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万家宝
出生地：天津
生卒年：1910年—1996年
历史评价LiShiPingJia
曹禺，“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曹禺，本名万家宝，字小石。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湖北潜江人。
曹禺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他的父亲万德尊，曾任镇守使、都统和黎元洪总统秘书。生母早逝，继母酷爱戏剧，常带着曹禺观看戏曲和文明戏，他没上过小学，延师在家，诵经读史，但常偷看《红楼梦》《水浒》《西厢记》等书。
天津是个商业发达，水陆交通便利的城市。曹禺的青少年就是在这儿度过的，他在这里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暴行，也看到了许多“高级流氓、恶棍”的无耻行径以及“苦力”的艰辛劳动，听见了深夜小巷传来的卖儿卖女之声。这对曹禺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他一生创作的思想倾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他的一些作品提供了素材和人物原型。
1922年秋，曹禺考进了有民主精神的南开中学。学校的南开新剧团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学校演剧团体。1925年，曹禺加入南开新剧团，并成为重要骨干，一方面演出古典名著，如莫里哀的《吝啬鬼》、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另一方面编演时事新剧，进行民主宣传鼓动工作。在此前后，他阅读了大量“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启发了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心。
1928年，曹禺进入南开大学深造政治学。1929年，又转入清华大学学习西洋文学。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和书库里度过的。他贪婪地研读着世界名著，特别是希腊悲剧及莎士比亚、契诃夫等人的戏剧作品，同时，也时常和朋友去广和楼欣赏京戏名家的表演，到天桥去听曲艺。
曹禺的第一部多幕话剧《雷雨》是在1933年完成的。他从青少年时期熟悉的社会圈子里，提取了《雷雨》的题材，通过周鲁两家8个人物的历史与现实纠葛，反映了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1920年以后约30年的复杂社会生活和冲突。
作者在剧中主要是描写新旧交替时期三个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对命运所做的抗争和她们走向毁灭的悲剧结局。《雷雨》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尖锐的戏剧冲突，严谨的结构，浑厚凝重的格调，浓重的悲剧气氛，深受希腊悲剧和易卜生等人的影响。但曹禺写的是地道的“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他是把民族的内容和外来的艺术形式结合得最为妥贴，最有光彩的一个。因此，《雷雨》把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雷雨》不仅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年轻的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曹禺清华大学毕业后，到河北保定的明德中学教英语。不久，又回到清华研究院专门研究戏剧。后因经济困难辍学回天津，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4年，曹禺第一次去上海，当时这个城市，正经受着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的折磨。民族工、商、金融企业大批倒闭，失业的下级职员和工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村则因遭受着连续不断的内战蹂躏，无以为生的农民流入城市，加入失业大军。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暴发户、“高级流氓、高级恶棍”却在吮吸着人血，滋养它们荒淫无度的生活。年轻的曹禺在这里看到了许多残酷的现实，于是，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日出》。
可以说，《日出》并没有传奇性的故事。但在思想和艺术上，《日出》要比《雷雨》成熟些，也更能显示出曹禺独特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
1936年8月，受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余上沅的邀请，曹禺前往南京到任教，教授剧作和西洋戏剧等课程。曹禺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时，住在第一模范监狱附近。犯人服劳役的情景，勾起了他童年的记忆：宣化府“大堂”看军法官严刑拷问“土匪”；听奶妈讲血泪身世和铤而走险的农民故事。于是曹禺开始构思和创作《原野》。《原野》是曹禺在创作戏剧舞台上的又一次新开拓。他充分地利用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表现了一个传奇的故事。他把历史与现实、幻觉与真实结合在一起，把人的生活伸延到鬼的世界，以揭示天上、地下、阳世、阴曹都没有“公道”和“天理”。
抗日战争开始后，1938年1月，曹禺随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西迁，一路跋涉，一路宣传。还亲自导演了街头剧《疯了的母亲》和《觉悟》等，在湘鄂川一带演出。
1938年春，曹禺抵达重庆。为参加第一届戏剧节的演出，他和宋之的改编了宋之的等人集体创作的《总动员》为《全民总动员》，旨在动员全民抗战，反对败类、汉奸。1939年春，曹禺随剧校再迁川南江安，完成了构思已久的《蜕变》。该剧描写一个省立伤兵医院，在腐朽的官僚和发国难财的群小统治之下，伤兵无法救治，正直爱国的大夫也无法救死扶伤，到处一片混乱。后来来了一个“梁专员”，朴素清廉，一心抗日。他团结全院爱国职工，整顿了医院，使医院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模范战地医院。此后，曹禺又先后完成了剧本《正在想》的编写、《北京人》的创作和《家》的改编。
1942年初，曹禺毅然辞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任职，告别了江安。在重庆附近唐家沱的一艘停泊的轮船上，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巴金原著长篇小说《家》的改编。可以说，曹禺抗战时期的三部力作是《蜕变》《北京人》《家》，这也是曹禺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其中《北京人》则是他戏剧艺术发展到炉火纯青地步的标志。
1943年1月，曹禺应重庆怒吼剧社之邀参加了焦菊隐翻译，张骏祥导演的《安魂曲》的演出，饰演莫扎特。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又把已经多次演出的根据法国作家腊皮虚的《迷眼的沙子》改编的《镀金》定稿发表在1943年11月《戏剧时代》1卷1期上，并开始了多幕剧《桥》的创作。但直到1946年4月在《文艺复兴》1卷3～5期发表时，只完成了两幕三场，终末写完。
1946年2月，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和老舍一起到美国，开始为期一年的参观、访问、讲学和戏剧考察。
1947年2月，应熊佛西校长的聘请，曹禺到了上海的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同时，开始构思创作电影剧本《艳阳天》。它通过一个律师申张正义的故事，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黑暗，呼唤艳阳天。
1949年初，新中国成立前期，曹禺抵达北平，参与并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随郭沫若一起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1949年7月全国文代会召开，曹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协、全国剧协等相继成立，曹禺均被选为常务委员或理事。1950年、1952年又先后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目睹了人民的灾难和国家面临的考验，和梅阡、于是之一起，借古老的“吴越之争”的故事，写了历史剧《胆剑篇》，发出了“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的正义呼声，激励人们“个个执剑，人人扶犁，就在这方圆不满百里的疆土上，也要兴起一片腾腾的王气”。《胆剑篇》气魄宏大，场面雄伟，有一种悲壮的美。
1966到1976的十年“文革”，曹禺遭到了迫害，被迫搁笔。“文革”结束后，他马上拿起笔来，于1978年《人民文学》11期发表了历史剧《王昭君》，并于1979年7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观众从戏中看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为胡汉和好自愿请行的“笑嘻嘻”的王昭君曹禺的构思颇为独特，他借宫廷之地实际上表现的是两个有抱负的孤寂的心灵，“长相知，不相疑”的爱情之歌。
可以说，在中国话剧史上，曹禺是个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在他之前的那些话剧先驱者们，大都是以话剧作为宣传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工具，因此，没有机会更多推敲话剧的艺术问题。曹禺继承了先驱者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同时广泛借鉴和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和欧洲近代戏剧的表现艺术，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曹禺的作品，不但提高了戏剧文学的水平，对导演、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话剧成为真正的综合性艺术。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和《日出》，是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一直是各剧团的保留剧目和院校的实验演出剧目，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上演。
“傻气”的曹禺
凡著名人物在晚年，珍惜自己的荣誉往往要甚于生命，而曹禺却不。每当客人来家看望，曹先生总是不忘取出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为客人大声念这封措辞严厉不留情面的信。信中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曾听到曹禺念信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这样回忆道：“这位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曹念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当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
曹先生的这种“傻气”，不仅包孕着率真心灵，还有对艺术缺憾真真切切的悔悟！当他年轻时，就已经“傻”气附体了。当年，在四川江安戏剧学院讲课时，曹禺感觉身体左边发凉，以为犯病了，请学生允许早下课，回宿舍才发觉棉衣左袖未穿上。曹禺讲课的时候忘穿衣服的袖子了有一次他对吴祖光说：“左肩上有块肌肉在跳，不知闹的什么病？”解开衣服，坎肩上跳出一只小老鼠！拍戏时的“傻”气更是可观：一边专注地给演员说戏，一边心不在焉地吃大饼，想起来就啃一口，戏拍完了，口袋里塞满了残缺不全的大饼。
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受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
——曹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