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枫
关于从前的乡村，我的脑海里始终有一些挥之不去的记忆。这些记忆里的人和事，不经意中会在脑海中浮现，常常令人感慨不已。这对当下物质和文化生活算得上丰富的我来说，回想当年特殊岁月里的这些记忆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似乎变成了一种独特的享受。
露天电影
乡村里放露天电影，是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同样贫乏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节”。
往往，在放电影之夜，生产大队空旷的晒场上，会派人支起一个正方形的毛竹架，正中挂一块长方形的雪白的大幕，用于投影，俗称“幕布”。
社员收工前，正是太阳下山时分，生产大队的高音喇叭忽然间“吱吱”作响，这时地里干活的社员就会说，“看样子，夜到队里要放电影了。”果然，播送的是放电影的消息。
生产大队发布放电影的消息时，我们已放学回家了。因而对我们孩子来说，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背上长板凳“抢位置”。我家里有5口人，需要背两条长板凳。一个人磕磕碰碰地背两条长板凳到晒场，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幸好晒场离我家相距比较近。看露天电影的最佳位置，是放映机的两侧，往前了声音太响，往后了容易被人挡住，而坐在放映机旁边还能看到放映员换片子，“的勒啪啦”弄一阵，感到很稀奇。这是我们长期“抢位置”积累的宝贵经验，以至于小伙伴们常常为“抢位置”而发生争执、吵架……
大人们收工后，草草地扒了几碗饭，还要赶紧炒自产的南瓜子、葵花子或年糕干，以便边看电影，边吃零食。这叫文化、物质生活两不误。
电影正片开始前，还要放公社放映队自制的幻灯片，内容多为领袖的“语录”之类，也有配合形势编的“顺口溜”，然后是“新闻纪录片”。一些孩子“头破血流”地抢了位置，盼着看电影，可是等到正片开始时却躺在父母的怀里“呼呼”大睡，一点也不会享受“胜利果实”。
我在电影场上是从不睡觉的，哪怕看得囫囵吞枣，也要瞪着眼睛看到“剧终”。
乡村露天电影一年四季都放，是县里的电影公司排片下来，公社电影放映队进村放映的。有时碰到刮风下雨，社员们也会撑着看，就连冬天结冰下雪，也穿着棉袄跺着脚看。有时遇到好的新片排下来，时间紧，一天晚上连着放几个村，俗称“跑片”，因此，放到一半，还要等着另一半，弄不好一场电影看下来，已过了半夜，但大家都不焦急，依然开心地等着“跑片”过来再看。
那时放映的多为政治色彩鲜明的国产影片，如《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上甘岭》《平原游击队》《龙江颂》《半篮花生》《海霞》等。进口电影也是有的，像苏联、朝鲜、罗马尼亚、印度的，朝鲜最有名的影片是《卖花姑娘》。还有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印度的《大篷车》等。一些年老的乡亲没有文化，看电影也是囫囵吞枣，尤其是看外国电影，银幕上新出来一个人物时，赶紧问旁边的年轻人：“格是好人？还是坏人？”旁人也就按自己的是非标准作答。
现在想想也真有意思，人的好坏岂能“一字以蔽之”。外国电影虽经剪辑，但仍不乏男女拥抱、接吻之类的镜头，这样的画面出现时，很多人就会觉得不好意思。
农忙食堂
农忙食堂，是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生活中的一道亮丽的“景观”。
农忙食堂是季节性的，通常是在每年的“夏收夏种”时，为了给抢收抢种省出更多的劳力和时间而办起来的。
农忙食堂以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为单位承办，每户人家按人口及大人、小孩标准核定，预先发好生产小队会计用铁笔和蜡纸刻好后油印的饭菜票。饭菜有从食堂打的，也有直接送到田头的。送到田头多半是为了赶生产进度，在中午时送的，以节省社员们来回时间。
食堂的饭，是早一批收割上来的新稻轧的，叫“新稻米饭”，很香，味道极好。
生产队社员在农忙时节往往会自备一些“咸下饭”，如龙头烤、乌贼蛋、带鱼丝烤、海蜇皮子等等。食堂里基本以供应饭为主，菜是极为简单的，通常只有“冬瓜汤”，上面放一撮虾皮。要是那天有“利市肉”（即猪头肉）或白切大肠的话，便是极大地改善生活了。
孩子们对农忙食堂的感觉是极为兴奋的，煮饭炒菜飘然而来的香味，满山岙转，对长身体的人来说，实在是诱惑。要知道，那时农村的粮食仍然比较紧张。孩子们在大人们收工前，便早早去食堂买饭菜，有时农活结束，大人们“披星戴月”回家，饭菜也就凉了。
我作为“打饭族”中的一员，那时对食堂里执掌瓢勺的大人，煞是羡慕。去打饭菜时，总是用虔诚的眼光注视着掌瓢（勺）者的手，或满或浅，或多或少，均由这只手决定。要是在当年问我长大后想干什么，我可能会脱口而出想“成为掌瓢（勺）者”。通过我的视角，我始终觉得他们的随意性总是很大的，手起手落之间就决定了一张同样票面而饭菜数量却不同的结果。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就是“特权”一词的某一种注脚。
“双夏”结束后，农忙食堂也随之撤销。食堂撤销前，生产小队会举办乡村会餐，以慰劳辛苦了一个季节的生产队社员。会餐时的伙食，就丰富多了，并且大人小孩都可以“吃”，这天乡村就像过节一样。有“本事”的生产队长，就请来大队和公社干部一起参加，这是“撑脸面”的事情。
“革命化”过年
生活再清贫，农活再忙，年总是要过的。那时过年，上面提出口号，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叫“勤俭过春节”。现在想想，那时生产队分给社员一刀猪肉、几条“胖头鱼”、一点年糕，够勤俭的了。还有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口号，是“一年干到年三十，大年初一勿休息”，农村社员等于是一年做到头了。话虽这么说，临近年关，人们的心思早淡了。生产队的“主要劳力”已变成“拄腰劳力”，不过是“出工勿出力”罢了。
腊月廿七八，各生产小队便以户为单位杀猪分肉。
那时许多生产小队都有畜牧场。“过年猪遭殃”，乡村里猪的号叫声便此起彼伏。宰了猪以后便将猪肉分给队里的社员，因为一头肥猪身上的肉部位不一样，质量就有差别，为了求得公平就采用抓阄的办法分配。因为我是男孩，大人认为我手气好，往往叫我抓阄，如同现在的摸彩一般。抓阄时心情挺紧张的，唯恐抓到“坏阄”，即猪脖子下面的部位，即“槽头肉”。甬上民谚曰：槽头第二刀，譬如吃呒告。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挺有意思。
宰了猪，分了肉，过年的气氛也就更浓了。
腊月廿九，生产大队的业余文宣队还要演一场戏，多是反映战天斗地、忆苦思甜、阶级斗争等内容。那时宣传大寨“造梯田”和林县筑“红旗渠”精神，一些下乡知青便作为文化人成了主角，演出的台词不乏夸大的成分。像当时我的老家小门生产大队因掏河，挖掉了田中央一座叫峙山的山脚，最多是小山的五分之一，文宣队为了反映社员战天斗地的精神面貌，便夸张地说成“半边峙山也劈掉”。演员表演时边说边往前跨一步，作手劈状。还有中岭脚下一座叫石佛堂的水库，库坝年久失修有渗漏，加了一层土石后，说是“石佛堂水库摘了危险帽”等等。但这些都是自编自演的“原创作品”。
如此，就过上了一个物质、文化生活俱全的“革命化”春节了。
（2012年1月13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