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于能不能登上对岸，首先可以不进攻这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间为宜。”
陈毅说：“我很同意小平同志刚才说的，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将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说：“1947年，我们大军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可是，这几天刘老总正在组织部队向江北岸开进，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不过他有一份针对长江的渡江作战研究，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听。”
“刘老总可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的，他对军事理论很有研究。我在这里照本宣科，你们可要好好听哦！”邓小平风趣地说。
刘伯承在文中写道：“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加风篷；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偷渡；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刘伯承在文章的开头就抛出一大堆问题，像一把把钩子勾住了在座司令们的心。刘伯承在文章中又说道：
“（一）敌人会估计到我们一路从西安直取重庆，一路沿平汉路取武汉，一路沿津浦路攻南京，一路沿运河攫取京沪之线，因此他们必须从四川防到上海，数千里江防，守备必然困难，只能作重点主要线的防御。果如此，则空隙甚大，利于我们主要方向作佯渡，吸引敌人，主渡正面选择于甲乙重点之间的薄弱地段，抗战时期偷渡长江就常用此法。我们的基本战法是采取宽大正面的、数百公里的、同一时间的、夜间横渡。这样就能打乱敌人的防御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些部队遭受阻碍，但大部分，如组织周密，准备充分，可以强渡成功。
“（二）敌人为节约兵力，必然加强辅助防御，可能在薄弱处和估计渡江地段，敷设水雷，加强对河岸的封锁，采用日伪军时期的做法，在沿江做竹篱笆，每距数里设筑碉堡、高坝、缩小交通港口、封锁消息、隔绝南北交通，岸上可能埋设地雷，所有船只紧靠南岸行驶。为此，我们必须学会破障的方法。
“（三）关于渡江工具问题。先头部队必须大部使用摩托工具，以求迅速登岸，估计敌人可能将北岸市镇港口摩托渡河器材搬走，我们数个兵团同时渡江，此项工具必然不够，因此除有者须积极加以修配，组织技术人员训练外，还须作第二种准备，即须注意缴获收集控制，即使是商人贸易船只，亦不准走开，或拆卸埋藏，应尽行登记听候调用。同时准备一批装备附件，于必要时即拆卸部分汽车及其他可用的引擎备用。大量工具主要依靠于北岸支流、湖泊、港口，加强对渡船、生意船、渔船等的征用，其次是第一梯队登陆胜利后，南岸船只放过来，这个工具问题成为强渡准备之中的主要工作，必须立即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进行调查统计及作使用上的思想准备。
“（四）敌必将使用仅存的飞机活跃于长江的上空，这个问题亦不可忽视。但敌人的矛盾不能克服的是飞机太少，长江太长了，将置重点于哪一段呢？为此我们仍有很多可利用的条件：一个是夜间渡河，使飞机减低效能；一个是我们控制了整个北岸，很多支流港湾均可集结工具与隐蔽部队，采取一切消极手段减少损害，但另一种办法是所有高射武器及轻重机枪，有组织地进行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这主要是使用于白天以保卫我之渡河工具及码头与部队集结地区（据了解敌人飞机已不多，且已过时，原在徐州的三大队只有18架飞机，现已去南昌）。部队于准备过程中均可作专门演习。
“（五）如何对付敌人的舰艇？敌人可能会将商轮征作战艇及巡逻之用，加上海军的军舰，如此则数量当不是少数，但是商船缺少作战装置，对我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调查、鉴别，并对部队进行教育。敌人的防线太长，力量必然分散，如不分散，我们就专钻空子，这是敌人无法弥补的困难。我们以夜间渡河可使敌人此种武器大半失效，夜间视界困难，我们的渡河工具下水以后如水鸥样浮游目标，故炮火命中困难。另外我还有几种手段对付之，我以无数炮兵分队（可用不过江的部队所属炮兵）分置于一、二日行程之处，在我一翼或两翼行警戒，测好距离，不论日夜只要发现敌之舰队即行射击。以钳制威胁作第一线掩护。”
邓小平一口气念了许多，下面的兵团司令们个个听得入了迷，这些事有些是他们近些天一直苦于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
可是，书到精彩处，邓小平突然止住，他笑着摆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老总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脚忙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大伙儿这才笑着合上笔记本，活动活动手指。
总前委扩大会开了四五天，参谋处将会议纪要整理成《京沪杭作战纲要》，经邓、陈审阅，最后由邓小平修改定稿。
渡江时间是如何确定的
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专门找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初步定下了4月10日为发起渡江的时间。
3月下旬的渡江会议初步确定的基本内容是：
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于4月15日开始渡江。二野的第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35万人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
三野之七、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金河口之间渡江；
三野之八、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
三野4个兵团共15个军65万人（加上四野的第十二兵团部队，我投入渡江战役的兵力达120余万大军）。
渡江成功后，中、东两路统归粟裕指挥。
负责领导指挥渡江战役的总前委成员。左起：粟裕（委员）、邓小平（书记）、刘伯承（常委）、陈毅（常委）、谭震林（委员）这样部署，其关键在于中、东两路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
会议还强调，也要考虑到敌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缩集结兵力以攻击我一路的可能，所以必须做好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
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去合肥东南瑶岗村。各突击集团指挥部也分赴桐城、无为、泰州。
但是，渡江的日期，以及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却颇费斟酌，这些问题，在指挥中枢的陈毅是有责任多作考虑的。
不久之后，由于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有进展，国民党有签字的可能，如能签字，则战斗渡江可成为和平渡江，意义很大。但毛泽东估计渡江时间必将因此而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拟将邓小平、陈毅等人组成的总前委拟定的4月15日推迟到4月底至5月初。为此，毛泽东电询总前委：这样推迟，有何不利？
渡江时机，这正是邓小平、陈毅着重要掌握好的主要环节之一。他们立即搜集各方意见，并亲自作调查。意见都相当严峻：
二野：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且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三野：4月下旬起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也已困难。
总前委本身调查的结果是：5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至于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
于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向毛泽东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坚持政治斗争必需，又充分考虑渡江客观情况之下，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
毛泽东在电文中还特别指示邓小平、陈毅：“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和陈毅却有不同看法。他们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和各兵团党委作了指示。完全不回避“为了谈判”，而是正面说清楚渡江与谈判的关系。这是一篇充分相信干部并致力提高觉悟的好文章。确是邓小平、陈毅的风格。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对方不执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后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份电文邓小平、陈毅于4月12日下达并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毛泽东充分尊重邓小平、陈毅的意见，于4月14日复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此后，关于渡江时间，又经过多次反复商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终于在4月18日9时作出了决定：“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邓小平亲拟的战役实施纲要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赋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的任务是，如果南京政府不愿意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就应打过长江去，捣毁国民党的老巢——解放南京，解放上海、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和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然后乘胜向东南各省进军，进而解放全中国。
为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具体组织指挥二野和三野主力以及四野的先遣兵团即第十二兵团，江汉军区、桐柏军区、鄂豫军区等3个军区作战。要求以上部队按照总前委的统一部署，协同作战。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坐镇合肥司令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敌人的江防特点和兵力部署，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如下：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拟制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甲、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4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18个军49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金、衢、徽地区者计有6个军23个师。可作机动使用者，大约有4个到5个军。
乙、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
丙、判断于我渡江成功之后，可能产生的敌军变化是：
（一）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五）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丁、我军的作战纲领：
（一）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二）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丙项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
（三）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四）如敌实行第一方案，则应集结三野4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京沪上的决战方面，而以二野之1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敌实行第二方案，则可改以二野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
（五）如敌实行第三方案，则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三野全力负责解决沪、杭、无锡地带之敌。
（六）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二野解决南京，三野解决沪、杭。在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