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汉把南京和谈代表团的活动情况，以及周恩来的一席话一股脑儿地说出来。李宗仁听得很认真，偶尔还露出一丝微笑。他觉得奋斗了几个月的和谈，终于见到了一线曙光。
随后，李宗仁对黄启汉说：“你去武汉看看健生，把和谈的情况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
4月5日，黄启汉在汉口见到白崇禧。
听完黄启汉对和谈情况的一番介绍后，白崇禧把黄领到挂在壁上的地图前，说：“你看看，安庆是渡江的一个要道口，让出安庆就是为共产党军队渡江开了方便之门。”
黄说：“长江这样长，共产党军队要渡江的话，哪里不可以渡？要你让出安庆，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无非是看看你采取什么态度罢了。”
白崇禧想了想说：“这样吧，在安庆驻防的是我们广西部队一七四师，我要参谋处打电报调刘汝明来接防，以避免广西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直接冲突。”
接着，白崇禧又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多了。”
黄启汉说：“这是办不到的，周副主席说过，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成也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共产党决不答应。”
桂系的中坚分子李品仙说：“共产党的话听不得。”
黄启汉说：“事到如今，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有再听老蒋的话啦，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吗？”说完这句话，黄进一步向白崇禧进言：“最好把我们的部队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
白崇禧沉思一会儿说：“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想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了。”
黄启汉在汉口的几天，看到白崇禧的态度相当顽固，他每天还在那里忙于听取军事情况汇报，亲自部署武汉防御工事。
就在黄启汉去武汉的当天，又一个“神秘使者”从北平飞到南京。他就是毛泽东向他保证能够安全返回北平的刘仲容。
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几天以后，4月5日午后，刘仲容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托，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一行4人，乘搭由南京方面派出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离北平，于当天暮色苍茫中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晚，刘仲容单独到傅厚岗官邸去见李宗仁，向李宗仁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
4月9日上午，白崇禧得知刘仲容从北平回来，立即飞到南京，了解和谈的最新情况。黄启汉同机回到南京，他没有去白的公馆，而是先到了傅厚岗。
李宗仁见到黄启汉，就问：“在武汉和白崇禧谈得怎么样？”
黄启汉说：“没有什么结果。健生一定要实现‘体面的和平’，实现‘划江而治’，不让解放军渡江。”
李宗仁说：“过江看来不能接受。”
黄启汉说：“这次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都来了，大家应好好商量商量。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李宗仁听黄的一番话也有道理，他们同蒋介石不一样，蒋在台湾还有一块立足之地，大陆上住不下去，他可以到小岛上去。蒋已经把大量的钱财运去了，可他李宗仁有什么退路呢？李宗仁心想：“要是真打起来，长江防线一被突破，他李宗仁往哪里去呢？”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4人在小会客室里密谈至深夜。第二天早晨，黄问李宗仁：“德公，昨夜商量得怎么样？”
李品仙
李宗仁的情绪很不好，他冷冷地答：“没有怎么样。”
黄又问：“那调一个师的桂军来南京的问题决定了吗？”
提起这件事，也许触动了李宗仁的某根神经，他立刻气急败坏地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儿，李又说：“就说要调来，我也不能做主。”
4月10日，李宗仁让程思远替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即阎锡山）、居觉生（即居正）两先生代为面达。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乘专机飞宁波带给蒋介石，因天气恶劣，飞行1小时后又折回，第二天才去溪口。
4月11日，李宗仁同意刘仲容再去北平。李说：“你去吧，看毛先生那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我们要为和谈再作努力。”
李宗仁的“卯阳电”与毛泽东的复电
1949年4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所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文章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继续说：“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
李宗仁听了这篇措辞强烈的广播，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正在李宗仁发呆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来了，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线作战，也有把握打3个月到6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是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李宗仁闻言道：“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美国大使走后，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再三，觉得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4月7日晚11点给北平去了电报。全文如下：
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四月七日（卯阳）印
李宗仁的“卯阳电”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解脱。“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的感觉，李宗仁在“认错谢罪”，其实，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但是，这样的花招是瞒不过中共眼睛的。第二天，毛泽东对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求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李宗仁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随即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由何应钦出面，于4月9日给张治中发去了“卯佳电”，“卯佳电”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收到何应钦的“卯佳电”后，无不摇头、叹息。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战犯问题，这一条得不到解决，则和平条款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即使谈妥也无法签订，他们深知国民党已无力再战，希望中共让步，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
毛泽东向周恩来交代谈判底限
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铺开信纸开始给周恩来写信。
周恩来同志：
今天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5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4要员（李宗仁、于右任、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6人都同意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3代表及4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写完信，吩咐机要秘书立即将信送给周恩来。
在同一天，周恩来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国民党方面，并通知当晚9时开正式会议。
张治中谏言蒋介石
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去溪口，劝蒋出国，到北平以后，更痛感蒋的留居国内，实为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又再去信，痛陈利害，摘录如下：
“……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特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已，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唯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张大其词，危官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惟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为最有利。……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也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议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的，蒋阅此信，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改弦更张之意。
《国内和平协定》产生经过
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和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晚上9时，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边分坐双方代表。代表后边各放3张小桌子，坐着双方列席人员和记录人员。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宣布开会，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说明。
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他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以周恩来、林伯渠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4月1日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双方代表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美蒋求和的阴谋彻底破产。这是我党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和谈会上发言接着，周恩来又对《协定草案》各个款项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张治中发言。他表示愿就中共所提出的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