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受到南开大学“百项工程”学生创新基金的支助，特此说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社会大众
历史知识调查研究”课题组一研究背景和资料处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被试者为随机抽样式选取，共抽取了浙江省余杭高级中学、安徽省郎溪县第一中学的200名高中生做调查。其中余杭高级中学发放问卷100份，被试者为高二年级学生，年龄为17～19岁其中19岁占73.1%，18岁占22.6%，17岁占4.3%，因此研究时暂忽略年龄差距导致的历史知识构成问题。安徽郎溪县第一中学100份，被试者为高一、高二学生其中高一学生占51.5%，高二学生占48.5%，因此认为分布较为平均。年龄为15～19岁。问卷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社会大众历史知识调查”课题组制定，于2005年5月时间是基于对被试者历史知识构成的考虑制定，此时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已经基本完整地学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知识。实施。问卷由课题组成员简单宣读课题目的和答题要求后，由被试者独立填写完成，并当场回收。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全部回收。有效问卷为192份其中余杭高级中学为93份，郎溪第一中学为99份。调查有效率为96%。调查结果采用SPSS软件进行处理。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在历史知识来源单一，课内教学收效甚微的高中生中，历史电视剧或电影是唯一突出的课外渠道。
二热播历史剧缘何备受“宠爱”
调查过程中，我们选择了2005年受欢迎度较高的《汉武大帝》和《康熙王朝》（又名《康熙帝国》）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热播历史剧为社会大众，尤其是高中生所偏爱的原因。我们认为，《汉武大帝》、《康熙王朝》这样的历史剧之所以能够热播，并为社会大众，尤其是高中生所津津乐道，除了中央频道与黄金时间的绝对优势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切合了社会大众，尤其是高中生们的英雄崇拜、盛世情怀等普遍心理。
1.反映历史——具有较高的真实性
不可否认，《汉武大帝》、《康熙王朝》两部历史剧，正如1998—1999年度创央视黄金时段19.8%http：//www。cctv。com。的古装剧收视率最高记录的《雍正王朝》一样，较之以往的戏说剧，在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上更高程度地给予尊重，注重真实性，基本描绘出那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其间的关系，“因为真实所以可爱”。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大众对于影视剧，尤其是历史剧的欣赏水平与层次不断提高，在保持娱乐与休闲基础上，越来越注重剧目的真实性。尤其是处于“系统地接触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起点”的高中生，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知识背景，因此，在观看电视剧的同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实力”辨伪求真，深化自己的认识。
2.反映的历史人物——帝王将相
近些年来，以帝王生平和宫闱秘事为主题的影视作品，长盛不衰，已经远远压倒其他题材。从客观上说，帝王和宫闱本来有戏可拍。中国历史上有关帝王的记载资料最多，最详细，民间的传说也不少。所谓二十四史，多为记述帝王将相的历史。有的帝王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其他人往往无法企及。他们或创造过辉煌的业绩，或造成了巨大灾难，或精明强干，或昏庸无道，或清心寡欲，或穷奢极侈，或冷酷无情，或柔肠似水，或多才多艺，或武功超群，虽然他们无不为神秘的光环所美化，为岁月的迷雾所包围，但也有七情六欲，同样有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因此只要有人愿意编，什么故事都有，什么离奇曲折的情节都安得上，什么出人意料的结果都可能产生，这当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指出：帝王和宫闱，在当时已经相当神秘，到后世更加玄妙。对一些“疑案”，尽管历史学家早有定论，或者本来就是无头案子，但一加渲染或“戏说”就有了讲不完的故事，魅力无穷。像建文帝的下落，当初就有了各种版本的传说，以后又不断被发掘。有的传说，如顺治出家，董小宛就是董鄂妃，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等等，早已查无实据，但却是“戏说”的富矿。还应该看到，自1949年以来，“帝王将相”一度是批判甚至禁演的对象，老一代观众已久违的帝王戏，而青年一代以往没有机会看，所以帝王戏成了老少皆宜的题材。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合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历代帝王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又拥有高度权力，能够为所欲为，反映在帝王和宫闱的影视中，就能出现很多在其他题材中不可能出现或难以表现的大场面、大制作，如金碧辉煌的宫殿、富丽堂皇的装饰、威武雄壮的仪仗、盛大绚丽的歌舞等，又如登基、出征、演习、战争、巡游、婚嫁、丧葬、祭祀等场面，都可大做文章，对观众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国外的影视戏剧也是如此，《埃及艳后》等大片无不以宏大的场面取胜。记得那次在上海体育场演《阿依达》，当演到凯旋一节时，得胜还朝的军队押着俘虏，武士赶着成群的狮、虎、象绕场而入，竟引起大批观众起立欢呼，成为全剧的高潮。
受访高中生年龄阶段上多属青年，处在“追星”的年龄，那些荧屏上的有可能“成为改变时代”的帝王将相的英雄气息便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3.反映的历史时期——古代盛世
“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共同特征。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755年），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五是盛世依仗强大的武备，自古以来，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绝对“太平”的“盛世”，从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安不忘战”、“有备无患”，没有强大国防的盛世从来就不存在。
上述提到的《汉》、《康》两部影视剧所反映的虽然不是一个朝代，却共同反映了一样的时代，反映了同为盛世的汉、清两大帝国走向鼎盛的那段艰难并成功的历史时期。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盛世之所谓盛大，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上，更表现在精神状态上。如汉武峥嵘，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就连社会底层也不乏郭解这样的“豪侠”，连司马迁这种黄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人。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天下绝不仅有汉武帝一个英雄——彼时英雄如潮，汉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花。汉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人，所以他才得以从文化心理上、从基本疆土上确立了中国人是中国人。后来历史沧桑，我们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来越少了。撇开道德判断而言，一个民族毕竟是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抓住了盛世情怀与民族感情这些社会心理，恰恰是这两部热播历史剧的成功打动人心所在。
三几点思考
毋庸置疑，热播历史剧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对历史进行了成功的艺术加工，赋予了对于社会大众，尤其是高中生来说“复杂枯燥”的历史知识新的生命力，从而使得历史变得“如此可爱”。热播历史剧的成功也就是历史科学性与艺术性在一定意义上的分离所带来的成功。
与此相悖，在历史知识单一来源于课本和历史老师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在认为历史知识复杂枯燥的高中生中，历史教学的改革正呼之欲出。教材编排体例的程式化和知识内容的单调化，使得历史科学在高中生的心目中成为了一个完全脱离艺术性的“死科学”，从而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科学魅力”。
客观的事实似乎指示了历史教学的发展方向——对历史知识进行受者导向的艺术加工，赋予它新的生命力。综合比较课内（课程教材）和课外（历史影视剧）两种学习历史的渠道可见，教材的讲授反映史实，重视真实，而在形式上，尤其是教材编排的体例和角度上过于程式与呆板。而像历史剧这样相对灵活的课外渠道，虽在视觉、听觉和感觉等的形式上容易让观众接受，尤其得到高中生的青睐，但其在自身艺术使命与追求史实真实性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缺点。
然而，历史剧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知识传播功能，成为更成功的历史教育社会化途径？虽然热播历史剧的成功为历史教学的社会化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可能，但是历史剧想要真正承担起历史教学社会化这一责任，显然还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完善自身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再次让我们回归到了争论已久的历史科学性与艺术性矛盾问题。
一部历史剧的热播，固然因其比较“真实”，但并不能掩盖它采用艺术加工手段过程中对历史的篡改。正剧和正史毕竟是两码事，而正史和真史又是两码事。正剧总也免不了与史实的出入。《康熙王朝》中索额图与明珠的争斗确实存在，但没有那么严重。索额图在擒鳌拜时立了大功，但文化修养不高，早在康熙十九年，就因结党营私被罢免了大学士，两年后所有职务被罢免，最后于康熙四十二年，因太子争位被软禁饿死。而历史上的明珠是在索额图之后罢免的，他虽与郑氏和谈过，却从未踏上过台湾的土地。因为结党营私，在索额图遭罢免后八年才丢了大学士一职，随后做过一段时间领内侍卫大臣，明珠死于康熙四十七年，废太子之事则发生在他死后。至于他们两人亮相康熙六十年的“千叟宴”更是无稽之谈。电视对姚启圣和施琅的改动也很大，事实上姚启圣早年于五年内就升到福建总督，后于康熙八年“以擅开海禁”被革职，并非顺治时期惹的祸，耿精忠在福建叛清后，他又升任总督，后招抚台湾郑氏集团兵将。历史上的施琅比姚启圣还大三岁，他在顺治时曾降清，但不久又追随郑成功，后再度降清。
就连《汉》剧导演胡玫（也曾担任《雍正王朝》的导演）都说：“《汉武大帝》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正剧，但它不是历史教科书。”《汉武大帝》精致的画面和环环紧扣的有趣情节，也引起观众对早就耳熟能详的许多历史人物的记忆。诸如：刘陵是纵性无度的阴谋公主吗？废太子刘荣自杀狱中，真的是汉武帝之母为刘彻登基斩除的政治牺牲品吗？张骞出使西域这段经典故事的诱因真的是由于汉武帝羡慕匈奴的宝刀吗？这些故事，哪些的确是缘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哪些是编剧们的戏剧化处理呢？
因此，历史剧能否成功地承担历史教学社会化责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历史剧有时过于追求艺术的需要，对史实难免做出篡改与虚构；对帝王将相等人物的突出表现，使当代人的历史观和历史思维产生了不科学的倾向。在“帝王戏”持续热播现象的背后，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种长期积淀的历史心态——帝王的绝对权威、崇高地位和专制手段依然是一些人心目中的典范，或者说是他们的追求和梦想。在中国，历史一直承载着政治和道德的使命，古为今用是必需的手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少人的心目中还存在着皇帝和君权，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今天和古代加以比附。所以一说到拨乱反正，就要找出“中兴”的例子；一讲虚心听取意见，马上想到唐太宗和魏征；为了证明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就得从秦皇汉武说到康乾盛世。每播一部帝王大片，总有人比附时政。普通观众在如醉如痴之中，也在热切地盼望某位勤政为民的皇帝、铁面无私的清官、滑稽多智的弄臣的再现。毫无疑问，这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这样的情结越深，改革开放的阻力越大，是值得我们忧虑的。
诚然，不考虑历史剧的艺术性，而苛刻地要求它与史实相符也并非笔者的本意。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黄朴民教授曾指出的，历史题材的正剧应该具有“四大”：大真，即大处真实；大气，创作者应具有博大的历史观念和民族情怀；大雅，要尊重艺术创作和艺术想象的规律，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大美，历史剧的视觉效果要求应当更高一些。
追求真实应抱有合理的期望值。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历史剧在张扬其艺术特性的同时，对历史事实的艺术加工应该更加注重对历史科学性的理解和把握——历史剧应该是在历史科学性上的合理艺术加工，它对于历史的理解应该是科学而谨慎的，而并非单纯的艺术夸大。
历史正剧的制作和播放，是一个历史知识公众化的过程。对于其中出现的问题，应当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妨借鉴西方影视史学的理论方法，把疑问和批评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以此引导历史题材正剧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