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允植在中国的活动，是朝鲜王朝特派“领选使“与中外人士的天津对谈。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对话，是一次长时间的跨文化话语撞击。对谈的时间跨度达到了300多天。这也是关乎朝鲜国命运的旷日持久的对话。是在殖民与反殖民、封建与反封建的大背景之下，在中国、朝鲜、日本、美国、俄国、德国、英国之间展开的“七方会谈“。此次朝鲜使节与清朝大臣之间的对谈，依然是局限于彼此是具有藩属朝贡关系的谈判。从李鸿章等的角度来说，并不把金允植等当作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还不是对等的外交谈判，而仅仅是此类型外交谈判的建立之开端。从情感上说，清朝的大臣也是把金允植等看作是自己人的。金允植回国以后的1884年，朝鲜高宗宣布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1897年10月，高宗祭告天地，登基称帝，年号为“光武“，国号为“大韩帝国“。从此时到1910年日本全面吞并朝鲜这段时间内，朝鲜王廷已经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金允植自己则是把他此次的中国之行看作是祖国自强之路的一次难得的探究历程。
中国的“洋务派“不能把中国从摇摇欲坠的封建社会中解救出来。自称善于“打补丁“的李鸿章也无法为满怀希望的金允植指出一条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来。金允植等朝鲜王朝的“洋务派“也照样无法挽救以高宗为代表的封建王朝的危亡。1910年，日本全面吞并朝鲜。
金允植的思想，是典型的封建士大夫的思想；金允植的记叙，是典型的汉文游记体文字；金允植的诗歌，也是典型的朝鲜封建士大夫的诗歌。他在中国的行程，与他在日本的行程一样，都不仅仅是完成他的肩负的王命，而且是他探求救国救民的“天路历程“。金允植自小失去了父母，在叔父与叔母的关爱下成长。十六岁以后，他投到当时朝鲜九大儒学派别之一的凤栖俞莘焕门下学习。他还是朴珪寿的得意门生。其诗歌、书法、小学、医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造诣都不仅为本国人所推崇也为中国、日本文人所敬佩。日本人细井肇《现代汉城的风云名士》一文里不仅称赞金允植的学问，还称赞他身材硕长，银发长髯，一副隐士风度。从《阴晴史》《天津谈草》等著作的记载里可见细井肇的说法不虚。金允植的中国之行记载，与他的其他诗文一样，是理解其思想演变轨迹的重要线索，也是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它们也是东北亚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
本书选用底本为1955年韩国国史编辑委员会编辑之鱼允中、金允植《从政年表·阴晴史》。金允植《阴晴史》单独计页。该书页长21厘米，共230页。笔者是1996年第一次见到此书的1996年到1998年，笔者奉派到韩国首尔（汉城市）的崇实大学校任教。该校离国立中央图书馆比较远，但离首尔大学校（SNU）很近。首尔大学校是韩国排在第一位的国立大学，那里有韩国最著名的国学图书馆“奎章阁“。金允植的《阴晴史》就在阅览室的书架上。但两年的时间实在太短，《阴晴史》也只是翻翻就放下了。在此期间，崇实大学校的吴淳邦教授给予诸多帮助。吴教授是台湾大学的中文博士，专门研究我国晚清小说。我在崇实大学校任教期间，他即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研究专著。
1998年回国以后，我并没有中断和韩国学者的联系。随着中国与韩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发展，我们的交流更多了。在我所居住的天津六里台和万德庄，一大批餐厅、书店、百货店都有韩语标牌。因为我妻子到韩国首尔大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天津师范大学领导为照顾我的生活，2002年再次派我到崇实大学校任教。在此期间我接受了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主编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朝韩卷的写作任务，还荣幸地成为该丛书的编委。这次，我可以比较专心地读韩国先哲们的著作了。所幸的是，林基中教授主编的《燕行录全集》已于2001年由韩国的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出版。我在其中见到了金允植后人手书的《天津谈草》。当时的感觉真是如获至宝。身在异国他乡，却可以在自己的研究室里读一百多年前朝鲜文人所记录的天津，其亲切感真是无法形容。金允植和韩国历史上第一批近代留学生所居住的东局，现在的地名是东局子，我家在那里曾居住过四年半。我所住的临营西里后面就是军营。我甚至猜想，金允植的宿舍就在我那栋楼的下面。我现在所住的六里台，与曾经设立“朝鲜馆“的天津机器局南局（地址在海光寺）只有不到一站地的距离。
笔者于2004年8月回国。所撰《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也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同年9月出版。研读金允植《阴晴史》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原书错误很多，只好边读边改。并非笔者对韩国前辈学者不恭，原书错误较多的情况实乃时代造成。1955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鱼允中、金允植《从政年表·阴晴史》就已经出版了。由时间上可以推知，原书的标记与断句工作，是国史编辑委员会的诸位先生们在炮火声中完成的。另外，金允植的原稿是毛笔书写，本身就不一定清楚，而且朝鲜语是拼音文字，一个朝鲜语文字可以代表几个、几十个汉字。即使是饱读诗书的国史编辑委员会的先生们，假如没有来过中国，也很难判断出“北京永□门“中间缺的是什么字。他们对于天津的河北大街、大直沽、紫竹林的情况所知更少。况且，金允植的这些记录，都是在朝鲜王朝和清王朝都很不安定的形势下书写下来的。除了公文、奏报和条约外，其他的文字几乎都是一挥而就写出来的。金允植自己也是用朝鲜语思考，而以中文写作的。他的许多汉字的书写前后并不一致。
金允植到天津来，名义上是来中国学习工业制造，实际上是来中国学军工制造并与李鸿章等会谈的。金允植到天津的另外一项使命，是与李鸿章探讨如何应对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外交与通商要求。其中许多会谈，都是两国的最高机密。金允植与袁世凯的很多谈草因为涉及军事秘密，当场就烧毁了。还必须说明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吞并了朝鲜以后，推行奴化教育。朝鲜国学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所受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鉴于上述原因，我以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金允植《阴晴史》原书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文本。它是一个书写之后又被书写的文本。其中充满了“文本间性“。我以为，看一看120多年前中国与朝鲜两个即将灭亡的封建王朝间进行了什么样的对话，看一看朝鲜王朝如何在现代与封建、开放与封闭的十字路口进行抉择，看一看朝鲜王朝的文人是如何书写这些对话的，是十分必要的。
附录收录的是笔者指导的天津师大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卢庆侠写的论文。该文所论述朝鲜王朝的书写转型问题，相信会对理解金允植的汉字书写有一点帮助。
金允植《阴晴史》分上下卷。笔者将明显属于韩国国史编辑委员会诸位先生所注称“原注“，明显属于金允植书写的则称“原文“。“原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用汉字作注，一种是用韩文作注。后一种情况我都将其译为中文，并标上“韩文二字。本书内“韩文““朝鲜文“是一个概念，都是指世宗大王所创建的朝鲜文字。笔者所称“原书“，即指国史编辑委员会1955年编成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