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两年的历史，邓小平作过这样的评价：“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在这两年历史进程中，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其主要特点是：走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思想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紧密结合、结伴同行；思想解放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行，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中央高层领导的决策同理论界、学术界相互呼应，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
一、党中央、国务院致力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进程中，党中央、国务院致力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从1976年底、1977年初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种种措施改善人民生活。在城市，调整部分职工工资、支付加班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发奖金）；提高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在农村，实行减轻或免征农业税、降低农用物资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发展社队企业等措施，活跃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先后召开计划、铁路、工业、财贸、煤电、运输、粮食等全国性的生产建设会议，开展学大庆、学大寨的群众性运动，工业交通各部门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恢复正常，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努力，到1977年底，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067亿元，超过计划4.4%，比上年增长10.7%。其中，工业生产总值3728亿元，超过计划3.6%，比上年增长14.3%；农业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粮食产量5655亿斤，比上年减产71亿斤，但农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1.7%，达到1339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82.37亿元，比上年增长1.6%。进出口贸易总额272.5亿元，比上年增长3.2%。全年财政收入874.5亿元，超过年初预算指标6%，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年收入水平。当年财政收支相抵，结余31亿元，扭转了连续3年收不抵支的状况。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32.8亿元，比上年增长7.1%，库存总额增长12%，市场供应情况开始好转。
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华国锋在1978年2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说：“我国国民经济扭转了‘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面，走上了稳步上升、健康发展的轨道。”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甚至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一个新的跃进的形势已经来到了”。在7月7日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又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年多中间，我们挽救了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使它开始转上持续增长、健康发展的轨道。国民经济的这种恢复和发展，不是表现在一个或几个部门和地区，而是表现在所有的部门和地区。”
二、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走在前面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首先集中在对被“四人帮”搞乱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上。主要是这样4个问题：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发展生产力，按经济规律办事。
（一）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商品货币理论，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思想理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撰写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文章从思想理论上扫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障碍，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质的不同，有力地论证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文章联系实际，分析了必须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客观依据，并从宏观上提出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战略。文章指出：“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在当时，思想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在写作此文的同时，正为全国财贸战线“双学”（即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积极做准备。他们先后起草了《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后来扩大了范围，正式开会时名为“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在会上的讲话。
《通知》明确提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讲话由时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1978年7月7日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引用毛泽东1959年对李先念一篇报告所作的批示，强调了商业工作的重要性。讲话指出，生产总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缺一不可。生产是生产总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但是交换、分配、消费也对生产起着重大作用。商业的发展固然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工农业生产强有力的促进者。财贸工作是联结生产和消费、联结各个生产部门的纽带。商业和服务业是同工农业并驾齐驱的重要社会行业。社会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必将愈来愈明显。讲话要求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提高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的自觉性，提高经济工作的管理水平，提高现代科学技术水平。
对这篇讲话，外电评论说：这是华国锋当了主席后第一篇务实的讲话。
（二）关于按劳分配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中，按劳分配原则横遭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在按劳分配原则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华国锋在1977年8月23日十一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且逐步扩大集体福利。”在1978年2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设第6部分《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进行论述。
邓小平复出后，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1977年8月1日）、在科教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谈话（1977年8月8日）、在接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的谈话（1977年9月6日）、在听取空军、装甲兵汇报工作时的谈话（1977年10月31日）、在会见美籍华裔教授王浩时的谈话（1977年11月3日），都讲到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强调这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在思想理论界，对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也非常活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支持于光远主持召开了从北京地区到全国范围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几次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从1977年12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一起着手起草关于按劳分配的论文。对这篇文章，邓小平看了两遍，具体指导了文章的起草和定稿。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邓小平指示：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还说，还有脑力劳动的问题，文章中讲得不够。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要把这一点强调一下。
过了一个月，4月30日，邓小平又找胡乔木、邓力群，再谈文章的修改问题。指出，讲到工资改革的有些话要说得活一点。工资级别一定要有，而且定级别一定要以技术为主。工人的工资不一定就是八级，改成十级，十二级都可以嘛！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还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
邓小平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了，稍微改一改，就送《人民日报》，可以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即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还早6天。
文章针对“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等错误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地论证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而且是最终消灭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按劳分配是促进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根本不是什么“生产发展的障碍”；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一定的劳动报酬形式实现的，在工资制度中，必须实行以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工资加奖励的方针，一方面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分配上的过分悬殊。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震动。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反对它，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人支持它。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关”。但是，更多的人支持和响应这篇文章。7月22日，李先念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说：“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是“现在最关紧要的两条”之一。胡乔木也未予理睬，仍然到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按劳分配的讲话。
（三）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
“四人帮”在生产力方面的错误论调主要是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在粉碎“四人帮”后，理论界重申了生产力标准，要求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通过改革、引进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这种思想在全国上下是一致的，大家的心情是急迫的。
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就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1977年8月23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再次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他说：“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从长远来说，也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需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在今天，发展经济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和它们相适应的内外贸易、金融事业和各项服务事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保障供给就是要保障供给现代化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和资金，保障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和国家必要的军政开支的需要。”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说：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当时已经认识到并提出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进行改革。
邓小平在1978年9月18日听取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讲话、10月10日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都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10月11日，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郑重提出：
我国工人阶级也要虚心学习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各个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长远利益所在。
（四）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经济发展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改革的尝试。
1978年6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这次会议，要把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还说：“提高管理水平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财贸战线，同样存在于农业、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战线。这是目前整个经济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着重解决的迫切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
7月7日，华国锋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指出：“我们必须在全党，在全体经济工作人员中，在财贸工作人员中，大张旗鼓地进行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增加企业利润、厉行财政监督的教育，这样就能大大促进生产，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为研究加快发展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跃进”，用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会议的整个调子是要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速度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华国锋的提法是“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对各项经济指标，这次务虚会又在已经过高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基础上加码。会议反映了加快发展的要求，同时又出现了求成过急、急躁冒进的问题。即使如此，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仍然是这次会议的主调。会上的两个重要文件：胡乔木的长篇发言和李先念的总结讲话，是这一主调的集中体现。
1978年7月28日，胡乔木作了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篇发言。国务院即印发各部、委、办学习。邓小平、李先念指示以胡乔木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10月6日，《人民日报》从第1版转2、3版全文登载了这篇长文。
胡乔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科学地总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唯意志论”盛行所造成的惨痛损失，针对当时重又冒出来的高指标、大口号等现象，强调经济工作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胡乔木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对怎样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胡乔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很多是长期视为禁区，人们噤若寒蝉的。胡乔木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按价值规律、按供求规律办事。他提出不但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且要重视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还要学习计量经济学，要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经济活动。胡乔木十分重视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提出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他指出，要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直接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关心企业经营的成果；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处理好有关个人物质利益的问题。他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经济实效的公司组织形式，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胡乔木建议：实行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托拉斯），加强银行的作用。他还提出要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这些建议为改革开放制造了舆论，设计了路径，很快在经济工作中得到贯彻实施。
胡乔木此文还提出许多新观点、新主张，促使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胡乔木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将继续长期存在，在我国还需要大大发展；要严格进行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要运用价值规律来制定价格政策；要合理地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要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承认生产队的自主权；要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恢复按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定工资级别的制度，以及技术考核、定级升级的制度；要努力学习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极大地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不能用管理小生产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主义大生产，也不能照搬管理政治、军事、文化的方法来管理经济。胡乔木的这些主张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都逐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乔木这篇重要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单行本。“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个口号在中国国内广泛传开，深入人心。从10月9日至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到150多封来信，一致认为：这是一篇酣畅淋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好文章。它既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十多年对经济工作的破坏，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同时又找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指明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此文也引起国际瞩目，美国、日本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胡乔木此文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9月9日，李先念作会议总结报告。李先念着重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报告强调实事求是和遵循客观规律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指出：“要高速度地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就一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搞好综合平衡。”还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不允许任何人轻易改变和取消。”
国务院务虚会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和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强调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会议还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强调放手利用我国资源，要利用外国资金，要从外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贯彻上述原则的具体措施。应该指出，会议虽然强调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但在会后实际工作中组织“新跃进”却违背了经济规律，致使过后不得不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整。
总的说来，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拨乱反正，推动了改革和开放的尝试，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了准备，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三、考察、借鉴西方经济，迈开对外开放步伐
（一）对外开放成为共识
经济领域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积极成效之一是必须使加快对外开放成为全国上下、党内党外的共识。中国人民深感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禁锢的危害，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迫切希望突破禁锢，放下包袱，向一切先进的国家包括政治制度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从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要实现民富国强，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要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进行改革。而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在中央决策层，当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
在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指出，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破除“四人帮”对所谓“洋奴哲学”的批判，大胆引进一些新技术和新设备，进口一些我们短缺的原材料。这次会议通过的国家计委《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国外的先进技术，要把它拿来。引进一些为发展我国基础工业、国防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机械化以及科学事业所迫切需要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什么都要从头摸索，就会放慢我们一些工业技术的发展，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全国上下都要抓紧时间，把我们急需的国外新技术学到手，把学习和独创很好结合起来。7月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简称“八年引进计划”）。
（二）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大力倡导对外开放。对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问题，作过多次论述。
7月26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八年引进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在“五五”计划后三年和“六五”计划期间，除抓紧把“四三方案”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拟围绕长远规划的目标、任务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听取汇报后都同意计委的报告。邓小平说，国民经济搞好了，多出点油、煤，轻工业搞好，包装搞得好，多换一些外汇，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可以。
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四人帮”的干扰，耽误了我们好多时间。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
1978年2月9日，在中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的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注意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对西欧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三大支柱产业，即钢、建筑材料和汽车。我们汽车工业还不行。建筑业的发展越往后要求越高。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总之，要抓紧时间，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
2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在谈话中指出：我们愿意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我们不只派人去美国考察，也派人到其他发达国家考察。这方面，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不少。
3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关于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发言同意成立进口新技术的班子，并指出：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能得到很大的利益。有几年可能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谈判时，价钱略为贵一点不要紧，但质量一定要选好的，技术水平一定要先进的。这一点很重要。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着重强调：
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的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3月2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客人时说，在工农业方面，我们不仅技术水平低，而且管理水平低，也得学习。又指出：德国在技术方面处于世界的前列。我们需要从你们那里引进的东西是多方面的。在工业设备方面，你们有许多技术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从技术水平和竞争价格来说，你们也是比较有利的。
3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时指出：战略上，我们的观点明确得很。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
（三）派遣高级代表团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取经寻宝”
为了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从1977年冬开始，中央就陆续派出代表团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考察、访问，“取经寻宝”。
1977年12月底，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赴英、法两国考察。李先念给代表团下达的任务是：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代表团主要了解国外企业管理情况，回国后向中央报告，结论之一是当时欧洲的企业管理是与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紧密结合的。
1978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党中央派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率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回国后递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因实行市场经济而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后来，又从南斯拉夫引进了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形式。所有这些，对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有启发作用。
1978年3月至5月，中央又派出3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对日本、港澳和西欧五国经济进行考察。这3个代表团的出访，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总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
林乎加率团访问日本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历时24天的考察、访问。
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和通商产业大臣河本敏夫，于3月29日和3月30日在东京分别会见了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林乎加、顾问段云以及代表团副团长、秘书长等人。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经济代表团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东京、关西地区等经济团体先后举行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盛大的欢迎酒会，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日本经济团体负责人表示：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长期稳定地发展两国经济贸易交流，是日中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愿望。日中长期贸易协议，为实现这一目的奠定了初步的基石。相信日中两国的经济贸易交流有着广阔的前途。林乎加表示：中日经济交流，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我们深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前途是十分广阔的。
中国经济代表团于6月1日向政治局汇报，总结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3条主要经验：一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二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林乎加等建议：利用国外资金建设1亿吨年生产能力的煤炭矿井，1000万吨年生产能力的冀东钢铁厂，多搞几个有色金属矿，并保证1985年化纤和塑料产量各达到200万吨。听了汇报后，邓小平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华国锋鼓励说：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委、经委、建委落实。
段云率团考察港澳经济1978年4月10日至5月6日，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目的是了解两地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当时，香港一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中国内地1977年只有148亿美元。考察组返回途经广州，向广东省党政领导介绍情况，建议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改革农业，发展加工业和旅游业。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第一次提出应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加工基地，争取3至5年内在内地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旅游区。6月3日，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汇报，原则同意他们的建议，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由此起步，两地后来发展成为深圳、珠海特区。
谷牧率团访问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是3次出访中规格最高、成果最著、影响最大的一次。4月底，邓小平在北京饭店接见谷牧和钱正英、彭敏等代表团成员，指示：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5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法国。代表团阵容强大、级别很高。有6位省部级干部：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叶林，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还有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维澄、李浩、徐维勤、安东、游吉寿、杨南生等。
从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5国15个城市，会见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信息。
代表团参观的项目以工业交通为主。从电力、冶金、机械，到公路、机场、港口等，所有先进的工艺和设施，都引起了代表们的浓厚兴趣。他们参观了机械化程度高、船舶在码头停留的时间短的法国马赛附近的福斯新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丹麦的哥本哈根港和埃斯堡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不来梅港。参观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利时、丹麦的火力发电站，瑞士、法国的水电站，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比利时的核电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下奥森坑口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70万千瓦，是欧洲最大的火力发电站。它烧的褐煤由四五公里外的一个露天褐煤矿用皮带运输机运来，这样可以减少煤炭的长途运输。瑞士对水力资源的利用非常充分。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阿尔河全长仅300公里，从上游到下游布满了电站。在阿尔河短短30多公里的上游地段和附近的支流上，通过筑坝、凿隧洞，共修建了8座电站，总装机容量近60万千瓦。这条河流的流量不大，但通过合理调节，使水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在法国，参观了比热伊核电站。法国在原子能发电技术方面发展较快。除了当时世界各国大量采用的压水反应堆外，法国当时还建成更为先进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
在参观中，代表团对西欧工厂、企业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于自动控制、生产调度、产品质量检查、辅助设计等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巴黎附近的夏尔·戴高乐机场，用电子计算机调度飞机起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来梅港的集装箱码头，集装箱的运入、贮存和运出情况，全部通过电子计算机来反映。鲁尔区一座年产5000万吨的露天煤矿，职工只有2000人。我国阜新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是16万人，相差80倍。瑞士阿尔河下游的班维尔低水头发电站，装机容量为25000千瓦，完全由电子计算机控制，假日无人值班。全电站只有12名职工，负责设备检查和维修等工作。我国江西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也是25000千瓦，职工298人，相差24倍。在比利时，还参观了一个高度自动化的炼锌厂，其化学反应过程全部由电子计算机控制。
在农业方面，代表团注意到西欧这几个国家农业生产率很高，对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者的技术培训十分重视。法国农业部认为，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重要的一环是必须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培训农业人员，提高农庄的管理水平和使用农业机械的技术水平。瑞士规定，只有经过一定劳动和考核及格的农业学校毕业生才能取得独立经营农庄的资格。丹麦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现有耕地4300万亩，农业劳动人口只有13万人，占全国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到七。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可供3个丹麦全国人口的需要。他们建立了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生产单位的联络网。农业科研单位聘请的农业顾问，经常为农民提供如何改进农业生产的意见。农业科研成果也通过这个联络网加以推广。
代表团回国后10天，完成了考察报告《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党中央、国务院。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谷牧等人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大家边听边议，精神振奋，气氛活跃。这次政治局会议，从下午3点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开了10个小时。谷牧着重讲了3点：1.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2.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3.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谷牧在提交的考察报告中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剩余资金急于寻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把口头协定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
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后，华国锋、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表示，看了那么多国家，拿镜子照自己，经济上确实落后了，但改变落后面貌的自信心也更强了。根据现实的国际斗争格局，要积极利用西欧的技术、资金，结合本国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华国锋说：原来认为23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今年我们起步是3000万吨钢，日本起步时只有2200万吨钢。我们可以赶上去。又说：现在法国已提出20多亿美元供我们使用，实际上还可以多，50亿也可以；联邦德国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他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一讲，既务虚又务实，统一思想。7月就务起来，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看准了就干。他设想用180亿美元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还提出，引进要加快，思想要解放一点，步子还可再大些。既要积极，又要考虑国内可能性。华国锋还提出，这么大的引进计划，必须考虑外汇收入。除了扩大出口增加外汇以外，还要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
这次会议还确定两件事。一是确定向法国进口90万千瓦的核电站设备，一是加快开发两淮、徐州、兖州、唐山等地的煤矿，把兖州经临沂到连云港的铁路修起来。
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后，单独听了谷牧的汇报。邓小平听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抓紧时间。
在这之前，6月22日，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时说：“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能错过，胆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搞它几百个项目，从煤炭、有色、石油、电站、火车一直到饲料加工厂，不要把宝贵时间耽误掉。”
此后，邓小平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特别谈道：
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四）邓小平访问日本和泰、马、新
1978年这一年，先后有13位院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共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邓小平在这一年先后4次出访，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7个国家。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11月5日至14日，又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访问。世界现代科技的发达和各国利用外资带来的经济迅速发展的状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月25日，邓小平在宴会上对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和日本经济协会会长提出的“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建议给予肯定。邓小平在日本经济界举行的午餐会上祝酒时说：中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经济、技术领域里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和合作的余地。下午，东京出席记者招待会，在回答中日关系问题时指出：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议，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那是200亿美元，还要加一倍至两倍。10月26日下午，邓小平乘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离开东京前往京都访问。列车以每小时210公里的速度运行。在列车上一批日本记者要他谈对新干线的观感。邓小平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从新、马、泰访问回来后，邓小平对新加坡利用外资带动经济迅速发展印象很深。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
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1977年、1978年，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突破了许多禁区，其中最重大的突破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引进外资，进入国际市场。四、农村改革先行在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的同时，广大农村改革的潮流也开始涌动。首先是推行以大包干、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后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由第一书记万里主持通过并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搞好农村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在头版发表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详细介绍了安徽“省委六条”的主要内容、诞生经过以及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情况。报道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对各地进行农村改革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发生了促进作用。
2月3日这一天，邓小平在成都准备前往尼泊尔访问，看到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遂与前来送行的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谈安徽发生的事情。邓小平说：“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只要所有制不动，怕什么！工业如此，农业如此。要多想门路，不能只在老概念中打圈子。”在邓小平的鼓励和支持下，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四川十二条”）。贯彻“四川十二条”，耕作制度由三熟制回到两熟制，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从安徽开始点燃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希望之火，逐渐向四川，向甘肃，向全国蔓延。而安徽省的广大农民群众，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农村政策和改革农村体制，一步一步地探索新的更加适合安徽农村实际的办法。
1978年10月初，肥西县官亭公社农场大队老庄生产队的社员，在生产队队长的带动下，把全队土地划分到户，每亩定产200斤，以产计工；明年收获后超产1斤粮食奖励3分工，节约归自己，超支不补，种子、肥料各家自筹自用。这实际就是大胆、公开地宣布“包产到户”。在1978年的同期，肥西县的山南区，也有不少社队比较早地、悄悄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队“包干到户”的尝试与实践。197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队的18个农民，开了一个“绝密会议”，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产生了日后影响全中国几亿农民的壮举——搞包干到户。18个农民一致表示：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缴粮食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是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不准任何人到时候装孬；第三，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18周岁。小岗人率先在中国的农村，悄悄地搞起了包干到户。小岗队包干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周围地区的农村纷纷仿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带来了农业生产的丰收。
由于农村开始进行改革，国家又实行了一些优惠政策，1978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6095亿斤，比上年增加440亿斤；棉花产量达到4334万担，比上年增加236万担。
1977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经济领域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是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1978年工农业生产进一步恢复，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出现“过去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过的”好形势，有力地说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必要的，在经济这一基础领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重要准备。而其间“新跃进”造成的比例失调和损失，则进一步说明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真正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走上平稳、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