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支持农民革命力量一方面扫荡封建势力，另一方面进行着建立新政权的尝试。早在1926年7月，正式成立湖南省政府时，唐生智就已明令取消赵恒惕政府的省宪和省议会。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在一些地方，封建势力被摧毁，团保制度已经失去了作用，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政治组织。这时，中共湖南区委又把工作重点转向建设乡村民主政治、实现区乡自治上来。唐生智也积极支持了这一工作。平定鄂西、湘西之后，武汉的形势缓和下来。1927年2月初，唐生智从武汉回到长沙，在长沙呆了将近二十天。在湘期间，唐生智参加了省市党部、工会、农会、商业、教育、新闻、律师、佛教、学生队等各界人士的欢迎大会，大力宣扬工农运动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2月5日，唐生智就革命目的、建设新湖南等问题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国民革命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要“将特殊阶级的政权移到真正大多数民众手上来”，通过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和国民会议，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正在进行的工农运动“是建设新的民主主义的湖南所不可少的，谁也不应持怀疑或避免心思”，而应该尽自己的力量促进这种运动的发展。他一方面要士绅明了这种运动将触及他们的经济利益，但又是“迫不得已必要做的”，另一方面又告诫农工群众不要只顾目前的利益去进行挟私报复，要“有组织的参加政治运动”。他还号召农工商学兵实行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设乡村自治，努力铲除封建遗迹，建设民主主义的新湖南。应该说，唐生智已经初步描绘出一幅“新湖南”的蓝图。
为了使“新湖南”的设想变成现实，唐生智召集省党部、省政府及各团体联席会议，讨论制定湖南省行政大纲和区乡自治条例。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声称：湖南在经历了革命时期的破坏之后，急需从事建设尤其是政治建设。而湖南政治建设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就是制定政纲和乡村自治条例。鉴于各地农民群众已经开始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政府的行动已属落后，以后应加倍努力，以革命的精神“将全省政治刷新”，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他们，代表他们的利益，实现他们的要求。现在的政府系人民政府，所以制定政纲的原则，当然随人民意愿而定。他还指出，湖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制定政纲的时候，要考虑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占农民人数百分之七十的贫农的利益。唐生智为制定政纲和乡村自治条例而规定的原则是要能够代表民众的利益，因而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
根据会议讨论结果，决定成立教育、财政、建设、民众、军事、乡村自治六个委员会，由董维键、张开琏、易礼容、冯天柱、张翼鹏、凌炳分别担任主席，由朱剑凡、邓寿荃、郭亮、夏曦、彭泽湘、熊亨翰、谢觉哉担任委员会委员，共同负责制定施政大纲与乡村自治条例，并负责贯彻实施。唐生智还亲自兼任乡村自治委员会委员。显然，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参与其事。
2月12日，为祭祀第八军在北伐中的阵亡将士而修筑的五轮塔在岳麓山落成。该塔是由唐生智、顾伯叙根据佛教密宗的礼仪用石头修造的，共分五层。最下层呈四方形，象征着地；第二层呈圆形，象征着水；第三层呈三角形，象征着火；第四层呈半圆形，象征着风；第五层呈团形，象征着空。每层都刻上金色梵文。塔之正面，原来镌刻有“五轮塔”三字，后来又书刻“先烈光明”四个字。唐生智率文武官员参加祭奠，并给参予者每人发一枚刻有“先烈光明”字样的纪念章，以示永远不要忘却为革命而献身的将士。
2月16日，唐生智在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共同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强调了工农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他认为国民革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农群众的参与、支援。他还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引申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大多数工农民众起来，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设想的。他认为农民不仅有革命的力量，而且有建设的力量。既然如此，那么，工农同胞“要求自身解放，进而参加政治，谁说是不应该”？不仅如此，他还强调指出：“反对工农运动，就是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可见，唐生智已把对待工农运动的态度当作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
过了几天，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相继通过了《湖南区乡自治条例草案》和《湖南省行政大纲》。唐生智又向省党部提出了新的省政府委员建议名单，获得通过。《大纲》共九款一百一十二项，规定筹备县区乡自治，设立人民法院，废除团防，统一财政，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保障工人利益，扶植群众组织，开展经济建设，发展科学和教育，男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登记和测量土地，设立土地问题委员会等。《自治条例》和《行政大纲》体现了保护工农利益的原则，是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省党部积极努力的结果，是唐生智支持工农运动、刷新政治的重大举措，也是革命力量建立新政权的有益尝试。因此，唐生智控制的湖南省政府被视为“颇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唐生智则被外国人称为“地道的共产党将军”。
2月18日，唐生智出席省学联、省市教联举行的欢迎会，他在会上就教育与革命、与建设新湖南的关系做了发言。他认为：“至于教育方针，政府所特注意者，则为教育必须革命化、平民化、科学化。”“此外，应须注意者，则为理论和实行的问题。一般人接受理论甚易而实行则难。”譬如农民运动，从理论上来讲是很好的，但不时引起一些纠纷。“我们应穷其原因，立谋解决，不可放弃或反对”。他还指出：“教育界同人思想行动，均是极左倾的，希望本此精神，拥护本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努力奋斗。”
2月19日，唐生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党与军队的关系、佛化等问题发表看法。当时，国民党内部就迁都问题发生争论，蒋介石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要求迁都南昌，而国民党左派则根据原来的决议要求迁都武汉。唐生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他就此发表评论说，那种不服从中央决议、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而要求另立首都的做法已使“党的权威失去作用”，“变成军事指挥党，不是党指挥军事，以致武汉有救党的运动”。他强调说：“党的权威大，军事力量才能巩固。”如果党无权威，那就任何力量都想支配军队了。
至于佛化问题，他是这样解释的：佛化已有很长的历史，东方民族受其训导很久。“佛化意义很深，是觉悟的，有彻底牺牲精神，利他济人”。佛化同革命联合，只有增加力量，而与国民革命绝无冲突。佛“因其是空的”，而不干预政治。佛教“使人彻底觉悟，救人救世”。有许多人不明佛理，求其保护，想升官发财，这是错误的。佛不是迷信的，而是反对迷信的。可见，唐生智对佛、佛教、佛化的理解是与众不同的。
2月21日，唐生智出席省政府纪念周大会，他就《行政大纲》做了说明：“现已拟定很简单的行政大纲，将来依据这政纲，努力进行，使湖南民众，都能起来革命，能够接受并运用政权，实现民主政治。”他还勉励大家：“革命成功，湖南是很有希望的”，“一方面要有奋斗和牺牲精神，切实谋民众大多数利益，建立民主政治，一方面谋相当娱乐，使精神兴奋，努力革命工作，劳逸不要偏颇。”唐生智对《行政大纲》是比较满意的，也希望它能给湖南带来民主政治的新气象。
第二天，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成立，公推唐生智为校长，谢觉哉、夏曦、凌炳、李毓尧分别负责秘书、指导、党务、事务工作。唐生智离湘时，由石醉六代理校长职务。
同一天，唐生智在长沙市总商会举行的欢迎会上就商民与工农的关系做了阐释。他说：“提高农工，始能发展商业。商民亦民众之大部分，且亦是久被压迫的。并非提高农工，即不保护商人。”他还诚恳地指出：“希望商界同胞不必为共产二字害怕。”店主店员只要双方互利，开诚布公，自无冲突可言。
也就在这一天，省市党部及省会各机关团体为唐生智即将离开长沙举行了欢送大会，他在会上做了答谢讲话，对革命和反帝反军阀做了一番解释：
“中国之不能平等，不能独立，是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一般民众很痛苦，是受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和封建制度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之酿成。故凡我民众，应一致起来，始终与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等奋斗。向是东北风压迫西南风的，现在要翻转过来，使西南风压迫东北风，革命力量要压倒反革命力量。”
“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走……这一条路，就是革命大路。若我们不向这正路前走，革命必然失败，其痛苦比前军阀时代更要加倍，我民众死无葬身之所，因此担负使革命成功的责任，无论在前方拿枪武装同志，和在后方同志，均是一样的重大。我们应群起一致奋斗，在湖南使民主政治早日实现……实行民权交归革命民众。”
唐生智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说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理由，强调革命只能向前，不能退后。
唐生智于2月22日返回武汉。他在长沙发表的一连串的演说和讲话以及主持制定的《行政大纲》，对湖南的农民运动起了推动的作用。而土豪劣绅从中看到了自己将遭受灭顶之灾的迹象，便纷纷起来进行反攻。他们叫嚣农民运动“过火”了，诬蔑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一部分政府官员也跟着他们鹦鹉学舌，谩骂攻击农民运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此进行了回击。
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就公开对唐生智说，他不赞成农民运动，因为农民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波及到一些基层军官的家中，他认为这样做“太不像话了”。唐生智则一本正经地对谭说：“我所知道的农民运动是很好的，当然个别地方有些错误，但十分之九都是好的。”谭又推测说，你的部下可能也有反对农民运动的。唐则答称：“就是我们的部下，家里是大土豪劣绅，也是要打倒的。革命首先要革自己的命嘛！”谭固执己见，说：“恐怕有些地方是搞得乱一些。”唐生智又委婉地指出：“我再要他们调查一下，但你身负中枢领导之责，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不能不谨慎呀！”希望谭延闿对农民运动采取严肃的态度，不要妄加非议，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可是，谭不以为然，反而讥讽唐被赤化了。
接着，唐生智又把他与谭延闿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的部将刘兴、李品仙、何键等人，并强调：“革命要先革自己的命，农民运动与我们北伐军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我们要带头稳定下来，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大局。我们稳定，下面就是有些冲动，也好解决。”唐还举例说，他有个叔伯兄弟去找他，他让其回去搞农民协会去了。虽然何键他们并未接受唐的忠告，但唐生智的态度无疑是明确的。
唐生智基本上站在肯定农民运动的立场，他对毛泽东说过，“农民在乡下捉土豪劣绅，十个有九个是对的”，肯定了农民惩治土豪劣绅的做法。这一观点还被毛泽东写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唐生智还要求湖南省政府支持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明令解散右派分子的组织“左社”，将省政府委员中的右派头目刘岳峙开除出去。
1927年3月，唐生智在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所办的第十二期《前敌》杂志社上发表了《论国民革命》的文章，该文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唐生智对国民革命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换句话说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求民族的自由平等及大多数农工的解放而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在文章中大力赞扬湖南的农民运动，视那些攻击和诬蔑农运的言论为“可笑的谣言”。他坚信“将来的趋势是大多数工农专政”，表示愿牺牲个人利益，为大多数工农利益而奋斗，勇往直前。他还指出，国民党内出现了一些老朽昏庸分子，他们想搞独裁统治，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口头上主张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工农利益，行动上则恰恰相反。唐生智提醒人们要注意这种新军阀思想存在的危险性。
在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唐生智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指出湖南的农民的确是革命的，贫农为乡村革命的急先锋。他们起来进行斗争，推翻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创造了民主主义的社会，“这种现象非常之好”，这一功绩在革命史上将不可磨灭。而那种主张限制农民运动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说话，因而“是反民主主义的，是反党的”。唐生智主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以最大力量支持农民铲除封建遗迹，从速制定乡村自治条例，促成乡民会议、县民会议，实现民主主义的制度。他认为湖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建设民主主义制度的时期。由此可见，唐生智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大力支持而不是加以压制。正因为此，3月底，在粤、湘、鄂、赣农协代表和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唐生智与邓演达、毛泽东等人被推举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农民已把土地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于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组织土地委员会的决定。4月，“毛泽东等提议在湖南实行没收土地方案，唐亦予赞成”。4月19日，唐生智参加了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强调：土地问题分一次或两次解决，是总须解决的。但是，要设法保护士兵及其家属耕种的土地和财产，以稳定军心。23日，在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唐生智又呼吁：政府不可用退步的办法去解决土地问题。湘省财政困难，土地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如果农民自动起来解决土地，政府不能压迫他们，不让他们动手。但要保护军人的土地财产。4月29日，唐生智又与谭延闿、程潜、李品仙、何键、刘兴等将领电请湖南省党部、省政府和农协保护出征将士家属及其财产，以便他们安心杀敌。
由于唐生智等人的呼吁，也考虑到稳定军心的需要，武汉国民政府在5月间颁布了《保护军人家属财产土地》的法令。除了因军事需要强调保护军人家属的土地外，唐生智对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也是积极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