阳论”哈哈大笑，他们的信心足以说明中国酒业“阳光灿烂”的时期并未过去，否则，他们能毫不犹豫地涉足酒业吗？
另一种现象也说明中国酒业的旺气。许多酿酒企业的“掌门人”身份不俗：要么是县委副书记、副县长，要么在省地人大或政协兼有职务。为什么？因为当地政府要保护酿酒企业不受外界干扰，因为要调动酿酒企业的积极性。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为了保住酿酒企业这个财源。河南某县酒厂的厂长兼任县委副书记后，几个副县长心里不服。县委书记对他们说：为了保住酒厂每年几千万元的税收，给厂长一个副书记值得。你们谁能保证每年交给我几千万，我同样推你当副书记。
酒业既然是国家和地方的利税大户，各级政府能让它走进“夕阳”吗？尤其是地方政府，更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老酒厂焕发青春，使新酒厂朝气蓬勃。在中国，凡是政府下功夫保护和扶持的企业，都不愁足够的“营养素”，即便奄奄一息也有生还的希望。何况酒业整体上并不存在危机。
不要指望酒业会在哪一天出现微利经营的境况。再好的酒每瓶成本不过二三十元，一般的酒每瓶成本几元钱。而不管最好的酒还是最一般的酒出厂价至少要比成本高数倍，价格已经抬上去了，只有继续上抬的可能，绝无下落的希望。酒业是一个“大红包”，追逐它谁不愿下功夫？
“高利税”便是酒业的生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
三是“救死扶伤”的奇效。中国酒业尽管兴旺，并不代表所有的酿酒企业都兴盛不败。连年亏损的、苟延残喘的、资不抵债的、宣布破产的厂家也出现不少。应当说明，这决不是市场前景不好带来的，而是经营不善造成的后果。
庆幸的是，这些厂家不会寿终正寝，最终总会遇到恩人搭救而获得新生。获救的主要途径就是被他人收购或者兼并。这就是所说的“救死扶伤”。
“救死扶伤”者当然是奔着酒的美妙前景而来，这其中不可能有侠肝义胆的因素。
中原有家历史文化名酒企业，它的辉煌历史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官员判断，一个效益长期上佳的企业，“掌门人”任期太久容易出现经济问题，于是把酒厂领导班子调整了，派去了新的“掌门人”。谁知新的“掌门人”不懂经营，玩弄权术却是把好手，把企业的要害部门全部安插上自己的亲信。而他的亲信们并不争气，只争利，只见成吨成吨的酒销出去，不见资金回流。钱哪去了？大部分被亲信们“截”了。酒厂驻北京办事处一名亲信把着上百万元货款不上交，在北京开饭店，做自己的生意。新的“掌门人”把酒厂搞得营利水平年年大降，流动资金一年比一年吃紧。当地政府为了挽救酒厂，年年注资，仍不见效，最终债台高筑，无法生存，只好宣布破产。
南方一家大型企业闻讯赶来，考察了酒厂的生产设备，产品质量后，毫不犹豫地收购了酒厂。收购者说：这样好的酒质，这样强的生产能力，没理由不赚大钱。企业被收购后用工权力已不在当地政府手中，政府担心职工下岗多增添社会不稳定因素，于是在签定合约时要求收购者不要大批裁员。收购者说：我们不但不裁员，还要增加员工。只是我们肯定不会再任用酒厂原领导班子人员，因为他们的管理水平太糟糕。
酒厂在死亡线上站起来。还是同样的厂，同样的酒，第一年便盈利8000多万元。
总是拿不到工资的职工现在比过去的待遇好多了，于是说：还是人家外地人管理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