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交换同看一本书，同一份杂志的同一篇文章。两人都因心灵的理解而愉快。但是他们绝不会表现出来。似乎朦胧地意识到，心灵的相通一表现出来便失去了价值、失去了味道。于是两人在一起时多半谈别人，不谈自己。宝宝当然不会把和那个人的一段罗曼史告诉他：他也不会跟宝宝说，他认为他和宝宝就是光夫和幸子，那篇给青年报的文章，正是有感于此而作的。相反，他还要做出一副殉道者的架势，仿佛他决心为了自己的主张而牺牲个人幸福。至于对宝宝嘛，他压根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女孩子。她仅仅是个没有性别的抽象的“同学”而已。
看了一部小说，他们便要评论作家。他们已经过了为书中主人公的命运哭死笑活的阶段。他们的审美已经冷静了；把艺术品就当艺术品看待，因而能把作者和作品联系起来看。据图图说，当代的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
“那么王蒙呢？”宝宝诘问他。
“算半个！”
“蒋子龙呢？”
“更是半个！”
宝宝提到本省的那个作家。
“他嘛，算四分之三。”大约因为这个作家给他回过一封信，他将他升了半格。但接着表现得和那位作家挺熟似的，“他光写自己，我很替他担心。他把自己写完了就完了。”
“半个、半个、半个，可这和数学不一样，半个加半个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他决断地说。
宝宝说：“要是有作家写中学生，写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子？”
他沉思地笑道：“我保险他会塑造出一个标准学生，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听了战斗英雄的报告就要往前线跑……”他支着腮帮子说：“可是什么叫做理想，我说我是有理想的；我希望我们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世界上各方面都是第一。可是爸爸却说我思想危险。所以我也保险，他写的要是让我爸爸满意，我就不满意；我满意，我爸爸就不满意。”
于是两人又议论各自的父母，最后给他们作了总结：“幼稚！”
临到报高考志愿，图图突然要改变志愿，一定要报考政法学院或是名牌大学的法律系。转变得叫人莫名其妙。班主任胡老师殷切地到家里劝说，全县考理科名牌大学的学生就数他有希望，他能拿到最高分。理科的高中读了两年，放弃了多可惜！问他为什么会陡地改变初衷。他坐在沙发上拧着脖子闷声不响。再问，便说“中国需要法律！”胡老师明智地分析：四化需要各方面人才，何止于法律！按你的条件最适合去读理工科，读法律的自有适合搞法律的人去。爸爸斜眼瞪着他说，你学法律，顶多能当个律师。要是让你当了法院院长，就凭你这出尔反尔，没有一个准主意的个性，肯定搞出几十桩冤假错案。倒霉的是老百姓！他也斜眼瞧着爸爸说：我要是当了法院院长，准不听县委书记的。不像大胡子张伯伯，老跑到咱家来向你讨主意。爸爸嫌儿子当了老师的面顶撞了他，又扯上了本县的法院院长，给了他一顿臭骂。胡老师只得临时充当劝架的角色。
第二天开县委扩大会，会下爸爸烦恼地向教育局长请教，怎样治他这个宝贝儿子。教育局长说，可能他的儿子正在度青春期，这个时期的青年有的就表现反常，爱幻想，爱冲动，一天三个主意，劝他别骂了，让他自己慢慢转弯子。他爸爸说，我也有青春期！我也经过十八岁！那时候我一心想的是怎样把工作干好，争取入党，哪有什么一天三个主意的事！于是书记和局长都叹息现在的青年人不好教育。
宝宝还是从孟小云那里听到图图要改变高考志愿。小云说：“学校里都传开了。这样，咱们考文科的学生又多了一个竞争者。这个竞争者还是强有力的对手哩！”
晚上，图图又到宝宝房里来。宝宝问他。他说：“我这也是心血来潮，想跟他们别扭一下。可是要说起来，也有一定的原因，主要就是上次学校处理王文明的事。究竟他有没有神经病？有神经病，学校就应该认真负责，和家长一起研究怎样治好他，还可以把他当作一项研究课题：学生里怎么会有人发神经病的。如果没有神经病，那么就是流氓行为，至少要给他记一个大过。劝其自动退学，这算什么？那时候，我就动了学法律的念头。可是跟你一说王文明那件事，你就好像不高兴，我才没有跟你说。”
宝宝比他小几个月，却像大姐姐那样摇摇头。“你这样可不好！你的理科那么棒，考文科的有几门又没学过，还得拼命背。哪有事到临头又改变主意的？你不是要盖了陈景润吗？学习法律还怎么能盖他？”
图图弓着腰，掐灭了烟头，装模作样地想了想，说：“行。你说不好那就算了。我还是报考理工科吧。”
“那你不会再变卦啦？”宝宝追问道。
“不会了。”
“那咱们俩勾个手指头，一言为定。”
宝宝笑眯眯地向他伸出弯曲的小手指。他笑着也用小手指紧紧地在宝宝小手指上钩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与宝宝的肌肤接触。他手上的感觉妙不可言；腋下一团滚烫的气流冲到胸前，胸前一团滚烫的气流又直冲小腹的丹田。他赶紧出来。外面夏夜的晴空上，繁星似锦。他想唱歌，但他不会唱什么表达爱情的流行歌曲。“十五的月亮……”他刚张口，又觉得这支歌不适合。
“嗳——喂！”
他大叫了一声。一脚蹬翻了放在他家门口的垃圾桶。然后又扶正了鼻梁上的眼镜，挺起胸脯回到家。他很为自己的自制力而自豪；他徒然觉得自己非常高大，是个英雄。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感吧。
22
高考前，许多应届的考生突然得了怪病。有个男生几乎每一小时就要流一次鼻血；赵小兵一天到晚光喝水，吃不进东西，天气正热，嘴唇上燎起一串串血泡。家长带到医院去看，县医院的大夫开了些清火的药，可吃了并不见好，反而拉开了肚子。女生普遍感到小腹疼痛，月经不调；还有个女生看着看着课本，突然发现自己不能顺行阅读，要么重复看一行字，要么跳到了几行以前或以后，紧张得直哭。苏爱华的病就更让大夫说不出名堂了。她一见逗号（，）就敏感，头晕、恶心，已经好些天不能到学校来了。
这天，小云和晓莉放学以后，路过苏爱华家，就进去看她。
“我这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苏爱华斜靠在床上，手里拿着英语课本，弱不胜衣似的叹息，“现在我只能复习英语单词，因为英语单词表上没有逗号。”
“你这病是怎么得的呢？”小云问，“看了没有？”
苏爱华说：“前一个月就有了苗头。先是害怕老师在黑板上点逗号。黑板上一出现逗号，我就觉得它特别大，特别吸引我，写的别的字都进不了我脑子里。脑子里光是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逗号。后来很快发展到我不能看书上的逗号。不知怎么搞的，一见着逗号就发火，脾气就上来，恨不得把书撕了。我极力克制着自己，有时拧自己的手，拽自己的头发。你们看，我胳膊上这一块块青印，现在还没下去哩。这就是我自己掐的。再后来，我就成了现在这样子，一见着逗号就要吐，有时候吐得苦胆水都呕出来……啊，不行，不行，现在我一提它就要吐……”
两人忙张罗着给苏爱华倒水，捶背，好一会儿苏爱华才平静下来。小云把枕头摆好，让苏爱华舒舒服服地躺下。
“那咱们就别说了。你好好休息吧。过几天咱们再来看你。”小云说。
“你们先别走。”苏爱华拉着小云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以后你们也别来看我了，都忙。高考马上就到了，谁也没有闲功夫。你们今天难得来，咱们就多聊一会儿吧。你们来，我心里别提多感激了，现在谁都希望别人得病，少一个高考的才好哩。”
小云说：“你也别这么想。”可是心里也觉得苏爱华说的是实话。
晓莉说：“是有人这么想，不过咱们几个除外。尤其是我，考得上考不上我才不在乎哩！”
苏爱华看看晓莉说：“还是你轻松，我真羡慕你。其实要看开了，就那么回事。天底下没上过大学的人多了。现在咱们高中生好像就在争这口气；家长也认为这是给他们争气。真是没有办法！”
晓莉说：“我看了好多电影明星的介绍，除了美国的，差不多都没进过大学哩。比如山口百惠、刘晓庆……”
小云插嘴道：“你当然跟人不一样！像旗旗就不行。她现在被她爸爸关了起来，可严哩！我前次去看她，她哭着跟我说，她只有考上大学才能从家里解放出来。”
苏爱华脸上露出一丝凄凉的笑容：“她爸爸还是‘改革派’哩……”
晓莉抢着说：“我爸爸才是真正的‘改革派’哩！我看，‘改革’不‘改革’，应该看他对子女的态度。那些以为子女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前途的，就不算‘改革派’！”
苏爱华出自内心地羡慕。“晓莉真幸福！”又问：“你说说和白公子的事吧。现在发展得怎么样了？”
晓莉撇了撇嘴。“他一天人模狗样的，尽会装蒜！我现在才不想他哩！我看得开，人何必为了一个人苦恼？索非亚·罗兰有次丢了珠宝，伤心得直哭，有个导演劝他：你别为不会为你掉泪的东西掉泪。这话说得太棒了！他冷冰冰的，我何必跟在他屁股后头！我罗晓莉不是那样的人！有一天我出名了，他再来，我还要扇他嘴巴子哩！嗳，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最近又发现了特棒的男子汉，比阿兰·德隆强多了。”
小云和苏爱华忙问是谁。晓莉竖起一根手指头，带着神秘的笑容问：“你们看过《野鹅敢死队》没有？”两人都说最近忙得晕头转向，哪有时间去看电影。晓莉一下子泄了气，说：“那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知道。”“说嘛，你还是说出来嘛。”两人要求她。晓莉神往地说，“那里面有个‘军师’，特棒！他四十来岁，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他不是漂亮，而是帅！你们没看，真是太可惜了！”晓莉每一句话都带惊叹号，逗号绝不足以表达语气。所以苏爱华能听得进去，还越听越有趣。
“你一会儿爱这个，一会儿爱那个，我看你将来怎么办！”
晓莉容光焕发地争辩：“你真是个死脑子，才得了这种病，光认准那么一个标点符号。我就不会得你这种病。我发现，世界上可爱的男人多了！有时候我都不知道究竟应该爱谁！”
小云却听得没有兴趣，还暗自瞧不起她，瞥了她一眼。“你呀！你将来就跟《日出》里的陈白露一样，准是个交际花！最后自杀拉倒！”
晓莉像松开的发条一样拧过身去，朝着小云嚷嚷：“我才不会自杀哩！自杀的都是傻瓜！”
小云向她挺出胸脯抢白道：“就你能！就你能！写《骆驼祥子》的老舍不就是自杀的？他难道比你傻？”
晓莉挥舞着小拳头。“当然啦！要是我，我才不让人斗哩！谁要斗我我就斗他！”她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毫无印象，有资格说这样的大话。
苏爱华又怏怏地叹了口气说：“提到自杀，你们还记得过春节那会儿在晓莉家吧，我说我考不上大学就自杀。老实说，这些日子我真有这样的念头。自杀拉倒！小云说得对。”
小云赶忙说：“你这算什么！今年考不上还可以复读，明年再考。明年还考不上，就像晓莉那样参加工作。现在还有成人高考哩，三四十岁的人参加成人高考及格了，国家照样承认他大学毕业的资格。你千万不敢有这样的想法。”
晓莉也劝她：“你可别弄假成真！你要真自杀了，我连觉都不敢睡。准是一闭眼就想到你坐在我家说那话的样子。最后搞得我也自杀了！”
小云和苏爱华都扑哧笑出声来：“你刚还说不会自杀哩，现在又说你也会自杀的。”
晓莉笑道：“我这是让苏爱华吓的。你可别自杀，你要自杀会出两条人命哩！”
小云思虑着说：“别人倒不怎么样，我看徐银花有点危险。这些日子她瘦得都脱形了。”
晓莉有她自己的见解。“她还是瘦点好看。最近我瞅着她变漂亮了，你没见她那对眼睛，透着迷人。我就是害怕胖。我要是能像她那样猛地瘦下来就好了！”
三个女朋友唧唧喳喳又说了一会话。苏爱华精神也觉得爽快多了。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小云和晓莉告辞出去。
“女博士，你好好养着吧！迟一年早一年当博士有什么关系。”小云安慰她。
晓莉还说：“说不定明年还取消了高考哩！只要高中能毕业就能上大学。你别着急，没准你还因祸得福哩！”
苏爱华不抱这种希望。“唉！当学生的，什么时候都逃不了考试。”
她们走后，苏爱华还躺在床上。其实她并没有心灰意冷。她暗暗地嫉妒小云和晓莉，她们的功课都不如她，却能够参加高考。她下定决心：
“明年要报仇雪耻！”
她跟谁有仇呢？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所有能参加高考的人，还是自己的命运？
23
徐银花变窈窕了。但如果仔细看，那不过是憔悴罢了。一头栗色的头发失去了光泽；眼睑因失眠而浮肿，原来坦诚的直露的天真的目光罩上了一层怯怯的幽怨，那就是晓莉说的“迷人”。老司来他们家的次数更频繁了，一只假眼凝定不动，另一只真眼像锥子似的，在她身上到处乱扎。
她没有改掉她的习惯。因为没有任何令人高兴的事情能替换她自己安慰自己、在自己身上制造快感的冲动。相反，她现在还盼着天早点黑，自己早点躺在床上。整个白天都沉重不堪，充满了苦恼和恐惧。只有那一会儿可以由自己设想和任何人在一起的任何的梦境。在清醒与昏迷之间，既没有责任，也没有罪过，达到欢愉的最高境界。反正已经滑进了深渊，从最高境界滑下去一百丈跟滑下去一千丈似乎没有区别，倒不如一下子滑到底。
但是，她毕竟不甘心。与小云晓莉鲁卫平旗旗等等女同学比较，命运为何待她如此之薄？她们都能自己找对象，还要挑挑拣拣，有的要长得好的，有的要有风度的，有的要能谈得来的，而那个独眼老司，哪样都不沾边。高考肯定考不上了，未来的磨盘般的命运眼瞅着要向她身上压来。老司比她大十几岁。可怕的独眼之外，和砖头打交道的手还和砖头一样粗糙；一说话，离他两步远就能闻到他喷出的口臭。背地里，她二嫂猜他是由于抽烟喝酒的缘故，而大嫂却笑话他才真正是一肚子屎，不然何至于有茅坑的气味？她上了十二年学，如她爸爸说的，“一肚子屎换成了一肚子墨水”，再叫她跟这个一肚子屎的人生活怎么忍受得了？
听大嫂说，普济寺前面有好些摆摊算命的，还灵得很。大嫂说人家给她算她命里该有四个儿子。现在还只有两个，没有达到命定的指标。这几天来就一个劲儿和大哥商量，用什么方法来突破政府规定的指标，非达到命定的指标不可。
于是，在高考前几天，她来到普济寺。
普济寺是这个县的名胜，建于公元一四二三年。历经了几次大火没有烧毁，反而重建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帮红卫兵，把和尚撵跑，把佛像推倒，可是这几年又兴旺起来。日本人还曾派了一个佛教代表团参拜，捐了一笔款子给如来佛开光。外国人也经常来带个照相机东照西照。于是和尚又来了，佛身又塑了，享遍了远近十几个县的香火；朝钟暮鼓，香客不断，煞是热闹。那些卖凉粉的、卖酿皮子的、卖粽子炸糕油麻花等素食摊子，也摆满了寺前的广场。
今天的游客稀稀寥寥，大约不是节假日的缘故。她一进广场，就看见有两处算命看相的人摊子。一个悬着八卦一个挂着像医院里的人体解图似的面相。走近一看，竟有好几个同学也围在摊子旁边。她认得的有母娃子，有猩猩，还有懒猫，其余是理科班的学生。几个人嘻嘻哈哈地挨个都要算一次。算的命好，别的人就吵着要他买糖糕请客。母娃子连连啐唾沫，大概她的命不十分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