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惕在吴佩孚的卵翼下，日益走向反动。他利用“省宪”作为钳制湘人的枷锁，多次以武力镇压湖南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于是，全省人民驱赵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湖南人民也举行了反英讨吴驱赵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唐生智认为这是他倒赵的最好时机，便利用和支持群众运动，进行联合倒赵。
1925年6月上、中旬，湖南各界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在华制造的“青岛惨案”、“五卅惨案”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衡阳也成立了雪耻会。接着，中共湘区委派彭平之以省雪耻会宣传员的身份赴水口山组织工人罢工以声援“五卅”运动。水口山矿局在赵恒惕指使下，出动矿警、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彭平之等二十余人。后经工人斗争和全国各界一致声讨，矿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工人，但对彭平之等“首要分子”仍秘密监禁。8月2日，衡阳雪耻会决定呈请湘南督办唐生智转饬矿局从速释放彭平之。后来，在唐生智的干预下，矿局终于释放了彭平之等人。
10月中旬，中共湘区委派往安源煤矿领导工人运动的湘南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黄静源被赵恒惕派人杀害，全省发动了悼念抗议活动。11月中旬，衡阳各校全体罢课，唐生智邀请各校校长和学生代表至督办署开会。学生将各种黑幕一概抖出，并指责赵恒惕省政府处理不当。唐生智对学生的言行表示极大的同情，不赞同省政府的做法。当学生与校长就罢课问题展开舌战时，唐又偏袒学生，使各校长垂头丧气而退。于是，各校安然罢课，校长对于学生奈何不得。此次学潮组织者湘南学联负责人原以为督办署“必加以压迫，敷衍政府面子”，“不料唐之态度如此”，对唐生智支持学生运动、不附和省政府所为的做法多少有点惊讶。
唐生智同情和支持工人、学生的正义斗争，对与人们为敌的赵恒惕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也为他自己争得了更多的反赵力量。
赵恒惕见唐生智拥兵自重，湘南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一方面力图用笼络手段稳住唐，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措施铲除唐的势力。1925年9月上旬，赵恒惕赴常德、汉寿巡查，为表示“信任”，委湘南督办唐生智暂时负责省城治安。10月10日，赵又假借举行“国庆”纪念大会名义，给唐生智等将领颁发了奖章，以示慰劳。然而这些花招把戏都不可能解决唐、赵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也不可能让唐放弃倒赵打算。12月7日，赵恒惕为解决庞大军费开支和剪除异己，召开军、财联席会议，通过了整理军政、军需、财政三案，决定裁撤军队并将各地收入先汇集到省财政司，再由省财政司发给各师、旅，按照定额数目开支军费。各师师长虽然都到会表示同意这一决定，但是，一旦执行起来必然会遭到阻挠。谁担负这份“差事”，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这一决议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赵恒惕名为“信任”，实际上是为了挑起其他各师将领对唐生智的不满，故意让唐来担此“重任”。唐知赵是在故意为难自己，但又不便推辞，于是也就口头应承下来。唐生智回到衡阳以后，却“视命令如具文，延不照办”，并“百般推诿，使不能实现”。唐生智不但未裁减军队，相反却公开宣称“共天下之人才，干天下之大事”，“暂不裁人”。一方面与赵氏对抗，另一方面笼络部属，要他们“尽可安心供职”，以稳定军心。
赵恒惕见唐生智不肯就范，便又施一计。1926年1月底，他采纳另一佛教徒、第二师秘书长萧汝霖的建议，延请白喇嘛到长沙举办法会，要求各师师长亲自到会，企图乘机解决唐生智。唐心存戒备，没有赴会，赵恒惕“妙计”又未奏效。
不久，赵恒惕多次派人到衡阳做唐的工作，希望唐去省整理财政。唐生智断然拒绝。这时，赵又派叶开鑫的参谋长张雄舆去衡阳探听唐生智的口气，张与唐私交很深，他以谈笑的方式和唐说：“麻怪（唐有些小麻子）你要是反叛炎公（赵恒惕，字炎午），我先打死你！”唐极力否认，张便安心回到长沙。后来，谣言四起，说唐生智快要兵临长沙城下了，张雄舆再次访唐。唐总算跟张讲实话了，他说：“你看我们在湖南这些年来，政治愈来愈腐败，我们必须改革，炎午先生是好人，但无魄力，对骄兵悍将不能驾驭。”此时，张知唐已下决心。唐还说：“老虎的口是张着的，可以咬人，也可以不咬人。”意思是说，赵恒惕若自动下野，自然无事。张回到长沙向赵恒惕报告了情况，赵自知事到如今，已无办法，只有拖一天算一天。
唐生智为了巩固后方，孤立赵恒惕，加强了与两广革命势力的联系。1925年秋，唐生智与自粤来湘的保定同学邹洪、古鼎华会晤，开始了与广州国民政府的正式接触。当时，桂系李宗仁统一了广西，并倾向广州革命政权。1926年1月，赵恒惕秘密派手下的广西籍军人叶琪回桂与李宗仁等联络，企图劝广西军人与湖南合作，实行联省自治。叶琪赴桂途中，在唐生智处作过短暂逗留。他告诉唐说，赵的意思是广西方面如不愿联合进攻广东，但至少要争取他们在赵与谭延闿、程潜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叶琪到达广西后，不仅未能说服李宗仁等人与湖南合作，反而被李宗仁拉过去。李宗仁首先说服叶与广东方面合作，然后要叶做湘军中保定系军官的工作，使他们倾向广州政府。叶琪还向李宗仁等人透露唐生智有反赵野心，可以争取。李宗仁更加高兴，把叶琪介绍给汪精卫、谭延闿认识。白崇禧还把叶琪带到广州，要他以唐生智的代表的身份与广东方面洽谈。此时，广西方面发动所有的报馆，通过多种途径，“宣传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特来和两粤革命当局会商湘、粤、桂合作的步骤”。桂系通过这次行动，一方面离间吴佩孚、赵恒惕与唐生智的关系，另一方面逼迫取“骑墙”态度的唐生智与两广合作进行讨吴驱赵。
当时，广州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在给共产国际报告中指出唐生智的第四师是一支“友好颇有实力的部队”，如果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派到那里去做宣传工作，“湘南是很容易夺到手的”。
中共湘区委利用唐生智与赵恒惕的矛盾，领导全省人民进行反英讨吴驱赵斗争，以此推动湖南军事实力派唐生智向革命方向转化，并确定了争取唐生智、建立反赵联合战线的策略。1925年底，中共湘区委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名义派夏曦与唐生智联络。次年1月，又派王基永赴衡阳争取唐生智参加联合战线，并向唐提出了通电讨伐吴佩孚、与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合作、立即表态反赵、恢复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保障人民自由、在军队中施行政治训练等七项最低条件。唐生智基本上接受了这些条件，并进一步表示了支持广东国民政府的意向，还送给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二千元钱作为活动经费，托王基永带回。2月18日，唐生智又派保定军校的同学刘文岛秘密南下广州，与国民政府接洽，并初步达成了共同驱赵的协议。于是，驱赵战争有如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