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2月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十二兵团）及华东、中原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共约120万人，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的统一领导下，准备于三四月间发起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国民党军，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及苏南、皖南、浙江、赣北、鄂北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毛泽东密电总前委
早在围歼黄维时的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电示由刘伯承、陈毅参加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在黄维兵团歼灭后，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战役结束后的休整计划，进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
毛泽东将渡江作战方针的初步意见提交总前委讨论。此电报机密度极高，只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责成邓小平在开会时给粟裕、谭震林一阅，阅后烧毁。
毛泽东的方针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华野、中野同时休整，同时举行渡江作战，“渡江以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省，江西一部”。
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歼。17日，毛泽东电示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当晚，刘、陈、邓驱车去华野指挥所。淮海总前委第一次举行全体会议，议题却是渡江。
19日，刘、陈北上，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已是1948年底，此时，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
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实施中央的方针和任务，中原局于1月底在商丘召开了扩大会议，华野前委也于1月中旬和2月底在徐州北面的贾汪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
陈毅从中央南返，1月22日在徐州附近与粟裕会面，同去贾汪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这就是第一次贾汪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于1月中旬召开，由陈毅传达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的内容，并于25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作了报告。参加贾汪会议的干部，讨论了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49年的任务和陈毅的报告。会议通过学习和讨论，作出了《关于拥护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任务决议的决议》，确定了1949年的6项任务。
商丘会议和贾汪会议
1949年1月26日，陈毅赶往商丘会见了邓小平。
陈、邓决定立即召开中原局扩大会议，此会即为“商丘会议”。
商丘会议于1月29日召开，开了3天。会议由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他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
邓小平着重结合中原同党政军机关工作中和干部中的某些思想情况，主要是对在新解放区和城市中执行政策上的右倾现象，进行了检查，批评了某些干部对形势认识上的右倾思想和开始出现的麻痹情绪以及盲目轻敌的错误思想，帮助广大干部树立敢于渡江作战，敢于向全国进军的信心和不怕任何困难的决心。
1949年春，根据战争的发展和向全国进军的需要，全军各部队遵照进军的需要，陆续进行整编。原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分别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其他部队也先后进行了整编。这是我军某部正在召开整编大会邓小平号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进行整训，从思想、物质和军事方面为渡江作战做好准备，还号召中原局全体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兢兢业业搞好工作，努力生产，拿出最大的力量巩固和建设解放区，做好横渡长江的后勤保障。
商丘会议后，陈毅、邓小平又在2月8日召开总前委会议，中原局的负责人都参加，具体研究了渡江的问题、渡江的部署，拟以三野全军和二野1个兵团共5个兵团的兵力，采取从江阴扬中、南京中西、芜湖东西、铜陵贵池、安庆东西，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战法。
二野中的另两个兵团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最先突破部队渡江钳制。
这种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部署后来没有很大变化，为以后《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奠定了基础。渡江时间初定3月底，会议考虑的，这时节雨季未来，春汛未发。
就在2月8日这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二野和三野发了一个电报，即“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原来，在2月4日，总前委以二野和三野司令部的名义，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报告了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军队正在加紧休整，后勤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在充分准备之后，两大野战军准备把渡江作战时间，由4月提前到3月。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此报告在电报中作了答复：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都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担负在自己身上。
复电还指出：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横渡长江进军江南以后，要占领许多城市和广大的乡村。中央特别强调研究农村，学习农村政策。南方的农村和北方老区的农村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在新区工作，会遇到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学习。
复电特别注意强调学习城市工作，指出如果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将来解放江南的广大城市以后，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
第三野战军辖15个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是淮海战役前夕，陈毅司令员驱车前往参加研究、部署作战问题的第一次贾汪会议。
因此，复电要求二野和三野，一方面不放松渡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在2月和3月两个月内，加紧休整和学习政策，又由于国民党此时正发动和平攻势，我党不得不认真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这样一来，总前委提前渡江的计划，就向后推迟了。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这个电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电报。这个电报不仅发给了第二野和三野，同时发给了各野战军和各中央局。这个电报所提出的问题，是全国党、政、军工作的方向和重心，即全党的工作即将发生转折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月以后，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党的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就作为全党的决议定了下来。
这个重要电报发到二野后，二野在商丘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结合进行了贯彻。三野前委根据中央电报的指示精神，又在贾汪召开了第二次临时扩大会议，即第二次贾汪会议。
2月11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此时，刘伯承由石家庄到了商丘，刘、陈、邓会商后，陈毅于13日赴徐州，再次召开三野第二次贾汪会议。接着，按中央指示，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也移驻徐州，和总前委、三野前委在一起布置南进渡江。刘、邓、饶、粟、谭等也来到徐州。
第二次贾汪会议于2月18日开始。19日，陈毅作了党的新区政策的报告。当晚，他和谭震林召集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预备命令。
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100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第二天，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正在讨论，毛泽东走了进来。众人纷纷站起身，给毛泽东让座。
毛泽东坐下后说：“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你们对今后的军事形势有什么看法？”
“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100多万军队的方式，不外有天津、北平、绥远3种。可是，如果我们同国民党和谈成功，那么将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呢？”
毛泽东语调平缓地说：“我们希望全面和谈成功，不过啊，对国民党不能抱有过高的希望。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党中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再打内战了，所以要我说，今后全面和平不能成功，但局部的和平还是存在的。你们对各种问题要灵活掌握，争取多用北平的方式解决敌人。”
毛泽东在作报告
邓小平说：“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更是这样。您的这一席话对我们在渡江作战中很有指导。”
毛泽东笑了笑，用手一指陈毅说：“是陈毅逼出来的哟，他上次来向我们要干部，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干部。现在为你们南下，好几个月只准备了53000多个干部，远远不够用。”
陈毅也笑道：“这下够用喽，我们两个野战军，再加上地方武装，有100多万人。”
毛泽东对邓小平、陈毅说：“你们要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慢慢地实行这种任务的转化。我们过去是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我们要开始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你们到南方去作战，要先占领城市，后占乡村。”
为了适应向全国进军的需要，我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1948年11月1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批示，于1949年春实行统一编制：
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当年6月份组成第一、第二兵团。），辖7个军；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兼司令员和政委。
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三、四、五等3个兵团共9个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
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等4个兵团共15个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饶漱石任政委。
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等4个兵团共12个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
华北的第一、二、三兵团依次编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共9个军；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华北军区3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加上各军区所辖的5个军，此时全军共16个兵团57个军。
在这次会议后，即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和军委机关迁往北平。
总前委首长商议渡江大计
1949年3月下旬，总前委进驻蚌埠南郊孙家圩子。渡江会议就在这大半是土墙茅舍的村庄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主持会议，他首先说：“陈老总、谭震林同志和我这次去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渡江问题特别关心，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从今天起，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渡江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长江与黄河不同，长江的港汊很多，特别是我们三野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故入江的出口较多。虽然蒋匪近来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唯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非架设及增修桥梁，部队不易通过，对部队展开运动阻碍大。所以渡江作战，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具体详尽地组织侦察，以利于部队行动。”
“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地为了增加土地面积等方面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移动较大。如南通狼山原距江岸数里，现在则由江水冲至山麓。”
“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均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此等沙洲多沙质。沙洲可利用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此外，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以便提高作战技能。”
“过去，二野、三野都进行过渡黄河作战，但黄河是‘面恶心善’，长江则是‘面善心恶’。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江水因月亮对地球的吸引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
第二野战军辖9个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这是1949年进军大西南时的第二野战军指挥部。左起：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刘伯承司令员“长江的船民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比如说，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船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平放于饭碗上，而应另放桌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言乱说，不得丝毫紊乱，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民们禁止枪打，不得惹祸；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经过一番研究后，邓小平说：“长江有长江的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
粟裕接过话头说：“渡江看来不是很简单的。过去我几次渡过江，但那都是在有敌情顾虑下的小规模偷渡，与这次大规模强渡不同。敌人在长江南岸构筑了许多工事，有些要塞还相当坚固，如京浦以东至海门有吴淞、江阴、马垱、江宁等要塞，这些要塞不太容易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