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挥北伐军收复长沙的过程中，唐生智亲眼目睹了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军的感人场面，加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引导，他对工农运动有了新的认识。1926年7月，在长沙民众欢迎北伐军大会上，唐生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声称：“革命没有民众的觉悟参加，是不能真正的成功。”革命要取得最后的成功，“惟有工农商学一致联合与武装同志共同奋斗”。他还告诫部下“切切实实与民众合作”，而后才可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为了继续争取工农的支持，唐生智注重加强与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实施了保护、支持工农运动的政策。鉴于一些地方的农会仍旧被土豪劣绅所把持，妨碍农民运动的正常发展，唐生智一组成新的省政府，就下令撤销各县的旧农会，要求重新组织农民协会，规定在新组织法颁布以前，旧农会组织法仍然适用。于是，少数土豪劣绅又借机捣乱，破坏农民协会组织，在旧农会和农民协会之间挑起冲突。而且，民团与农会的冲突也屡屡发生。民团经常以农会勾结土匪为借口对农会进行破坏。针对这种情形，8月初，唐生智又做了强调：农民群众在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政府决心竭尽全力保护农民的利益；土豪劣绅利用旧农会的组织法镇压农民，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他还许诺：为了便于开展农民运动，将尽快颁布农民协会组织法。唐生智训令各县县长：扶助农民运动，秉公处理民团与农会的冲突案件。如果农会被土豪劣绅操纵，确有勾结土匪的证据，将严行惩办。但是，对农会“不得意存破坏”。他特地指出，那种有意摧残农会的举动，不但违背了扶助农工的政策，而且将阻碍革命的进程，“实为党治下政府所不容”。
9月中旬，湖南省政府颁布了整顿旧农会的办法，规定：旧农会或按旧农会组织法建立的农协，一概取消；凡依照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政纲组织的农协，一律进行保护；仍未组织农协的各县，则由省党部农民部商同省农协派特派员去组织。这个“办法”不仅承认了新农协的合法地位，规范了农协的组织程序，而且宣传了扶助农工的政策。
唐生智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主动邀请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正式见面会谈，请求中共湖南区委对省政府的工作给予帮助。李维汉希望唐实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支持工农运动，并表示区委今后将尽力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支援唐军。唐对中共湖南区委的态度非常满意，应允所提各项要求，主动表示工农运动的经费可由省政府补贴，提出请派几名中共党员担任县长或厘金局长，唐还指定由他的主要助手、建设厅长邓寿荃负责北伐期间与湖南区委的联系。可见，唐生智对中共的态度是相当友好的。
由于当时中共对掌握政权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李维汉对派人充当县长、厘金局长的要求进行了婉言谢绝。唐生智与李维汉的直接接触，把国共两党在湖南的合作提到了更高的层次，为进一步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创造了条件。后来，湖南省政府每月分别拨出二千元和三千元给工会和农会做活动经费，另拨两万元给省农协在各县办农民训练班，给工农运动以实实在在的支持。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和湖南省政府的有力支持，湖南的工农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工人开展了争取政治自由和改善生活的双重斗争，广大农民则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了进攻。就农民运动来说，到1926年10月，湘东南及湘中湘北各县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有的减租减息；有的展开平粜阻禁运动，反对地主囤粮卡价；有的与地主进行了武装斗争。已成立农民协会的各县，乡村政权大多由农协或国民党党部取得。许多县建立了乡民会议，作为乡村最高立法机关。不少县开始要求或进行改造地主阶级的“团防”武装，进而控制着“挨户团”组织。
与此同时，不甘心失败的地主、豪绅则猖狂反扑，或混入农协从事破坏，或另组假农会对抗，或勾结团防捣毁农协，殴打、枪杀农协委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省农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解散团防武装的要求。身在前线的唐生智对湖南的形势仍然十分关注，在他的干预下，10月下旬以后，省政府向各县下达了一连串的查拿和严惩破坏农运的土豪劣绅、团防局长的通令和指令，制定了挨户团章程，以图改造团防，以政府力量控制团防的反动活动。但是，由于唐生智的部队绝大多数已开赴省外作战，省内驻军很少，各县县长大多无力惩办豪绅及团防，少数县长甚至与其暗中勾结，故土豪劣绅、团防局长大都逍遥法外，继续进行其反革命阴谋活动。因此，农民与土豪劣绅及团防的斗争日益剧烈。
唐生智并未因军务繁忙和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而放松对工农运动的支持。他在克复武昌之后，专门拨款创办了汉口《民国日报》，宣传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报道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的壮举。他还训令军队：支持农民镇压土豪劣绅，拥护工人反对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在共产党人的积极领导下，加上有唐生智的大力支持，湖北的工农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随着唐、蒋矛盾的加剧和湘西形势的恶化，唐生智急需取得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中共中央指派湖北省委书记彭泽湘等人与唐进行接洽，经过几次磋商，唐生智表示：“（一）他以后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二）绝对支持湖南的工农运动，并即电告湖南省代主席张翼鹏，要接受中共湖南区委所提出要撤换的和所推荐的县长。”于是，湖南的工农运动又得到了唐生智进一步的支持。
12月底，唐生智在汉口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监委员李荣植、夏曦、雷铸寰、凌炳（均系中共党员）等人就湘省政治党务问题商定后，致电省党部和代理省政府主席张翼鹏，称：湘西党务、农民运动亟待发展，应由省党部选派数十人前往工作。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均须用革命手段肃清。各县应于最短时间内扩充挨户团组织，以图自卫。各乡镇须确定自治，废除团总、都总、镇董等制度，改为委员制。农民运动须充分发展，由省党部再加指导，各地方行政长官亦须辅导农民，帮助农民筹划和改良生活。唐生智强调指出，以上诸项，是关系到湘省政治党务的大事，应提请省务会议通过，由主管各厅执行。“生智之意须使政府完全建筑于党的基础之上”。“对于目下农村中之纠纷问题，认为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争斗之现象，为国民革命中应有之事，抵制非所应为，放任亦为不可”。政府应该规范和引导这种斗争。可见，唐生智主张省政府在国共合作的省党部指导下开展工作，充分发展并引导农民运动。
到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已由北伐前的四十万人发展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到一千万人，几乎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全省工会会员则由北伐前的十万人发展到1926年12月的三十二万人。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农村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守旧势力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土豪劣绅公开站出来与农协对抗。1926年12月，唐生智批准省军事厅枪决了岳阳劣绅周嘉淦。应中共湖南区委的请求，1927年1月，唐生智特致电湖南省政府以他的名义颁布《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暂行条例》、《铲除土豪劣绅布告》，还批准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处决了叶德辉、李佑文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大劣绅。
唐生智在积极支持工农运动的同时，也着意提倡佛化，并设法保护僧尼的利益。1926年12月26日，他专门致电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希望大家尊重佛学，不要压迫僧众，不要将寺庙的土地、财产充公。在他的倡导下，十天之后，即1927年1月6日，湖南便成立了佛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