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邻邦，山水毗连，两国人民很早就互相往来，传说殷朝末年“箕子入朝，诗书从焉“一事，便见之于东国史书。自此以降，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而且两国人民皆爱好和平，外寇来犯时，双方同仇敌忾，彼此声援，并肩奋战，情同手足。这是人类关系史上光彩照人的一页。
历代史学家关注这些史实，时有著述公诸于世。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史笔趋于细致而深入，断代或个案研究渐渐形成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近代史研究尤得青睐。因为这时国际局势阴云密布，列强们虎视眈眈，觊觎中朝广袤而富饶的疆土，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成了两国人民的燃眉之急。他们审时度势，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以求克敌制胜，捍卫主权。描述并总结这段历史，不仅可以提供两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客观历程，而且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为今天迎接挑战、发展自己提供精神支柱。
治史自然离不开史实，而两国关系史的原始资料又有汉文和朝文两种文本。它们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理应互相补充互相发明。所以，我国学者若能同时利用朝文资料，便能使自己的论述更加可信，论点更加坚实。刘君前不久曾有著作《半岛唐风》问世，令人耳目一新，这次又转向更为基本的研究工作———进行朝鲜文化史料的整理与介绍。当前关于文化史、思想史之类的研究方兴未艾，试图在抽象层次上建言立说者不乏其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学说不管多么抽象，结论不管多么概括，都应该以史实为基础。唯有基于实证主义的观察和探索，才能归纳出无懈可击的史说和史论。
朝鲜虽是近邻，但在文化习俗、典章制度诸方面与我国多所不同。针对原始资料的难点和重点，刘君便做了不少注解和阐释，譬如关于原作者其人、其书、其政治抱负等等，凡是在他看来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的地方，都有详细解说，并做了大量的翻译与整理工作。因此，这本导读之作嘉惠士林的性质也益加彰明。
周发祥
二六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