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国二年（1913）九月，袁克定曾赴德国就医，知道底细的人都清楚，袁大公子此行有政治意图。段芝贵、江朝宗到车站送行，场面颇为隆重。袁克定在德国拜会了德皇威廉二世，德国政府举办国宴，欢迎袁大总统之子。席间，威廉二世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自强”的观点，并举杯祝酒，祝中国未来的新皇帝寿比南山。听到威廉二世煽情的祝酒词，袁克定热血沸腾，更坚定了他支持父亲搞帝制的决心。
回国以后，袁大公子便开始谋划洪宪帝制的计划。
起初老袁对袁大公子那一套说辞将信将疑，从老袁的个人角度讲，当总统和当皇帝确实没有什么区别，何况，经过修改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位置可以传子，甚至可以传妻。但是作为袁氏家族的一家之主，他还是觉得这些规定对子孙后代不够稳妥，老袁毕竟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土壤上长大的，这个历史局限性成了他的致命伤，使他即使躺进了棺材还要被后人唾骂。
在帮助袁大公子充当说客的人物中，有一个人十分关键，此人叫古德诺（1859~193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古德诺来华，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介绍的，接待者是袁克定，听说古先生是研究宪政的专家，袁克定收起大架子，毕恭毕敬地当起了学生。这样的恭谦姿态，给古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古德诺作为袁世凯的高级政治顾问，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时间只有一年半。后一年半，古德诺返美出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远胜在华政治顾问一职，等于是个挂名虚衔。这个“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老夫子，拿了二万五千元的年薪，也不想白拿钱不干活，使出其看家本领，写了一部学术著作—《共和与君主论》。古氏这部著作是专为雇主老板袁世凯撰写的密件，仅供老袁个人参考。文章中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没料到密件到了袁克定手上，就被奉为推行帝制的“圣经”，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炒作。古德诺是世界顶尖的权威人士，他这颗砝码很重，一放上天平，老袁更是死心塌地要搞帝制了。
据看过古德诺这份密件原件的唐德刚先生说：“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的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唐德刚《袁氏当国》第160页）古德诺这份密件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治制度大胆评论，而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却毫不了解。这有点雷同马克思那句名言的意思：他播下的不是龙种，收获的也是跳蚤。
有古德诺这么一位洋人教父，这幕“洪宪大戏”的演员们更带劲了。此后果然出现了大批古教父的忠实信徒，什么公民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代表”广大民众向老袁大上“拥戴书”“劝进信”和“效忠表”，盗取民意，大搞政治黑幕。
洋教父的中国信徒中，最著名的是“六君子”。他们成立了个学术组织“筹安会”，经过该组织研究，认为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还是需要皇帝才能确保安定团结。筹安会的宣言中写道：“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创立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咬文嚼字，真实意思只有一个：中国没有皇帝是不行的。
“六君子”都不是庸常之辈，领头的杨度（1874~1931），字晢子，湖南湘潭人，是湘绮先生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早年留学日本，对新政颇有研究，清末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两篇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就是出自此人之手。从此暴得大名，政府高层人士都知道有个“懂法”的杨度。
这样的人才，自然会被袁世凯网罗囊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精 通 宪 法，才堪 大用”，以四品京官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官衔一下猛升了三级，杨度将此知遇之恩铭记于心，从此开始为袁世凯效犬马之劳。
在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尤为卖力，与“皇太子”袁克定绑在一起，充当老袁战车前的走卒。最为可恶的是，筹安会在京城石驸马大街挂牌后，杨度将一己私愿鼓吹成全国人民的心愿，一手遮天炮制假舆论，营造出万民拥戴老袁当皇帝的虚假繁荣景象，不仅欺骗全国公民，连袁世凯本人他们也要骗（比如《顺天时报》事件）。
盗用民意是中国政客历来惯用的手段，袁克定和杨度也不例外。筹安会成立以后，还办了这么一件丑事：电请各省军民两长、各公法团体派代表进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在表决过程中，筹安会发给每位代表一张表格，让他们选择填写“君宪”和“共和”，结果所有的票全都是“君宪”，换句话说，袁世凯当皇帝，获得了代表们的一致支持。筹安会由一个学术团体变成了表决机构，帝制本来就是专制，却又通过“表决”这样的民主方式来推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假“表决”），这真是一个政治笑话—这样的政治笑话在中国政坛上屡见不鲜，时常上演，历久不衰。
杨度的一生极为复杂，思想轨迹也总是摇摆不定。袁世凯失势后，在惩办帝制祸首的名单中，杨度列在首位，令“着拿交法庭，严行惩办”。后来侥幸逃脱，杨度对政治感到极度失望，遂披发入山，不再参闻世事，潜心研究佛学，过起了隐士生活。几年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秘密党员。
筹安会的另外五个人，两位是学者：严复、刘师培；另三位是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的革命党：孙毓筠、李燮和、胡瑛。
孙毓筠（1872~1924），字少侯，出生在山东济宁的一个望族之家，祖父孙家鼐曾为光绪帝师。早年考中秀才，纳资捐了同知，又加码捐了个三品道台。这人很有意思，对当官似乎兴趣不浓，研究佛学入迷，想出家去做和尚。听了桐城人吴樾刺杀五大臣的消息后，热血为之沸腾，遂决心当革命党，将妻子送到日本留学（实为避难），铁下心要大干一场。不过他始终没找到殉国的机会（也许小孙当时并不想死），身躯未捐，钱财却是捐助了不少。孙毓筠出身豪门，从小视钱财如粪土，闹起革命来，特别舍得花银子，换句话说，此人也是革命党的有功之臣。
李燮和（1873~1927），字柱中，湖南安化人。此人早年加入光复会，曾是同盟会内部第二次反孙（孙中山）浪潮的骨干，经黄兴劝说后，顾全大局，捐弃成见，共同致力革命。在孙中山发起的募捐活动中，李燮和积极参加，贡献不小。这个人有一故事值得一提：辛亥起义上海光复后，淞沪军警准备联合推举李燮和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李也认为护军都督一职非他莫属，哪知会开到中途，忽然闯进一个喽啰，手里提着一把手枪，往桌上一站，用手枪指着诸位代表的头说道：“陈其美为革命立了那么大的功，又被革命军抓获吃了大苦头，只给他一个军政长，到底安的什么心？我提议陈其美任都督，不同意的先吃我一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人敢说不同意。煮熟的鸭子飞了，李燮和只好自认倒霉。
胡瑛（1884~1933），字经武，湖南桃源人。此人年轻时思想颇为激进，喜欢搞暗杀，曾和湖北王汉联手，欲刺杀清大臣铁良。胡瑛临阵畏缩，王汉见同伴不敢上前，硬着头皮迎上去扔了颗炸弹，掉头就跑，巡逻队跟踪追击，王汉慌乱之中投井自尽。事后胡瑛将这件事讲给他的同学吴樾听，吴樾不以为然，认为王汉鲁莽无用，胡瑛是窝囊废，决定自己去搞一次暗杀，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刺杀出洋五大臣行动。胡瑛到日本躲避了几年，奉东京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国参加武昌起义，被叛徒告密，抓获入狱。在狱中，胡瑛不忘革命，把牢房里的狱卒当做传播的受众，大讲清朝必定垮台共和必定成功的道理，那些狱卒一个个成了他的忠实“粉丝”。最不可思议的是，看守所的头头谈国华被其感动，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胡瑛成了大牢里的贵宾，他所蹲的监狱也成了革命党的秘密联络
站，正应了那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武昌起义枪声一响，胡瑛一脚从监狱中跨出来，直接来到阅马场前的武昌军政府，给自己封了个外交部长，占了一幢满族大员的房子，开始办公。这个自封的官，一直当到伍廷芳被推举为革命军外交总代表才被撤消。
刘师培（1884~1920），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早年也是革命党的信徒，曾改名刘光汉，取光复汉族之意。清末流行政治暗杀，刘师培一介书生，杀人的事不敢做，但可以“借枪杀人”，将革命党首领张继赠送给他的手枪借给万福华，去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无奈万福华射术不精，没击中广西巡抚，反而把自己送进了牢房。刘师培其貌不扬，娶了个老婆却赛似天仙，名叫何震，是有名的交际花。何震有个不明不白的“姻弟”叫汪公权，始终被她带在身边，赴日本留学，就是刘、何、汪三个人一起同行的。这个汪公权不仅吃软饭，还吃政治饭，首先被清廷两江总督端方收买，成为日本留学生中的间谍，随后又拉何震下水，再将刘师培拖上了黑船。说到底刘师培是个做学问的人，搞政治是他的弱项，却偏偏生在了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年代，其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闽侯人，曾在清朝海军中服役5年，到过新加坡、日本、槟榔屿等地，是位学贯中西的著名人物，所译西方名著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在晚清思想界影响巨大。严复是个性格古怪的大师，总爱同人抬杠，以显示其不随波逐流。比如有人在他面前讲袁世凯的好话，严复马上鄙夷地回应：“袁世凯是个什么人？练的兵成了一批骄兵悍将，论治国又无科学头脑，简直一无是处。”有人不赞成袁世凯当民国总统，严复又会反着说：“居今之世，平心而论，唯有袁世凯当国家元首最合适。”另一方面，袁世凯对严复始终重视，民国成立后，袁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办（北京大学前身，“总办”相当于校长），又聘严复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杨度拉严复下水的过程，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头一次去严复没理睬。第二次，杨度绕了个弯子，说他想邀集几个朋友，搞一家大规模的股份公司，人人投点资，大家都来发点小财。严复听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话，直朝他翻白眼。第三次，杨度见严夫子迂阔空远而不切实际，只好把话直接挑明：“又陵先生，我知道你是反对共和的，近来德皇威廉二世也说共和制不适合中国，不如改为君宪制。”严复说：“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杨度说：“也不是着急要改，不妨先成立个学术团体，研究研究。”严复说：“既是成立学术团体，我可以参加，但不要列名为发起人。”从此，严复对筹安会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既不否认列名，也不参加组织活动。直到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气死，惩办帝制祸首的通令发出，他仍然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事后谈起这段往事，严复写了十六字的总结：“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
关于惩办帝制祸首，南方护国军列出过一张十三人的名单，包括“六君子”和“七凶”（“七凶”指袁氏筹备登基大典的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可是袁世凯毙命之后，黎元洪以总统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帮老袁说了一大通好话。这样一来，洪宪帝制祸首们的罪过大为减轻，加上段祺瑞等人暗中周旋，百般维护，多方说情，最后只找了几只替罪羊，草草了结了一桩公案。在黎元洪以总统名义发布的惩办帝制祸首的命令中，“六君子”剩下杨度、孙毓筠二人；“七凶”剩下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三人，其余的人员被以各种名目包庇下来。更加有意思的是，躲在彰德的袁克定听说惩办帝制祸首的消息后，给北京政府发了份加急电报，为张镇芳、雷震春两人说情，而且北京政府居然批准了袁大公子的请求，宽恕了张、雷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