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平稳而又洪亮的声音，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聆听者一致称赞这是一篇出色的“就职演讲”，人民政府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至应注意克服的倾向，都全面而深刻地进行了阐述。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觉得，刘伯承的施政报告一如他打仗时发布的作战命令，敌情、我情、任务、条件、薄弱环节，交代得清清楚楚，使人完全明白以后该怎样去执行和落实。另外一部分来自地下党的干部，则为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对政情民风的了解而深深折服。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南京市长遴选得人！南京的治理与建设大有希望！
三位老帅齐聚总统府，他们站在蒋介石办公室桌前，都感慨万千。邓小平说，蒋介石就是在这里，发动了全面内战，使数百万军民无辜死于战火。陈毅接着说，蒋介石这个头号战犯当之无愧。刘伯承接着说，我们站在这里，就像到了杀人魔窟，马上就要把此地变成人民政府的办公地。
紧接着，他们三人环视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里是201号室，共有3间。东为蒋介石的休息室和卫生间。休息室不大，内放一张藤椅。卫生间的地面贴有特制的蓝白相间的马赛克，与国民党旗的青天白日色调相一致。墙体贴白瓷砖，配有美国进口的浴缸、洗脸池和抽水马桶。装修简洁，做工精细。中间一间为总统会客室，四周均是嵌入墙体的博古架和文件柜。正中悬木叶吊扇，四周挂磨砂吊灯。西一间为办公室，墙体全部嵌入博古架。大套间的对面，是一个小套间，布局与大套间相似。两间带一卫生间，但只有橱柜而没有博古架。卫生间的地砖也是彩色的，整个格调与总统办公室套间截然不同。据说，这是蒋介石为他的夫人准备的。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在这里办公。当了代总统，他也很知趣，没有往201号搬。
顾祝同上海作战会议检讨江防失败之原因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是1949年春国民党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全国大陆而拼凑起来的一条军事防线。它西起三峡口外的宜昌，东至长江入海口的横沙，全长1800余公里，是世界战争史上依托江河设置的最长的一条防线。
国民党方面大肆吹嘘这条防线，说它是“比马其顿防线还要坚固的现代陆海空立体防线”，“可代替300万军队”作战。
他们认为“共军一无军舰，二无飞机，仅靠一些人工摇橹划桨的木船，要渡过长江天险，那比登天还难”。
然而，当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后，仅用不到36小时，这条“固若金汤”的立体防线就被撕开了一个800余公里的大口子。
1949年4月中下旬的渡江战役中，京沪杭地区蒋军被歼总计：7个军部、19个整师、3个独立团、非正规军有1个旅、3个总队、1个团、1个要塞炮兵总台、1个守备大队、2个水警分局。以上各部估计约30万人。
长江防线一触即溃，使国民党内的一些大员也感到意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顾祝同又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这次会议不是研讨上海防务，由于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会上首先向汤恩伯发难，所以形成了追查长江防线崩溃责任的会议。
一开始，汤恩伯遮遮掩掩，推脱搪塞，不想把事实真相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后来被追得没了退路，才拿出蒋介石的手令。据当事人记述：
会议一开始，顾祝同的开会报告还没完，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即抢先起立说：“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上次再三说，敌人一定从荻港渡江。如果把我军主力集中在京沪铁路沿线上，不但南京被包围无法固守，而且浙赣大门开放，敌可长驱直入，连各机关逃走都没有部队保护。何况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是预备跳海吗？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
他气呼呼地一边说着，一边两手扯军服衣襟的下边，猛向左右两边一撕，把军服上五颗扣子拉断了线，扣子飞满了会场，接着大声哭着说：“我不干了，我不再当军人了！”这时全场惊愕，顾祝同安慰他说：“蔡厅长，你沉静一点，有话慢慢说。”
汤恩伯马上愤怒地站起来，指着蔡说：“你这个小孩子懂得什么！”（汤曾当过军校大队长，蔡系其学生，有师生之谊）
1945年10月，汤恩伯在南京与蒋介石合影
蔡怒斥汤说：“你还有脸摆出你的老师臭架子来吗？军校学生再没有一个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没有哪一个人再承认你是个军人了！”
汤追问：“军人应该怎么样？不是要服从命令吗？”
蔡说：“是呀！我一个小厅长算不得什么，可是我以总长名义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服从？”
“别吵了！”汤恩伯大声断喝，随即拿出蒋介石的手令。
汤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有总裁命令的，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你们来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
他把手中的一张纸晃了晃，接着宣读蒋介石的命令，内容大要是说：上海存有约值3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命令吴国祯请假，由陈良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负责利用大批轮船将全部金银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后，准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匪”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抵台湾，则唯汤恩伯、陈良是问。
大家听了蒋介石亲笔手令后，都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汤恩伯又说：“因为金银数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陈如初（陈良）怕我守不住，每船装重了一点，以至‘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洋面触礁覆沉，因而我和陈如初都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惩办。你小孩子知道我的困难吗？依你的计划，主力分散到浙赣沿线，上海守不到必要的时间，试问这责任由谁负？”
汤恩伯又接着说：“奉命保守机密，不敢随便泄露。今天不是这小子发狂（指蔡文治），我还不给你们看的。算了吧！总裁无意久守上海牺牲实力，只要金银运完就了事。这责任由我来负。你们这些长官、同事们先请到广东吧，免得在此碍我的手脚，必要时还要保护你们。”当时连平日以含蓄修养见称的顾祝同也为之面红耳赤，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次会议彻底暴露了长江防线顷刻崩溃的根本原因。蒋介石在部署长江防线的时候，就埋下了崩溃的因素，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腐朽，注定了长江防线的迅速崩溃。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从军事角度深究，国民党军队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致命因素决定了其防线必然迅速土崩瓦解的趋势。军事评论家曹剑波指出：
（一）防线过长，兵力不足，部署不当。
在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国民党共部署了40个军、115个师约70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江防部队只有81个师，平均每个师的防御正面宽达222公里，国民党军1个师大体需抗击人民解放军2个师。
防线长，兵力少，素质差。国民党军理应集中重点守备那些最便于解放军突破和登岸、及登岸后又最便于解放军大兵团展开并向纵深扩张战果的地方。
以长江下游而论，长江由西南流向东北，流经南京、镇江后折向东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弧。新港以下约150公里的地段江面宽达10余公里，风浪高达50余厘米，不便于大部队渡江作战。
新港以上，特别是芜湖以上，江面宽均在2公里以内，湾道多、小岛多，北岸有许多湖泊与大江相通，便于解放军隐蔽渡船，便于解放军利用湾道与江心洲突破敌人防御；而南岸湖泊较少，便于大兵团渡江后扩张滩头阵地，并向纵深穿插。国民党军理应把防守重点放在新港以上地区，特别是安庆至芜湖与镇江至江阴地段。因解放军一旦在这两地段突破长江防线，很容易利用长江向北弯曲的弧形，对芜湖、马鞍山、南京和镇江地区的国民党达成战役上的合围之势。
然而，国民党军却在安庆至芜湖200公里的地段上只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担任第一线防御。而且，这10个师中有7个师是由打仗比较滑头的西北军将领刘汝明指挥的非蒋系部队，另一个军，即第八十八军虽是蒋嫡系部队，却是被歼后新组建的部队，可是在新港以东不便于我军渡江的那150余公里地段上，国民党却部署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
（二）机构层次多，指挥紊乱，贻误战机。
国民党的指挥系统十分庞杂，担任长江防务任务的陆海空军各有一套指挥系统，谁也指挥不了谁，没有军兵种战役协同计划，各特种兵也未与第一线守备部队建立直接支援关系，完全靠层层申请才能得到炮兵和海、空军的火力支援。正因如此，在解放军渡江的整个突破过程中，敌江防部队指挥紊乱，火力不协调，难以发挥整体效应。
国民党军的指挥层次多，各军、师上面有绥区司令部，兵团、绥区、警备司令部上面有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司令部，有的兵团上面又加设了一个绥靖公署司令部，各绥区、兵团、警备区同时还受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指挥，正在编练的军和师除了受编练司令部指挥外，还要受作战方向上的绥区和兵团司令部指挥。重叠烦琐的指挥机构使国民党军令出多头，无所适从，加之通信联络不畅，上情下达，下情上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传递。
例如解放军4月20日晚开始渡江，消息传到汤恩伯耳中时已是21日上午，我军已突破了枞阳至裕溪口地段的防线。汤恩伯急令第二线部队向前增援，阻止我军渡江，命令传到第二线部队时已是下午，解放军已占领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敌二线部队有的正在被歼击之中。
4月21日晚，解放军东集团主力在江阴地区渡江，敌江阴要塞的部队已经起义，而负责向该方向增援的第五十四军到22日中午才得知解放军已经渡江，结果先头一个师在向前机动的途中被解放军包围歼灭。
（三）三军分离，各自为政，自保实力。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另一原因是三军分离，各自为政，各怀私心，自保实力。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不仅汤恩伯指挥不动，就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也指挥不动，而海、空军的舰船、飞机，只听本系统长官的指挥，陆军根本调不动他们。陆军需要海、空军支援时，必须逐级申请，最后由海、空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国民党军中，就连嫡系部队之间，也是以邻为壑，自保实力，见死不救的，根本没有什么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概念。
4月22日，人民解放军一部已进到南京对岸的浦口、浦镇地区。身为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尚在南京。他不但不令停泊在笆斗山江面的第二舰队40艘舰艇以舰炮火力支援守军作战，反而令舰队司令林遵把舰队带出长江口，并许愿只要把舰队带出去了，就保举林遵为海军副总司令。因而，尽管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和军舰，但没有合同作战的意识，也是无济于事的，立体防线不过是种虚幻的梦境而已。
（四）消极防御，单纯防守，被动待毙。
消极防御历来是兵家所忌。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没有一个有头脑的军事家赞成消极防御的。渡江战役中，国民党在兵力上虽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海、空军方面却占据着独家垄断的绝对优势。如果国民党军能够利用这种优势，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的方针，至少可以给解放军制造很多麻烦，延缓长江防线崩溃的时间。
例如，可以利用空军袭击解放军深远纵深集结的船只，利用海军的舰炮和防线上的岸炮突击解放军浅近纵深中隐蔽在江湾、汊河中的船只，破坏解放军的渡江准备，这在当时解放军没有空军，防守力量薄弱，没有海军，不能与敌舰在水上作战，正面太宽，火炮不能封锁整个长江江南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然而，从解放军推进到长江北岸起，到解放军全面突破长江防线止，国民党的空军未能对解放军集结在内湖、汊河上的船只造成过严重的威胁；国民党的海军舰艇多分散于整个长江江面上，只负责一般的巡逻任务，没有集中舰队，以强大的舰炮火力突击我在江北的渡江设施。在整个长江防线上，除了地面部队积极构筑江防工事，设置江防障碍物外，海、空军好像无事可做。
这种单纯防守，缺少陆、海、空协同作战的消极防御，是国民党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又一重要原因。