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行款即文字连缀的行列格式。“字序”（或词序）、“行序”是行款构成的两个核心要素。就世界范围来看，字（词）序向右、行序向下的方式，为绝大多数文字的通用行款。研究表明：这一行款模式的形成，乃是逐渐顺应右手书写生理的必然结果。
汉字的传统行款却自具特色：字序向下、行序向左的模式（文字学家一般称为“右行”）占据了行款的主流。自商周以降，三千余年之间，任由字体、笔法甚至书写用具、文字载体的不断变化，这种“右行”模式的主导地位，并未产生丝毫动摇。汉字的行款何以如此特殊而稳定？它是否科学？古代小学家、书法理论家均未曾措意于此。近世康有为、唐兰、裘锡圭等先生对行款问题偶有所涉，但语焉不详。康氏《广艺舟双楫》、裘氏《文字学概要》仅止于行款现象的零星描述，并未究其渊源。唐氏《中国文字学》则谓汉字行款的“右行”，乃是缘于“习惯的关系，觉得这样才便利，”此说出自臆断，苍白与无力，固不待言。
实际上，恰恰相反，这种“右行”模式并不是顺应右手书写生理的结果。对纸张普及以后的日用书写而言，这种行款，甚至隐藏着违背书写生理的弊端。
考索汉字的书写史，取出土文字材料与文献载籍相互印证，本文梳理了古文字行款的“源”与“流”，并藉此进一步证明：汉字行款数千年的“右行”传统，不过是“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式的复古而已。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当然，它所体现的文化保守色彩亦不必刻意掩饰。
（二）简册制度对行款的影响
《墨子·明鬼》：“古者圣王，书之竹帛。”《韩非子·安危》：“先王寄理于竹帛。”是知，书写材料自来“竹”“帛”并称。
又，《太平御览》卷六零六引应劭《风俗通义》云：“汉刘向为孝成皇帝点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以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竹木贱而缣帛贵，此又知古人虽“竹”“帛”并称，然竹木之用先于缣帛，且多于缣帛，殆可征信。这一重要历史事实，印证于古文字材料，“史”字最堪标举。吴大澂认为此字“象手持简形”，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谓史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更明确认为：“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所从之‘中’，自当为盛策之器。”按，吴、江、王三家之说虽有小异，然上古日用书写通用简册之实，却不容置疑。《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证之甲骨，“册”“典”二字使用频率确乎非常之高，王凤阳先生《汉字学》一书曾对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所录甲骨文字进行过如下统计：“册”“典”二字以及用“册”作构字部件之字，一共出现453次。此足以窥见竹木简牍作为殷商日用书写材料的真实性。实际上，裘锡圭、李学勤等一批权威文字学家对此均表认同。
殷商简册，未见实物，似乎难以详其行款。然而，由出土战国、秦汉简册，仍可推知一二。就目前所见战国、秦汉简册而言，如下两点对行款渊源的考察至为重要：
其一，书写顺序之“通例”：一简一行，自上而下。此为古文字学常识，勿烦例举。
其二，编连顺序之“通例”：首简在右，末简在左。按，出土战国以来之竹木简册，大率因编绳腐烂而至散乱，然成编、成册之实物亦曾有发现。一个不为古文字学家注意的现象是：这些珍贵的成编简册，无一例可以自左向右阅读！换言之，首简在右，末简在左的编连顺序，必然是简册制度的固定程式之一。下列五种具有代表意义的成编简册，其所载文字内容，均须自右向左逐简阅读，是为“首简在右，末简在左”这一编连“通例”的最佳实证。
（1）汉永光二年（公元前44年）文书册（参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七）。
（2）汉地皇三年（公元22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参《中国书法》2002年11期）。
（3）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兵物簿，此册凡77简（参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七）。
（4）银雀山汉简。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参《银雀山汉墓竹简》）。
（5）居延汉简。1972年-1974年，在额尔齐纳河流域再度出土大量成编简册。其中，完整者340册；欠完整者218册；残缺者80册（参《居延新简》及《文物》1978年第1期）。
此外，“首简在右，末简在左”这一编连程式，在文献材料中也不乏例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又，《史记·三王世家》：“臣谨论次真草诏书，编于左方。”汉人著述，不离简册，自右向左的行文方式，足以印证上述编连“通例”。
简册为上古文字记载的最典正形式。毫无疑问，日常书写所用的“牍”“版”“方”“觚”，其行款方式，必然难以逾越简册行款的特有规范。换言之，即使这类书写材料所容纳的文字在两行以上，也必须遵循简册行款的“右行”模式。王国维《流沙坠简》所收觚、牍，及近世晚出的战国、秦汉木牍，率皆“右行”，未见例外，此不赘述。
至于帛书，因其应用范围与简册绝难相提并论，故宜以简册的辅助形式视之。也就是说，帛书的形制亦必然祖祧简册制度。此已为出土实物所证实：
其一，行格。帛书的每一栏，相当于一根单简。即使一栏之内写上两行文字也动摇不了此一结论。参见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周易》、《战国纵横家书》等。
其二，行款。目前所见帛书，行款一律“右行”。马王堆西汉帛书自不待言。即如子弹库楚缯书，文字虽环绕排布，然每一独立单元的阅读顺序仍旧是“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统一模式。
综上所述，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册制度，就行款方式而言，“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右行”规范，实已完全固定下来。作为下文讨论展开的基点，笔者愿意特别强调此一结论。
文字是上古文化极为神圣的载体之一，书写方式的相对稳定是实现其文化传承功能的最基本要求。由战国、秦汉追溯到三代，绝对时间跨度虽然达两千余年，但以文化演进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一时间跨度其实并不遥远。因此，可以推想，商周简册，其行款亦当以“右行”为通例！
恰好有一个时间跨度相当的“参照体系”构成了这一“推想”的逻辑前提：自秦汉迄于清末民初，也是两千余年！汉字行款的“右行”模式在此两千余年之间并未有所动摇。“五四”运动以后，西洋文字的横排行款、印刷方式的变革以及钢笔日益普及所带来的书写工具的革命，才逐渐改变了汉字的传统行款。
必须指出，文明的演进速度，古今差异极大，中古、近古之两千年，与上古之两千年焉能同日而语？以秦汉为界，后此之两千年，汉字行款的“右行”模式既然能保持其统治地位，那么，前此之原始、封闭的上古两千年，汉字行款理当更为稳定。——至少，我们看到，笔墨、简牍作为这一时期的书写媒材，其形制功用并未发生实质上的变革。
上述推论固然没有简册实物可资验证，但是，我们期待有朝一日地不爱宝，发三代简册于泉壤，能使世人得见庐山真面。就目前古文字材料来看，商周铜器铭文其实早已提供了坚实的旁证。试略作讨论：
钟鼎款识，自宋代始有较完备的著录。截止目前，出土铜器之有铭文者，总数已在万器以上。对此略作统计，可以发现：从上到下，自右向左的“右行”方式，仍为其行款“通例”。——相反，铜器铭文中的“左行”款识，则百不十一。兹胪列有关“左行”铭文如下：
（1）（宋）王俅《啸堂集古录》收“左行”铭文仅3器，《楚公逆鎛》为最，计36字。
（2）（宋）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收“左行”铭文仅8器，《大夫始鼎》为最，计65字。
（3）（清）《西清古鉴》收“左行”铭文仅9器，《周丁亥盘》为最，计34字。
（4）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此为近世金文著录集大成之作，收四千余器，其中，“左行”铭文亦不过三十余器，《免尊》为最，计48字。
（5）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收925器（商21，西周512，东周392），其中，“左行”铭文仅6器，《敖簋》为最，计56字。
按，以上所举“左行”铭文，除去赝疑及重复者，总数不过三数十而已。与“右行”铭文相比，“左行”铭文的比例确实微乎其微！从上到下，自右向左的“右行”方式之所以成为商周铜器铭文的行款通例，是因为它们承袭的正是简册的行款规范。对此，上文已着重阐明了这一前提：简册乃是商周时期文字应用的基本载体。
当然，与“右行”相对应的“左行”方式，作为行款的旁流，亦有讨论的必要。
商周时期的“左行”文字，除上述有关铜器铭文之外，尚见于甲骨文。在董作宾先生拼缀出整版腹甲之前，甲骨书刻的行款规律并没有为一般学者所了解。从董氏的拼合图来看，在龟甲的不同部位，行款方式不尽相同，但以“右行”与“左行”两种情况最为常见，而且“左行”卜辞与“右行”卜辞的总量几近相当。换言之，甲骨卜辞的行款似乎并不遵循商周简册特定的“右行”规范。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甲骨文乃是一类具有特殊用途的卜筮文字，——以龟甲作载体，刀刻并藏之府库，即足以证明它确乎不同于日常的简册书写。虽然目前还不能对卜法文例作出完美的解释，但是，卜法文例制约着甲骨的书刻行款，则绝无疑虑。借助董作宾先生《大龟四板考释》对卜法文例特殊性所作的揭示，我们断言：推究商周简册的行款，可以借用商周铜器铭文作参照，但却不能任意代之以甲骨卜辞。
至于自秦汉以降的中古，“左行”文字遗存，则更为少见。（清）叶昌炽《语石》卷九对此类文字有过专门研究，其实，叶氏收罗的材料亦甚为了了。此足以证明：“左行”确非文字书刻之“常”！即如中国书法史上的赫赫名迹——西安雁塔褚遂良书唐高宗《述圣记》，此石文字行款之所以“左行”，乃是因为褚书唐太宗《圣教序》与此石分左右镶嵌于塔下，为求对称，一石“右行”，一石“左行”作权宜处理而已。褚书若非书丹而为摹勒上石，其底稿必不至于作“左行”。叶氏据此以为“古人作书，未尝拘泥于行款”，未免过于武断！
要之，据现有文字遗存推测，简册行款的“右行”规范，至迟在殷商时代即已确立。它不仅影响着同一时期的金文的行款，即如秦刻石、晋盟书、楚缯书、汉帛书、汉碑碣……，乃至中古、近古的纸上文字，其行款方式莫不以此为宗。典型的例子，如汉《张景碑》、《石门颂》，其中“府”“命”“升”“诵”等字均带有极为夸张的长竖画，致使一字独占三数字之高度，这正是汉代简册书写的习惯。对此，有论者认为：“汉人善颂善祷，颂祷结合，（《石门颂》）‘命’字垂笔之长，意味汉王朝长久不息。‘升’字垂笔之长，隐寓汉中太守王升之职位升迁，并表达书者对王升的崇敬；‘诵’字垂笔之长，象征长颂不已也。”按，论者不究石刻文字与简册制度之关系，凭空臆断，大误。
复次，简册、卷轴、册页是中国书籍制度演进史上三种最基本的文字载体，它们构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文字应用的大宗媒材，三者行款方式的统一，绝非偶然。毫无疑问，三者之中，作为书籍始祖的简册，其行款方式，正是中国文字“右行”的渊源所在。
（三）汉字传统行款的检讨
以单字的视觉“重心”为原点，建立一个直角坐标系统来研究汉字的笔顺，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汉字的书写，都起笔于第二象限（左上），收笔于第四象限（右下）——此即俗语所谓“先上后下，从左到右”的笔顺口诀。
显然，单字的笔顺，必然为字与字之间的连缀提出某种要求：在Y轴方向（垂直方向），以自上而下为便；在X轴方向（水平方向），以自左向右为便。——汉字书刻的“字序”，历来取下行连缀，为实现这一连缀的所谓“贯气”而体现书法美感，往往需改变上下相邻两字末笔及首笔的固有“笔势”，必要时，即牺牲“六书”规则，也在所不惜。必须承认，下行连缀，确乎不失为合乎书写生理的科学选择。
但是，并非任何内容均可一行写完，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次行如何安排？左行抑或右行？中古以下，汉字传统行款沿袭了简册制度的“右行”模式。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笔者不敢苟同于古人。书法临池实践表明：次行首起之字，若为上下结构，它与前一行之间的位置关系尚比较容易把握；若为左右结构，其难度便要增大。即便是具有相当经验的书法家，每行第一字的位置安排，对其书写速度及思维的连贯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右行”行款有乖于前述单字书写的笔顺。不用说，接受硬笔横式书写的现代书法爱好者，于此将更觉不便。然而，问题在于：对这种行款的把握，古人往往视之为文字书写的基本功，进而完全忽略了其有悖于书写生理、有悖于单字笔顺的弊端。——显然，这一弊端的产生，实即缘于行款形式对简册制度的机械沿袭。试略作分析：
考察出土两汉简册实物，就其制作过程而言，“先写后编”与“先编后写”这两种方式同时存在。显而易见，“先写后编”实即相当于单简书写，它无须考虑行与行之间的位置安排，即便是“先编后写”，因各简自成单元，一简一行，亦根本谈不上对行间布置的着意经营。必须强调，这与后世纸上的“右行”书写确乎存在极大差异！可以断言：简册书写，行序的“右行”与“左行”，并不存在难度上的不同。换言之，汉字的书写笔顺、右手的书写生理与简册文字的“右行”、“左行”均无因果关系。
纸张的使用是文字书写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它的宽度较单支竹木简无疑已经大为增加，然而，这一新兴载体上的文字书写，却仍然不自觉地沿袭了古老的简册行款。须知，如果没有界格的帮助，纸上的“右行”书写，其行与行之间的空间关系处理必然要难于简册书写。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汉字行款数千年的“右行”传统，正体现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连续性、稳定性。同时，这一现象，也折射出了中国文化固有的保守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