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到达长沙后，又开始与程潜在一起共事了。唐家曾被桂军洗劫一空，程潜知道后，便邀程星龄同去访唐，并赠以狐裘一件，以表示关切。毛泽东知道唐生智与程潜之间原有不少恩恩怨怨，后来，他特意对程星龄说过：“要程颂公主动去团结唐孟潇。”程星龄向程潜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程潜深以为然。不久，唐生智也知道了这件事。从此，他们之间尽弃前嫌，往来密切。
1950年4月，唐生智应毛泽东之邀去北京会面，毛泽东宴请他时，请陈叔通做陪。毛还称唐为老朋友，希望他为新中国建设献计献策。当谈及北伐的时候，唐生智不无遗憾地对毛泽东说：“北伐时，没有始终跟着您走。从今以后，永久听您的话，跟共产党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唐生智在北京还会见了李维汉。大革命时期，李维汉领导的中共湖南省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积极支持唐生智驱赵讨吴、参加北伐，唐生智也对工农运动给予了具体的帮助，两人合作得比较好。“马日事变”后，国共两党在湖南的合作彻底破裂。谈到这段历史时，唐生智说：“‘马日事变’时我在河南前线，确实不知道，原来处理马日事变是根据汪精卫等决定分共的精神办的，我坚持好来好去，礼送共产党出境。”李维汉则答道：“‘马日事变’是仇鳌、彭国钧搞的，分共是有些部下不听你的话。至于你，我们是完全了解的。”“我们曾派人和你联系过，没有联系上。”唐生智又称：“在重庆时，我就住在你们红岩村对面红岩嘴，相距咫尺，你们被包围，我也被监视。”倾吐无法联系的苦衷。李维汉抚慰道：“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你只管说。”唐生智后来在回顾大革命历史、谈到与共产党分手情况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没有联系好，责任完全在我。”。
唐生智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认真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越发觉得共产党的伟大，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心。1957年，有人主张轮流执政，唐生智深有感慨地说：“轮流执政不符合中国国情。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胜任执政的重任。其他党派领导不了也领导不好这个伟大的国家。”表达了对共产党的充分信赖。
1961年，唐生智赴北京治病，做大肠手术。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经过精心医治，唐生智身体逐渐恢复。陈毅探望他时，曾对他说：“你够朋友，国民党一级上将中，只有你一个没有和红军、解放军打过仗。”唐生智引以自慰。是年冬他回到湖南。当时，湖南省政府为他在长沙上麻园岭修建了新居，唐生智对新居的设计和周围环境都非常满意。每当党政领导和亲朋故旧来看望他时，他都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
唐生智在康复期间需要多吃海鲜鱼类，于是，又被安排到广州、海南岛、上海等地休养。唐生智心情非常舒畅，对来看望他的当地党政领导说：“我的病治疗得彻底，休养得满意，恢复迅速。这都是共产党的宏恩大泽，我感激不尽。”
1960年至1962年，全国人民过了三年“苦日子”，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唐生智身体正在恢复之中，需要少食多餐，补充营养，因此，经常感到入不敷出。政府部门知道情况后，不仅每月给予一定的补助，而且每逢过节或者在唐生智外出开会的时侯，都有适当的补贴，从而保证了他的生活需要。
尽管政务繁忙，病魔缠身，唐生智并没有忘记他的师友顾伯叙。唐生智一生对顾信而不疑，人愈疑之，唐愈信之，人愈毁之，唐愈敬之。顾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唐生智建议政府安排顾为上海文史馆馆员。顾伯叙因解放前夕遭桂系军人摧残，年老体弱，加上工资菲薄，经济并不宽裕。唐生智不时给予照料，每次经过上海，都要去看望这位师友。唐生智还寄语佛教界同仁：“当机弘扬，改革佛教。”自称，“一生做人做事，是在生活中了生死，了生死在生活中。为国为民，当乘愿再来云。”
唐生智作为一个曾经参加军阀混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终于回到了人民之中，他一方面为国家的安定感到由衷的欣慰，另一方面又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号。唐生智对台湾悬居海外忧心忡忡，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大陆与台湾早日和平统一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国家一日不统一，内忧外患就不能完全根除。和则两利，战则两伤。”强调“再不能互相残杀了”。针对当时国民党提出的“反攻复国”、“光复大陆”、“消灭共产党”等口号，唐生智嗤之以鼻，称：“这些喊叫都是痴人说梦话，是绝对办不到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还奢谈反攻复国，真是不识时务。”他认定“分久必合，国家统一是势所必然”。
当时，“三三三办公室”（即后来的对台办公室）派人找唐生智商谈统一祖国大业时，唐都是亲切接待，有求必应，迎来送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唐生智还多次致信给台湾的国民党要员包括蒋介石等人，敦促他们看清形势，丢掉幻想，消除疑虑，握手言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1965年8月，全国人民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唐生智本人身体也逐渐康复，他心情舒畅，感慨万千，奋笔疾书：“人民康复、国家富强、爱国一家”，表达了对祖国统一、国家富强的美好祝愿。他还呼吁海外友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发展民族团结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