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和战友之一。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个历史进程，是以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前提，是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进行的。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团结全党，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可以同遵义会议相提并论的伟大历史转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从批评“两个凡是”开始，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邓小平在实现历史转折过程中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贯穿全过程而又具有关键性的一个方面。从1977年春到1981年夏，在4年多时间里，邓小平为统一全党思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坚持不懈的努力。邓小平希望历史决议通过以后，“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要求共产党员“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这个愿望和要求总的说来是达到了。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近几年来，在某些报刊和出版物上，存在着有意无意地贬低毛泽东思想，把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情况；公开发表同历史决议相悖的观点，以至公开非议历史决议的一些重要论断，也多了起来。所以，重温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对统一认识，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必要的；对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对客观公正地、科学地研究、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写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
在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对待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激烈斗争中提出来的。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是不失时机地在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中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统一全党思想，推动了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反复强调和坚持的是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直到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还继续肯定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是反对“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会议一开始，他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时不要触及。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接连发出电话通知（1月20日）、中央文件（5号、6号，2月）、国务院文件（30号，3月），明令追查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批评几个现任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和政治谣言”，明令“坚决打击”。在这个错误方针下，造成了一批新的冤假错案，错杀了一批好人。指导这种错误方针、政策的理论，就是“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首先是华国锋提出的，他在1976年10月26日听取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汇报后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接着，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随后，华国锋在1977年1月21日为中央工作会议准备的讲话提纲中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社论按照华国锋的要求，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又重申“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他还指责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是政治上动摇。
上述情况说明，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应该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了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
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了根本对立的观点：“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曾经有人说，“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是反对毛主席；曾经有人要他修改这个提法，他拒绝了。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邓小平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又一次批评“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多次说过“自己也犯过错误”，“有些话讲错了”；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第一次提出了把作为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错误的决策、错误的指示区分开来的思想。
邓小平1977年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上述重要思想。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而“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引用毛泽东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邓小平针对现状，还特别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左”的思想、作风在党内一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前后提出并阐述的“准确完整”（“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和“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的重要思想，强调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成为冲破“两个凡是”的障碍和束缚的锐利武器，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是，同“两个凡是”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终结。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著文阐述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叶剑英在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强调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要受实际检验。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组织怎样用实践标准来研究党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在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背景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但招来了原先主张“两个凡是”的汪东兴等同志的指责和压制。他们甚至把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诬指为“非毛化”、“砍旗”、“丢刀子”。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讲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他重申毛泽东的观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思想是否正确，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批评了反对实事求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左”的思潮，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使这场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78年9月中旬，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视察，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多次谈话，针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挂在嘴上的“高举”，邓小平提出“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的问题。他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他说，“两个凡是”“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党中央作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1978年11月25日，邓小平在同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后，针对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指出：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说：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11月27日，新华社播发了邓小平当天同一位美国专栏作家的谈话。他说：“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中国人人都懂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要善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总的评价，回答了国际国内都很关心的这个评价问题。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还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任务：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个报告，对两年来围绕是以“两个凡是”还是实事求是来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争论作出了总结，对今后怎样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出了方向。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不仅是在同“左”面来的干扰作斗争中实现的，而且也是对从右面来的怀疑、否定和反对进行斗争的结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社会上极少数人，利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机会，借解决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知青回城问题、冤案错案平反问题和一些经济要求问题为由头，煽动闹事。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1979年春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样，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蔓延，煽动闹事也愈演愈烈。不少省市发生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严重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和工作重心的转移。面对这样的形势，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历史具体的、充分说理的批驳。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批驳右的思潮中，作出了一些新的论断、新的阐述。
其一，必须反对否定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批评了“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错误的说法。在分析批判时，邓小平把先前关于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要掌握其“科学原理”的提法结合起来，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新概念，并明确地把错误的东西排除在外。他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体系。”后来他又对毛泽东思想作过如下界定：“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
其二，必须正确估量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和他的缺点、错误的主次轻重，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邓小平在讲话中扼要评述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指出：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取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系列伟大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还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发展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同时指出，毛泽东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这些缺点、错误，是不能同他的不朽贡献相比拟的。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分析缺点、错误的原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邓小平还指出，人民尊敬杰出的个人，“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其三，从个人与党和人民的关系上，指明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
其四，提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遏制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
从全局出发，从历史继承着眼，阐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为什么必须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不仅社会上存在怀疑和否定的错误思潮，而且在党内也存在思想混乱，也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邓小平一方面坚决顶住，毫不动摇，另一方面反复解释，耐心教育。邓小平主要从根本利益和继承关系着眼，阐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
（一）要从党、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个全局出发，认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有针对性地着重讲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
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又不止一次地讲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和实际工作，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联系、继承关系来认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十分强调历史的继承性，他分析从“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进程，说明斗争的胜利、历史的前进都有着对毛泽东思想的恢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在论述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时说：“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做的工作时，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这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在讲到当前的拨乱反正时，邓小平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根据这样历史具体的分析，邓小平强调：“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历史作用和指导意义，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前提。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并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首先，进一步明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和重点，分清功过是非的主次。
邓小平在1980年6月对历史决议提出修改意见时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
1980年10月25日，针对党内高级干部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稿中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思想混乱，邓小平表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在1981年5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介绍了决议起草、讨论情况后说：“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第二，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有指导作用的内容写清楚。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它的主要内容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反复提出：“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邓小平对怎样达到这个要求，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指示：
1.“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
2.要写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说：“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
3.要写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邓小平说：“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
4.特别要写清楚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邓小平说：“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当然也包含着讲功绩不夸大，不溢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再采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世界性的新的历史阶段的高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说：“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关于对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邓小平一方面指出“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另一方面也赞成不能任意提高。因为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说是他的创见。但毛泽东在哲学上确有重要的独创之处。所以，对毛泽东哲学上的贡献用“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来作总的评价。
第三，要毫不含糊而又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既不含糊，也不过头，体现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要求。
对怎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结合历史作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原则。
毛泽东有哪些主要错误？邓小平按建国以来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了简要的分析。
对建国后头7年的毛泽东，邓小平评论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发行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点。”
对“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毛泽东，邓小平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同时指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其间的主要错误，包括：大跃进，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1962年七、八月重提阶级斗争，1963—1964年的两个文艺批示，1964—1965年间在“四清”中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等等。邓小平指出：“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对“文化大革命”10年的毛泽东，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首先是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少。”“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的悲剧。”“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怎样看待和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这是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科学的分析，妥善地、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从不同角度作科学的区分，把毛泽东的错误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区分：一是把功绩和错误的主次加以区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加以区分，明确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三是把伟大革命家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同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所犯的罪行加以区分，指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2.要着重分析错误的历史背景，不能把错误的原因归结到个人品质上。邓小平指出，讲错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他说：“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他举红军时期打AB团的错误到延安整风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正确政策为例，说明产生错误的原因“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分析“文化大革命”前10年发生过的问题和错误后说：“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邓小平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整老干部严重错误后说：“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邓小平还指出，要同制度联系起来分析和认识毛泽东的错误。他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他指出：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样，“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3.不能把错误的责任放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
邓小平在指出有些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的同时，又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他认为：“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要加以分析。
在为刘少奇平反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结合自我批评，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4.讲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不提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邓小平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问题。”“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5.对毛泽东的错误的批评要联系现实中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作出历史问题决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复杂性，主要因为它是同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总结联系在一起的。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认识在实践中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邓小平所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总的评价，但同时都说明对历史问题，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紧接着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谈到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等重要历史问题的看法，会上也有理论工作者提出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要像1945年那样作一个决议，但当时党中央和邓小平还没有下这个决心。
1979年6月，党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邓小平要求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在看了起草的讲话稿后，邓小平于1979年9月4日提出修改意见：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提法问题，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的太弱了。还是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较好地实现了邓小平的要求。关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充分写出毛泽东理论和实践上的功绩、贡献，对他的失误、缺点，一方面没有提出直接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暗含着一种批评。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严格地分开。对毛泽东的错误，通过对“文化大革命”一些重要问题的判断来暗示。关于毛泽东思想，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恢复七大的提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提出：“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时期，肯定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于它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从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方面来讲，强调一个国家要独立自主地创造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
叶剑英的讲话发表以后，党内外、国内外反映都很好。认为有了这篇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这3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的党史，很多问题都容易说明了。但是，不少同志反映，这个讲话同给建国以来的历史、给“文化大革命”作全面、具体的总结这个要求来讲还有距离，还不能令人满足。党内很多同志都希望，在开“十二大”的时候，总应该对30年的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作出总结。
1979年10月下旬，中央常委根据形势的需要与可能，正式作出决定：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至此，正式确定用最为庄重的党的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方式，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思想的地位。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邓小平主持下进行。胡乔木具体负责。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基本要求，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总的要求、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其中第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4月1日又对他们3人说：“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同时他又提出了决议处理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宜粗不宜细”。此后直到历史决议正式通过的整个起草和讨论过程中，邓小平谈话、讲话有十多次，都针对稿子起草的存在问题和党内外、国内外的思想动态，对三条基本要求，特别是最核心的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条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邓小平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历史决议从起草到通过，党内高层进行的不同规模的讨论有：1980年9月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的讨论，1980年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高级干部四千人的讨论，1981年4月政治局、书记处和老干部40多人的讨论，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8天的讨论，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360多人8天的讨论。
四千人讨论规模空前，大家畅所欲言，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和讨论。讨论期间共发快报88期，简报938期。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的以至极端的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有的老干部还写信提出“不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他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又斩钉截铁地说：“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对于几次讨论中的一些不妥当的以至错误的意见，邓小平也没有采纳，并要求起草组顶住。他说：有些同志的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中党存在、实际上还维护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就站不住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有的同志不高兴，说四千人讨论提了那么多意见，为什么不采纳？想不通。象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能接受。整个地说，就是要同这些意见唱反调。要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不受这些意见的影响。在1981年5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说明，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他列举了10条。如，认为毛泽东同志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1957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是内乱的提法；认为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等等，明确表示这些提法或论点没有接受，有的指出，这个说法不好。
邓小平又是善于听取意见和建议的。胡耀邦主张决议稿要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邓小平很赞成，于1981年3月24日亲自去看望了陈云。陈云建议，决议开头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立即将这个意见告诉起草小组。陈云的谈话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按照陈云的意见，决议稿加上了一个部分——“前言”，回顾了建国以前28年党和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完满地达到了邓小平对决议提出最关键的一条要求。有一位老同志提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要提了，但不要否定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不要提了，但不要否定阶级斗争。这个意见也被采纳。类似例子举不胜举。在起草历史决议、讨论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后来又有华国锋职务变动、公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犯这些大事，不仅党内外，而且国际上也很注意我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种种议论。邓小平为了澄清混乱思想，回答各种误解和猜测，在党的会议上，在和一些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反复阐述、论证；同时还向来访的一些外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解释，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外国领导人（按时间顺序）有：赞比亚总统卡翁达（1980年4月12日），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80年5月5日），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1980年11月24日），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1981年1月26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81年3月24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1981年4月18日）。
邓小平分别不同对象就中国共产党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作了介绍、说明和解释。
邓小平对澳大利亚外长说：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既然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非毛化”？
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在党内、在人民中间，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了胜利，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片言只语。
邓小平向几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说明我们怎样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的现行政策基本上还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当然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每个时期有时期的具体问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改善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在农村政策这个问题上有很好的思想。他提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相结合。但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个思想，采取了一些超越我们发展阶段的政策，因此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同时，邓小平也很重视外国领导人的意见。他在1981年5月70多人讨论决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非洲几个国家最关心毛泽东思想，反映非常强烈。尼雷尔提这个问题，津巴布韦穆加贝也是这样。尼雷尔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外面宣传我们搞“非毛化”，我给他解释，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准备写一个决议，决议主要的调门怎么样，他理解，他说这样好。邓小平向到会的同志说：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还通过接见外国记者，回答他们的提问，系统地阐述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和做法，影响国际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80年8月21日、23日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两次长谈，对毛泽东的功过作了全面系统的、历史具体的评价。
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他找警卫局同志谈话后，说了一段情深意挚的话：“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有力地说明了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
从1979年11月至1981年6月，围绕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和讨论，经过了20个月时间，又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讨论、修改，比较完满地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决议共8个部分，专设“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一个部分。以相当大的篇幅，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6个方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3个根本思想原则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说明了“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发行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也充分写出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同时指出存在的不足和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占了六分之一的篇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作了概括，并用15年的实践检验，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纲领、依靠力量、性质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完全错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主要责任，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的本质不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功劳，分段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10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之所以犯严重错误的原因，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
邓小平在1981年6月22日中央常委召开的预备会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满意地说：“总的说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6月27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这是邓小平在历史转折过程中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结晶。全会公报说，这个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用历史决议的方式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经过历史检验，最为显著的是：第一，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对过去的事情做了基本总结，认识基本一致，团结一致向前看，完成历史转折，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路。邓小平要求“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这个要求达到了。第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保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连续性，掌握了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武器，在此后发生的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浪中经受了考验。由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经过充分发扬民主、广泛讨论后作出的，是深深地植根于长期的斗争历史和人民群众之中的，因此它不仅有着组织上的约束力，而且有着深广的群众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因此是不可动摇的。
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理论与实践，永远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既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又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998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